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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颖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的女大学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奠基人之一，是我的博士导师张斌贤老师的导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吴式颖口述史》的撰写工作，和吴老师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和吴老师频繁接触的那段时间，对我的人生观、职业观和婚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本文试图描述和吴老师相处过程中的几件小事情，记录吴老师对我的人生产生的积极影响，希望能为他人提供一些借鉴，有更多的人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
和吴老师相处的过程中，吴老师为人为学的品格和精神对我的影响不胜枚举，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况我从吴老师身上学到并且持续从中获得力量的品质，一定是吴老师认真严谨的精神。
吴老师曾说：“我年轻时候曾留学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我非常珍惜工作的日子，要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混日子的习惯。”
“不混日子”并不是一句多么惊天动地的誓言，但难的是坚持，难的是把一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难的是一辈子保持这种习惯。而吴老师就是那个坚持了一辈子的人。
吴老师于20世纪50年代赴苏联国立彼得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习，学成归国后于1957年进入中央教科所工作。1957年之后的二十年，全国先后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吴老师的学术事业发展时断时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政治环境日趋稳定，吴老师才得以潜心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吴老师在外国教育史领域做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吴老师生于1929年， 1978年时已经近50岁。50岁不是一个年轻的年纪，更谈不上是开始干一番事业的最好年纪。正是“任何时候都不混日子”的认真态度，支持吴老师在年近半百时仍然向前冲，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吴老师常说，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赶上了社会运动，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大环境，所以非常珍惜稳定的大环境，想要做点事情，不辜负了这个时代。
在口述史研究期间，我见证了吴老师八十五岁开始学习信息技能的过程，直观感受到吴老师对“不混日子”习惯的坚持。口述史研究刚开始的时候，吴老师手写修改我们输入电脑中的稿子。后来，随着稿件反复次数的增多和修改内容的增加，吴老师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的手写板功能。一段时间之后，吴老师开始用电脑键盘练习打字。在逐渐熟悉电脑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吴老师会自己尝试解决，一些解决不了的会记录下来，积攒一段时间后给我电话，寻找解决办法;如果电话不能解决，我会直接去吴老师家，当面解决。经过一两年的练习，吴老师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汉语输入法，并且在电脑上直接进行书稿修改和写作，实现了从“菜鸟”向“熟手”的转变。打字技能的习得需要多次反复练习，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心。吴老师在八十多岁的年龄都愿意习得一項新的工作技能，我等晚辈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有什么理由不迎难而上呢？
吴老师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赴苏联留学，是新中国公派留学生中较早的一批。出发之前，刘少奇同志接见了所有留学生，其中一句话让吴老师非常震撼，每一个留学生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相当于国内好几百个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吴老师感受到肩负的责任，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优异成绩完成任务，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
吴老师在苏联学习的四年时间中，一心扑在学业上，只想多学知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吴老师和我描述过在苏联留学时的生活：每天早晨九点开始上课，中午两三点之后进入图书馆学习，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图书馆关门，关门之后回到宿舍开始自己做饭，基本上都是晚上十二点左右吃饭，饭后还会继续看书和学习。
吴老师在苏联求学四年，没有回国一次，并不是不思念祖国和亲人，而是为了省下往返的机票钱购买更多的图书，更是为了省下路上的时间，多读书充实自己。四年之后回国，吴老师的行囊中最多的东西是成册成套的俄文原版教育学图书。这些图书极大地丰富了新中国外国教育的文献，为我国开展苏联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在苏联生活了四年的留学生，吴老师对当地的风景胜地很陌生，就连最著名的贝加尔湖也没有去过。吴老师有一次聊天时候跟我说，年轻时候忙于学业，现在年纪渐长，如果再不去以后更没有机会了，所以非常想去贝加尔湖看看，想在湖面上听听那首著名的曲子《贝加尔湖》。2015年前后，在巨瑛梅老师的帮助下，吴老师联系了旅行团准备随团去俄罗斯旅游，但是由于旅行社的失误，出行没有成功。非常遗憾。吴老师谈起这件事情时有点无奈地说，算了，这辈子不再想了。
吴老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喜欢社交，少量的社会交往也是“以文会友”，聚集一些有共同学术旨趣的人，探讨文章和学术研究。吴老师退休之后的生活更是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我们处在一个高度物质化、重名利的时代，面临喧嚣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各样的诱惑，吴老师非常淡定。她名气大，却不为名气所累。吴老师常常会收到许多不同的邀请，但吴老师几乎一概谢绝，以便赢得时间，潜心学问。
吴老师为人低调和谦和，在我和吴老师相处中的几件小事中可以略窥一斑。
