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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从来不回避他对于边缘人格的爱慕,他说正是这些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听到“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开幕的消息,第一时间还是想起他2008年年初吸毒被拘。去年9月11日上映的《达达》算是公共艺术家张元重新开始的一个新起点。如果从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个人筹资独立拍摄《妈妈》算起,《达达》正好是张元从影20周年的一个纪念。
而如果从《妈妈》1990年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算起,2010年也是其导演生涯中具有节点意义的年份——1999年的《过年回家》标志着张元正式走向“地上”,此前10年他和崔健、余华、王小波、朱文、王朔等人的合作见证了1990年代的文艺变迁;此后10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再次出发,张元筹拍新片《有种》——与他1993年以摇滚明星崔健为主角拍摄的中国首部独立影片《北京杂种》“一脉相承”,聚焦的是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10位主角是他1月25日至27日从200多名网络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当时开列的条件包括“不在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工作,即使是在小餐馆里稳定地打工也不行”、“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越躁动越好”。张元试图通过这个艺术计划发现“现在‘80后’真正的生活”。
10位入选者包括歌者、同性恋、整容者、僧侣、车行伙计等,当然也包括据说是一视同仁地从招募中选拔出的《达达》中的“80后”成都女孩儿、张元女友李昕芸。《有种》的剧本还在修改中,但张元言之凿凿地表示“肯定要公映”。
入选的电影主角们的照片构成了3月14日至4月11日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的“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与此同时,UCCA将集中放映张元从影以来的全部电影作品。
其实,摄影系出身的张元在早期纪录片《广场》、《疯狂英语》中也担任过自己的摄影;2007年12月11日至2008年1月10日,他在上海首次举行了个人摄影展“影像透视中国——张元镜头下的一个时代”(正是这个影展结束前一天的凌晨发生了吸毒被拘事件),集中展出《广场》、《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和《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等作品的相关图片。
聚焦亚文化人群的近似性自然让人会从《有种》想到《北京杂种》。可即使是和拍《北京杂种》时就“一起混过来”的画家刘小东对话时,张元也不愿意或者说讲不出时隔17年的这两代中国青年的差异,只是觉得如今这些“80后”的生存艰辛超过自己的想象。
我屡屡质疑,担心他挑选的这些“80后”遮蔽了年轻一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频频出现在影展中的文身、香烟、小猫、吉他等还是有符号化嫌疑,而张元始终强调《有种》需要的是有倾诉欲和一定表演功力的“80后”。
20余年来,张元频繁参加的国际电影节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大Party”,“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的开幕式也一样喧闹,来的多是把他和刘小东当明星而非艺术家的年轻人,观众无法从海报上那个全是文身图案的青年男子的背影中看到太多“80后”一代当下的生活真相,但当他们被迫侧耳倾听每组照片中对应的视频传出的主人公自述时,“倾听”的隐喻在这一刻便被赋予了真诚的价值。
张元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处于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但每到采访最后又忽然有一个小高潮。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没有主动提及“吸毒”二字,但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到,他说:“他们(娱乐记者)很多人就只关心你吸不吸毒”。
为拍摄更具代表性的普通人,张元称接下来还会拍“基层党支部”。
饱经沧桑的年轻人
《新民周刊》:我想听听这次10组被拍摄对象以及其他应征者的故事。
张元:那太多了。首先,这些来参加的人不论是他们的情感状态还是生存状态,都比我想的要严峻得多。他们很多人已经饱经沧桑,虽然才二十四五岁,可能已经做了十几份工作,有的人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很出轨的事情。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比我们当时的生活要好一点。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包括就业,有很多问题,都特别困难。
《新民周刊》:200多个人来应征,你的标准是什么?
张元:就是他要传递美给我,或者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特质,不管是纯净的还是复杂的,是娇媚的还是雄壮的,只要能传达一种年轻的美给我,那我就要选择。实现这个艺术的东西,第一步就是实现在图片上,在固定的影像上出现,有的时候图片是很残酷的,它的残酷就在于它虽然是静止的,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每个人流动的故事。
《新民周刊》:李昕芸之前是你2009年新片《达达》的女主角,她会和其他入选的9组人接受同样的挑选标准吗?
张元:有3个人是自己跳到摄像机前面去说话的,一个是我的摄像师牛涵,还有一个是司机小曾。李昕芸一直在帮我们接待这些人,后来自己也走到了镜头前面去讲述。
李昕芸讲的是她和她父亲的一个感情关系,还有她和猫的故事。她的故事和形象本身的特质使我最后肯定,她是“80后”这种状态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听她的故事。她的这些故事我也没听过,人有真正地把自己经历的悲伤或者是心里的故事与大家分享的愿望。
《新民周刊》:拍摄的过程呢?
