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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其发生发展总是离不开物质形态的决定作用。但艺术又是人类独有的实践活动，其发展也必然离不开价值观的指导和影响—无论是个体的艺术创作与批评活动，还是大众的艺术欣赏与传播活动。在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实践中，如何科学地判定艺术价值，如何正确认识各种艺术形态与其背后所纠缠的精神世相，或许邹跃进的《新中国美术史》能为我们厘定某些艺术乱象，甚至为建构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提供一条路径。
对我们每一个从事艺术特别是美术创作、美术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在不长的生命旅程里，为我们呈现了《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艺术导论》、《毛泽东时代美术》等一部部精品。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则更为明晰地提供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艺术价值观的一条路径。
《新中国美术史》在研究内容上虽未独辟蹊径，主要是以新中国美术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上有很大突破，形成了以新中国形象为研究核心的基本思路，比较好地揭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新中国美术史》还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出发，描述、分析和阐释了新中国美术的某些热点、重点及难点问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跃进先生并不对艺术行为进行正误判断，也不对审美价值作出高低评价，而只从历史事件、人物、作品、观念等史实出发，去理解美术工作者的想法、观念和动机，而这正是我们建构社会主义核心艺术价值观的基本出发点和关键点。
《新中国美术史》对于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甚至自己的曾经过往都极有裨益。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可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也可以反映出一定时期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宗教观点、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且还可以反映人们的各种梦想、情感、情绪、愿望、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新中国美术史》既是“新中国形象的表达和象征”，更是人们对新中国认识和理解的总体思想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历史，美术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识、理解和希望而展开。或者说，“新中国美术史与新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正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动员艺术家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形象，而自觉、主动参与建构起来的”。
众所周知，一个科学发展的艺术评价体系可以端正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形象，可以强化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也可以凸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而要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艺术评价体系，一定评价标准的形成堪称关键。但评价又从来不是客观的，从本质上来说，艺术的评价就是一种文化的立场，关键在于特定的文化立场是否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合理性和美学的洞察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传统的艺术形式和主流的艺术观念都有继承与创新，且不断彰显时代精神和当代性的传统经验；如何让借鉴与吸收的艺术形式和观念相互消化与融合，是不断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艺术民族化过程中必然要思考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品格和时代品格，不能忽略中国自身的长处及“中国式”的审美情趣，必须牢固树立文化艺术思潮与民族生存、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密切联系的观点。
在当前物质多样、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语境中，在文化艺术发展和实践中，要助推中国当代艺术和谐持续发展，充分满足人民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一观照之下，兼收并蓄古今中外艺术之精华，挖掘并建构属于中华儿女共同的艺术价值观，即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的艺术方向，也是邹跃进先生一生实践的明证。
跃进先生还有一本巨作尚未完成—《20世纪中国美术史》。21世纪在发展，新世纪美术史也只有由我们这些后来者即这些建构艺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来续写，让我们沿着他走过的路不断前行，不断进步！
对我们每一个从事艺术特别是美术创作、美术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在不长的生命旅程里，为我们呈现了《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艺术导论》、《毛泽东时代美术》等一部部精品。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则更为明晰地提供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艺术价值观的一条路径。
《新中国美术史》在研究内容上虽未独辟蹊径，主要是以新中国美术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上有很大突破，形成了以新中国形象为研究核心的基本思路，比较好地揭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新中国美术史》还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出发，描述、分析和阐释了新中国美术的某些热点、重点及难点问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跃进先生并不对艺术行为进行正误判断，也不对审美价值作出高低评价，而只从历史事件、人物、作品、观念等史实出发，去理解美术工作者的想法、观念和动机，而这正是我们建构社会主义核心艺术价值观的基本出发点和关键点。
《新中国美术史》对于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甚至自己的曾经过往都极有裨益。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可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也可以反映出一定时期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宗教观点、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且还可以反映人们的各种梦想、情感、情绪、愿望、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新中国美术史》既是“新中国形象的表达和象征”，更是人们对新中国认识和理解的总体思想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历史，美术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识、理解和希望而展开。或者说，“新中国美术史与新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正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动员艺术家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形象，而自觉、主动参与建构起来的”。
众所周知，一个科学发展的艺术评价体系可以端正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形象，可以强化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也可以凸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而要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艺术评价体系，一定评价标准的形成堪称关键。但评价又从来不是客观的，从本质上来说，艺术的评价就是一种文化的立场，关键在于特定的文化立场是否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合理性和美学的洞察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传统的艺术形式和主流的艺术观念都有继承与创新，且不断彰显时代精神和当代性的传统经验；如何让借鉴与吸收的艺术形式和观念相互消化与融合，是不断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艺术民族化过程中必然要思考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品格和时代品格，不能忽略中国自身的长处及“中国式”的审美情趣，必须牢固树立文化艺术思潮与民族生存、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密切联系的观点。
在当前物质多样、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语境中，在文化艺术发展和实践中，要助推中国当代艺术和谐持续发展，充分满足人民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一观照之下，兼收并蓄古今中外艺术之精华，挖掘并建构属于中华儿女共同的艺术价值观，即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的艺术方向，也是邹跃进先生一生实践的明证。
跃进先生还有一本巨作尚未完成—《20世纪中国美术史》。21世纪在发展，新世纪美术史也只有由我们这些后来者即这些建构艺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来续写，让我们沿着他走过的路不断前行，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