我能够成为“张斌贤老师所有的学生中和吴老师接触最多的一个”得益于参与《吴式颖口述史》的编写工作。然而，伴随着口述史工作的推进，和吴老师逐渐熟悉，吴老师才对我说起最初对口述史这个项目的不认同。吴老师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个人的历史是千万个人中的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和可圈点之处，这几十年也做了些事情，但是事情都是大家干的，是集体的功劳，不是她一个人的。可是，这项工作是教育学部的统一安排，应该服从领导的工作要求，吴老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一、“没有混日子的习惯”
和吴老师相处的过程中，吴老师为人为学的品格和精神对我的影响不胜枚举，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况我从吴老师身上学到并且持续从中获得力量的品质，一定是吴老师认真严谨的精神。
吴老师曾说：“我年轻时候曾留学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我非常珍惜工作的日子，要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混日子的习惯。”
“不混日子”并不是一句多么惊天动地的誓言，但难的是坚持，难的是把一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难的是一辈子保持这种习惯。而吴老师就是那个坚持了一辈子的人。
吴老师于20世纪50年代赴苏联国立彼得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习，学成归国后于1957年进入中央教科所工作。1957年之后的二十年，全国先后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吴老师的学术事业发展时断时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政治环境日趋稳定，吴老师才得以潜心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吴老师在外国教育史领域做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吴老师生于1929年， 1978年时已经近50岁。50岁不是一个年轻的年纪，更谈不上是开始干一番事业的最好年纪。正是“任何时候都不混日子”的认真态度，支持吴老师在年近半百时仍然向前冲，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吴老师常说，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赶上了社会运动，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大环境，所以非常珍惜稳定的大环境，想要做点事情，不辜负了这个时代。
在口述史研究期间，我见证了吴老师八十五岁开始学习信息技能的过程，直观感受到吴老师对“不混日子”习惯的坚持。口述史研究刚开始的时候，吴老师手写修改我们输入电脑中的稿子。后来，随着稿件反复次数的增多和修改内容的增加，吴老师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的手写板功能。一段时间之后，吴老师开始用电脑键盘练习打字。在逐渐熟悉电脑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吴老师会自己尝试解决，一些解决不了的会记录下来，积攒一段时间后给我电话，寻找解决办法;如果电话不能解决，我会直接去吴老师家，当面解决。经过一两年的练习，吴老师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汉语输入法，并且在电脑上直接进行书稿修改和写作，实现了从“菜鸟”向“熟手”的转变。打字技能的习得需要多次反复练习，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心。吴老师在八十多岁的年龄都愿意习得一項新的工作技能，我等晚辈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有什么理由不迎难而上呢？
二、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报国热情
吴老师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赴苏联留学，是新中国公派留学生中较早的一批。出发之前，刘少奇同志接见了所有留学生，其中一句话让吴老师非常震撼，每一个留学生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相当于国内好几百个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吴老师感受到肩负的责任，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优异成绩完成任务，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
吴老师在苏联学习的四年时间中，一心扑在学业上，只想多学知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吴老师和我描述过在苏联留学时的生活：每天早晨九点开始上课，中午两三点之后进入图书馆学习，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图书馆关门，关门之后回到宿舍开始自己做饭，基本上都是晚上十二点左右吃饭，饭后还会继续看书和学习。
吴老师在苏联求学四年，没有回国一次，并不是不思念祖国和亲人，而是为了省下往返的机票钱购买更多的图书，更是为了省下路上的时间，多读书充实自己。四年之后回国，吴老师的行囊中最多的东西是成册成套的俄文原版教育学图书。这些图书极大地丰富了新中国外国教育的文献，为我国开展苏联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在苏联生活了四年的留学生，吴老师对当地的风景胜地很陌生，就连最著名的贝加尔湖也没有去过。吴老师有一次聊天时候跟我说，年轻时候忙于学业，现在年纪渐长，如果再不去以后更没有机会了，所以非常想去贝加尔湖看看，想在湖面上听听那首著名的曲子《贝加尔湖》。2015年前后，在巨瑛梅老师的帮助下，吴老师联系了旅行团准备随团去俄罗斯旅游，但是由于旅行社的失误，出行没有成功。非常遗憾。吴老师谈起这件事情时有点无奈地说，算了，这辈子不再想了。
三、淡泊名利、低调谦和
吴老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喜欢社交，少量的社会交往也是“以文会友”，聚集一些有共同学术旨趣的人，探讨文章和学术研究。吴老师退休之后的生活更是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我们处在一个高度物质化、重名利的时代，面临喧嚣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各样的诱惑，吴老师非常淡定。她名气大，却不为名气所累。吴老师常常会收到许多不同的邀请，但吴老师几乎一概谢绝，以便赢得时间，潜心学问。
吴老师为人低调和谦和，在我和吴老师相处中的几件小事中可以略窥一斑。
我能够成为“张斌贤老师所有的学生中和吴老师接触最多的一个”得益于参与《吴式颖口述史》的编写工作。然而，伴随着口述史工作的推进，和吴老师逐渐熟悉，吴老师才对我说起最初对口述史这个项目的不认同。吴老师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个人的历史是千万个人中的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和可圈点之处，这几十年也做了些事情，但是事情都是大家干的，是集体的功劳，不是她一个人的。可是，这项工作是教育学部的统一安排，应该服从领导的工作要求，吴老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