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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我告诉他，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
“父亲的去世对我而言是很深很深的痛”，在新书《前沿故事》的发布会现场，水均益谈到了于2004年突然离世的父亲水天明，“他生前对我，对我的这本书都很挂念。”17年后再版《前沿故事》，水均益还特别加入了一篇“私货”——《怀念父亲》，在文中，他深情回忆了父亲在世时的点滴往事，并感叹：“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
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父親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父亲的离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最小的一个哥哥要差将近9岁，我跟我最大的一个哥哥差15岁，也就是说，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的关爱。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时不常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到我这儿，却是个例外，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我分析，可能是因为我出生之后，家里家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变，父亲的内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十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中国进入了特殊时期。由于爷爷的历史背景和“右派”帽子，父亲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五七干校、蹲牛棚、批斗等等的遭遇接踵而至。经历了这般人生的磨难，父亲对人生、对家庭、对子女的看法肯定有了很多的变化，再加上整天的要应对各种“运动”，疲惫不堪。那个时期，只要有可能，父亲都会多花一些时间来陪我或者关心我一下，甚至有时候特意带我出去玩儿。
在我记忆里，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的父亲特别的高大、威武。
一件事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爷爷被划为“大右派”，号称“甘肃省头号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几乎人人都受到牵连，受到冲击。我的几个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肃省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劳动改造，甚至关在牛棚。到了我这一辈，自然也很难幸免于难。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难迈过的门槛，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不仅低人一等，还需要夹着尾巴生活。
我一上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孙子。刚开始是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没过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击的对象。经常有别的小孩嘴里喊着“地主崽子”，从后面向我扔石头、砖块。有一天，在放学路上，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堵在一个街角里暴打了一顿。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的样子，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家，正告他们的家长下不为例。不仅如此，第二天，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找到了学校领导和那几个同学所在班的班主任老师。结果，在学校老师和我父亲的见证下，那几个同学被排成一行当面给我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在我眼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
父亲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能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代给学生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听过我父亲的课，不过不是他最擅长的俄语，而是中国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是在西北大学专修的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的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父亲被安排到北京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科学校培训了几年。在那之后几十年里，一个主修中文和历史的本科生却终身以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为主业，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按照原来的计划，父亲他们“俄专”那帮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还要去俄罗斯深造，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俄语的大学教授却从来没有机会去俄罗斯看看，这一直是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在父亲退休后我本打算安排父亲和母亲去俄罗斯旅游，但由于囊中羞涩和其他一些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而且是在他同辈人当中比较少见的那种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气质的人。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我读大学期间，他除了在俄语系当老师以外，还兼任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当时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教职员工分房子，因此也没少得罪人）和兰大戏剧社的荣誉社长。我大二那年，他带着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排演了打倒“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老人家还自告奋勇在剧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父亲平时说话嗓门很高，属于我们兰州话叫“大话悬（喧）天”的那种高调激昂。他热爱生活，炒得一手好菜。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鱼香肉丝非我父亲做的莫属。他爱喝两盅，据说他小时候我爷爷就用筷子蘸点酒喂他嘴里，可谓“童子功”。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生活费。即便是那样，只要有条件，他隔三岔五就会到我家巷口的杂货铺打上二两很便宜的散装高粱酒，有时候还会喝醉——在那样一个年代，借酒浇愁也算是老人家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境遇的一种排遣吧。当然，酒精既帮助他熬过了黑暗的岁月，但最终也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医生的说法）。 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
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爬兰州的五泉山。2000年，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我二话没说立刻飞回兰州。下了飞机，我直奔医院，大夫告诉我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一個主要血管堵了，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我问怎么办，大夫说要做介入手术，必要的话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在今天，心脏手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吓人的事儿了，可是在2000年那会儿、在我老家兰州，这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手术。慎重起见，我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会诊，确定治疗方案。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两位北京来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先静养十几天，把状况稳定住，然后再做介入手术，放支架。其中一位专家还慷慨地答应做手术的时候她再来兰州，亲自主刀。
在那之后的近一个月，我基本上就是在兰州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父亲这次突发心脏病，拉响了我们家庭的警报，也让我生平第一次真真实实地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会离我而去。而这，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很不幸，我的担心在四年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在父亲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仰望夜空，写下了下面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
各位长辈，各位亲戚朋友，各位来宾，我是水均益，是水天明先生最小的儿子。受我妈妈以及哥哥姐姐的委托，今天我在这里说几句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是受家人的委托，但我所要表达的只能代表我个人对我敬爱的父亲的一片深情。我微薄的言语最多只能是家里家外、方方面面对父亲绵绵不绝之哀思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站在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也是最艰难的一个时刻。恐怕没有人能体会对我来讲这痛苦是多么的巨大。我的父亲，41年前，他给了我生命，41年来，他养育了我，他帮助我长大，他教会了我人生的真谛，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然而，41年后，他却走了，而且，走的是那么突然……
爸爸走了，没有人相信，妈妈不相信，叔叔姑姑不相信，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相信，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敦敦哥不相信，他在电话里大叫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爸爸走了，走得既坚强又潇洒。在他弥留之际，留给我的是一个轻轻的握手。没有温度，没有力量，然而在这冰凉柔弱之中，我知道，他告诉我的是又一次坚强。因为谁会想到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
爸爸真的走了，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他那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号楼203室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妈妈身边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小虎，今个的节目很好，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
昨夜，仰望星空，冥冥之中，我知道，其实父亲并没有走，他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照片一样，长留在蓝天碧水之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那样的光明、晴朗、浩荡；也如同他80年灿烂而不屈的生命历程一般，那样的乐观、爽朗、善良。我爱我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您——天水之间的水天明。那一夜，那样的夜空，我永远忘不了。今天，我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我告诉他，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
