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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毛泽东选择“一边倒”，并且赶走了司徒雷登和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从外交的角度看，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从巩固新政权的角度看，在冷战背景下三国四方的地缘博弈中，这的确是最现实的选择。
阻止中苏结盟的老美
1948年底，随着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丧失大陆统治权几成定局。当时美国在华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在中共取得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其在华权益。二是认为中共的胜利意味着苏联可能会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因而出于冷战的考虑要尽量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
据此，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根据中国形势判定：“美国必须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苏之间和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寻找机会，培植一支最终能够与中共较量的新生力量，来阻止中共与苏联的结盟。”
美国打算通过一软一硬两种手段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软手段是利用其经济地位与中共发展经济关系，加深中国对日本和西方的贸易依赖，并设法利用中苏矛盾离间中苏关系，阻止二者结盟。硬手段是拿“承认新政权”的问题做文章，迫使中共保证其在华特权。
但很显然，毛泽东对发展中美关系没什么太大兴趣。而相对于对美国的高度警惕和并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承认，毛泽东对获得苏联的立即承认和支持抱有极高的期待。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就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可见，毛泽东对苏联的承认是非常在意并充满期待的。
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
本来毛泽东对美国就没什么好感，一则从香港传回来的消息更是彻底激怒了毛泽东，促使毛必欲除美国而后快。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华分社报告，美国记者雷文和声称：“美国国务院目前之中心工作在于如何在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就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和青岛有驻军权。”
为此，美国务院的办法是：保留所有美国在中国之经营机关及人员，而不撤退；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和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以及支持联合政府中非共产分子等。
报告称：“雷在香港频繁与民盟及其他中间人士接触，多方考察各民主人士与我关系，并且着重强调组成有效反动派之重要。”毛泽东阅后极为愤怒，当即批给书记处全体成员传阅。他写道：“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从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在政治上，中共巩固和扩大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唆使中国“中间势力”混入革命阵营，号召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在军事上、思想上做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第三，在经济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第四，在关于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第五，在具体策略上，为了避免给美国以干涉的口实，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及有关外国驻华机构，并且要求保护美英等国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美国虽然想与中共改善关系，但其始终无法摆脱因意识形态形成的对中共政权的偏见，恰在此时，中共在沈阳和南京等地又与美国使领馆发生了摩擦。
司徒雷登让毛泽东彻底绝望
尽管中共和美国都已经对改善关系不再抱有希望，但双方仍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互接触，这是因为双方都还对彼此有所需求：中共方面一方面是根据斯大林“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化解美国出兵干涉的风险；美国方面则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并离间和破坏可能出现的中苏同盟。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拿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等多国使节并未跟随国民党南下，而是都留在南京没有动，这历来被视为美国向中共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但司徒雷登之所以决定留下，他考虑更多的还是一系列利益问题。
不过，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双方进行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不但没有消除多少敌意，反而使双方芥蒂更深。因为双方的诉求相差实在太远。
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定。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内政。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司徒雷登甚至要求中共“不实行共产主义、不与苏联結盟等”，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
同时，其秘书傅泾波也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这些都让中共无法容忍。正是这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中共领导人彻底打消了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
“一边倒”外交政策
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接触之际，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由于斯大林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对苏联带来的巨大利益，决定给予中共全面支持，因而这次访问大获成功。
苏联对中共而言显然是强有力的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显示中共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的决心，另一方面为了彻底打击国内可能被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基础”，警告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自由主义分子”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这样中共确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全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同盟”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美国政府在华势力。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美国驻华人员开始逐步撤离中国。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携傅泾波一行8人离开中国返美。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为此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对美国进行严厉批驳。
1949年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罪对其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全部在华领事馆，并撤走所有政府人员。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使得中美的敌对更加尖锐和持久，中美关系由此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阻止中苏结盟的老美
1948年底，随着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丧失大陆统治权几成定局。当时美国在华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在中共取得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其在华权益。二是认为中共的胜利意味着苏联可能会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因而出于冷战的考虑要尽量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
据此，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根据中国形势判定：“美国必须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苏之间和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寻找机会，培植一支最终能够与中共较量的新生力量，来阻止中共与苏联的结盟。”
美国打算通过一软一硬两种手段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软手段是利用其经济地位与中共发展经济关系，加深中国对日本和西方的贸易依赖，并设法利用中苏矛盾离间中苏关系，阻止二者结盟。硬手段是拿“承认新政权”的问题做文章，迫使中共保证其在华特权。
但很显然，毛泽东对发展中美关系没什么太大兴趣。而相对于对美国的高度警惕和并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承认，毛泽东对获得苏联的立即承认和支持抱有极高的期待。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就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可见，毛泽东对苏联的承认是非常在意并充满期待的。
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
本来毛泽东对美国就没什么好感，一则从香港传回来的消息更是彻底激怒了毛泽东，促使毛必欲除美国而后快。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华分社报告，美国记者雷文和声称：“美国国务院目前之中心工作在于如何在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就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和青岛有驻军权。”
为此，美国务院的办法是：保留所有美国在中国之经营机关及人员，而不撤退；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和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以及支持联合政府中非共产分子等。
报告称：“雷在香港频繁与民盟及其他中间人士接触，多方考察各民主人士与我关系，并且着重强调组成有效反动派之重要。”毛泽东阅后极为愤怒，当即批给书记处全体成员传阅。他写道：“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从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在政治上，中共巩固和扩大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唆使中国“中间势力”混入革命阵营，号召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在军事上、思想上做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第三，在经济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第四，在关于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第五，在具体策略上，为了避免给美国以干涉的口实，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及有关外国驻华机构，并且要求保护美英等国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美国虽然想与中共改善关系，但其始终无法摆脱因意识形态形成的对中共政权的偏见，恰在此时，中共在沈阳和南京等地又与美国使领馆发生了摩擦。
司徒雷登让毛泽东彻底绝望
尽管中共和美国都已经对改善关系不再抱有希望，但双方仍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互接触，这是因为双方都还对彼此有所需求：中共方面一方面是根据斯大林“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化解美国出兵干涉的风险；美国方面则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并离间和破坏可能出现的中苏同盟。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拿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等多国使节并未跟随国民党南下，而是都留在南京没有动，这历来被视为美国向中共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但司徒雷登之所以决定留下，他考虑更多的还是一系列利益问题。
不过，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双方进行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不但没有消除多少敌意，反而使双方芥蒂更深。因为双方的诉求相差实在太远。
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定。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内政。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司徒雷登甚至要求中共“不实行共产主义、不与苏联結盟等”，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
同时，其秘书傅泾波也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这些都让中共无法容忍。正是这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中共领导人彻底打消了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
“一边倒”外交政策
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接触之际，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由于斯大林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对苏联带来的巨大利益，决定给予中共全面支持，因而这次访问大获成功。
苏联对中共而言显然是强有力的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显示中共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的决心，另一方面为了彻底打击国内可能被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基础”，警告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自由主义分子”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这样中共确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全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同盟”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美国政府在华势力。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美国驻华人员开始逐步撤离中国。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携傅泾波一行8人离开中国返美。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为此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对美国进行严厉批驳。
1949年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罪对其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全部在华领事馆，并撤走所有政府人员。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使得中美的敌对更加尖锐和持久，中美关系由此彻底走进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