“父亲的去世对我而言是很深很深的痛”，在新书《前沿故事》的发布会现场，水均益谈到了于2004年突然离世的父亲水天明，“他生前对我，对我的这本书都很挂念。”17年后再版《前沿故事》，水均益还特别加入了一篇“私货”——《怀念父亲》，在文中，他深情回忆了父亲在世时的点滴往事，并感叹：“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
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父親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父亲的离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最小的一个哥哥要差将近9岁，我跟我最大的一个哥哥差15岁，也就是说，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的关爱。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时不常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到我这儿，却是个例外，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我分析，可能是因为我出生之后，家里家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变，父亲的内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十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中国进入了特殊时期。由于爷爷的历史背景和“右派”帽子，父亲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五七干校、蹲牛棚、批斗等等的遭遇接踵而至。经历了这般人生的磨难，父亲对人生、对家庭、对子女的看法肯定有了很多的变化，再加上整天的要应对各种“运动”，疲惫不堪。那个时期，只要有可能，父亲都会多花一些时间来陪我或者关心我一下，甚至有时候特意带我出去玩儿。
在我记忆里，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的父亲特别的高大、威武。
一件事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爷爷被划为“大右派”，号称“甘肃省头号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几乎人人都受到牵连，受到冲击。我的几个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肃省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劳动改造，甚至关在牛棚。到了我这一辈，自然也很难幸免于难。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难迈过的门槛，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不仅低人一等，还需要夹着尾巴生活。
我一上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孙子。刚开始是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没过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击的对象。经常有别的小孩嘴里喊着“地主崽子”，从后面向我扔石头、砖块。有一天，在放学路上，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堵在一个街角里暴打了一顿。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的样子，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家，正告他们的家长下不为例。不仅如此，第二天，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找到了学校领导和那几个同学所在班的班主任老师。结果，在学校老师和我父亲的见证下，那几个同学被排成一行当面给我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在我眼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
父亲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能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代给学生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听过我父亲的课，不过不是他最擅长的俄语，而是中国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是在西北大学专修的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的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父亲被安排到北京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科学校培训了几年。在那之后几十年里，一个主修中文和历史的本科生却终身以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为主业，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按照原来的计划，父亲他们“俄专”那帮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还要去俄罗斯深造，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俄语的大学教授却从来没有机会去俄罗斯看看，这一直是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在父亲退休后我本打算安排父亲和母亲去俄罗斯旅游，但由于囊中羞涩和其他一些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而且是在他同辈人当中比较少见的那种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气质的人。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我读大学期间，他除了在俄语系当老师以外，还兼任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当时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教职员工分房子，因此也没少得罪人）和兰大戏剧社的荣誉社长。我大二那年，他带着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排演了打倒“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老人家还自告奋勇在剧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父亲平时说话嗓门很高，属于我们兰州话叫“大话悬（喧）天”的那种高调激昂。他热爱生活，炒得一手好菜。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鱼香肉丝非我父亲做的莫属。他爱喝两盅，据说他小时候我爷爷就用筷子蘸点酒喂他嘴里，可谓“童子功”。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生活费。即便是那样，只要有条件，他隔三岔五就会到我家巷口的杂货铺打上二两很便宜的散装高粱酒，有时候还会喝醉——在那样一个年代，借酒浇愁也算是老人家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境遇的一种排遣吧。当然，酒精既帮助他熬过了黑暗的岁月，但最终也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医生的说法）。 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
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爬兰州的五泉山。2000年，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我二话没说立刻飞回兰州。下了飞机，我直奔医院，大夫告诉我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一個主要血管堵了，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我问怎么办，大夫说要做介入手术，必要的话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在今天，心脏手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吓人的事儿了，可是在2000年那会儿、在我老家兰州，这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手术。慎重起见，我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会诊，确定治疗方案。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两位北京来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先静养十几天，把状况稳定住，然后再做介入手术，放支架。其中一位专家还慷慨地答应做手术的时候她再来兰州，亲自主刀。
在那之后的近一个月，我基本上就是在兰州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父亲这次突发心脏病，拉响了我们家庭的警报，也让我生平第一次真真实实地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会离我而去。而这，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很不幸，我的担心在四年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在父亲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仰望夜空，写下了下面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
各位长辈，各位亲戚朋友，各位来宾，我是水均益，是水天明先生最小的儿子。受我妈妈以及哥哥姐姐的委托，今天我在这里说几句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是受家人的委托，但我所要表达的只能代表我个人对我敬爱的父亲的一片深情。我微薄的言语最多只能是家里家外、方方面面对父亲绵绵不绝之哀思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站在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也是最艰难的一个时刻。恐怕没有人能体会对我来讲这痛苦是多么的巨大。我的父亲，41年前，他给了我生命，41年来，他养育了我，他帮助我长大，他教会了我人生的真谛，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然而，41年后，他却走了，而且，走的是那么突然……
爸爸走了，没有人相信，妈妈不相信，叔叔姑姑不相信，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相信，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敦敦哥不相信，他在电话里大叫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爸爸走了，走得既坚强又潇洒。在他弥留之际，留给我的是一个轻轻的握手。没有温度，没有力量，然而在这冰凉柔弱之中，我知道，他告诉我的是又一次坚强。因为谁会想到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
爸爸真的走了，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他那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号楼203室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妈妈身边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小虎，今个的节目很好，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
昨夜，仰望星空，冥冥之中，我知道，其实父亲并没有走，他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照片一样，长留在蓝天碧水之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那样的光明、晴朗、浩荡；也如同他80年灿烂而不屈的生命历程一般，那样的乐观、爽朗、善良。我爱我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您——天水之间的水天明。那一夜，那样的夜空，我永远忘不了。今天，我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我告诉他，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