张元:每天要工作大概15到16个小时,我还想更深地去听他们的故事。
大年三十前一天,覃钰柯(入选者之一)给助理打来电话,他说他在北京整容医院。那天我和孔二狗还有李昕蕓、小曾,就一起开着车去了。医院都是空的,我们看到病房里只有覃钰柯一个人。那时候他的鼻子刚做完整容手术,还流着血。那一瞬间按下快门,我不需要听他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无数的情感和故事要对胶片说。
他对自己不满意,一是对自己的情感生活不满意,再一个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还有就是对于自己过去残缺不全的家庭不满意。
我觉得这些被拍的人已经是英雄了,我是记录这些英勇行为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就我所了解的“80后”,我不觉得你选的这些人多么有代表性。
张元:那我也很冒昧地跟你讲,我选的不是要有代表性的人,因为我不像你们做一个报纸或者杂志,要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人,我也不想要他们代表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够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我身边的“80后”其实有很多还是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如果你仔细倾听,他们的故事……
张元:之前已经有一个规定了,就是没有机会在大的国家机关里面工作的人,没有机会在大的企业里面工作的人,甚至你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也不希望你来。来的就是今天还处于一个动荡环境、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或者就靠自己这双手这点能力去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或者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不然我更没办法选了。
我特别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从来不回避他对于边缘人格的爱慕,他说正是这些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你千万别轻视这种人性表述的力量,现在全世界对北京的印象都是开幕式、闭幕式、大阅兵,还有你们每天出的很正式的社论和整个的大的新闻。在你们报道的同时,北京还生活着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是什么,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表达。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关注这些边缘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力?
张元:我始终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有一个基础点,人是平等的。我自己不太愿意用“边缘化”这个词,很多人都是在变化的。没有真正的边缘,边缘是我们人为的不宽容的一个概念。很多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心,实际上很可笑的。
“有种”就是觉得有劲
《新民周刊》:这10组人中居然有两个乐队?
张元: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乐队,他们的故事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南无”和“庙”都有很强的中国味道,都来自外地。当年拍《北京杂种》时,北京可能只有十几支乐队,据说在今天的北京已经有一万支(另说“几百支”)乐队。
这个选择,一个是出于他们的经历,再一个就是乐队表演的音乐的质感和乐队的水平。像“南无”,有一种佛教的感觉,而且表演上有很强的幽默感。“庙”也有中国风格,但是他们在某些表述上又很严肃。
《新民周刊》:你能解释一下新电影“有种”这个名字吗?
张元:不太想解释,我只是觉得有劲,而且和《北京杂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好听。
《新民周刊》:这次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孔二狗,他的书(“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系列)去年卖得特别火,为什么会选他作为一个合作的编剧?
张元:我和他的认识当然是通过看他的书了解他的。你像王朔写过《动物凶猛》,余华写过《许三观卖血记》,而孔二狗的这四本“黑道风云”,不仅记录了一种真实,也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情怀,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新民周刊》:到时候拍,是不是也会是纪实加剧情?
张元:可能,还不知道。
《新民周刊》:这次,UCCA的首席策展郭晓彦给你的评语是“用构图来解决我们对世界的选择”。据我所知,你在北影本来学的就是摄影,幼年患肾病和气喘时又跟着群艺馆的杨炳昌老师学画画;除了张健这样的“御用摄影师”,你其实也担任过自己电影《广场》、《疯狂英语》的摄影师。
张元:张健是我的班长,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下铺,所以合作也很多。
我平时摸照相机也没有快感,只是觉得它在作为我的工具的时候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喜欢各种各样的相机,我有一个照相机就够了。
我从小想做一个画家,做艺术家是我的一个梦想,也不知道做导演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电影的历史才一百多年嘛,今天拿起相机再去拍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的理想。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
《新民周刊》:你1989年从北影毕业,1999年的《过年回家》才终于走出“地下”,能不能讲讲你所经历的90年代?
张元:中国现在最有影响的艺术家过去都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不论是方力钧啊、刘小东啊、岳敏君啊,包括张晓刚啊,都可以说我们是一起混过来的。
像崔健啊,包括很多演员,他们第一次上银幕都是我选择的。就是说无形中见证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做的工作。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我们莫名其妙地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或者电影公司可以申请单片的电影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
《东宫,西宫》也是,这种题材当时是不可以说的。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那个时候《春光乍泄》还没有,《蓝雨》是几年之后才拍的。
社会还是在向着我们讲的人人平等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变得更能容忍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人了。如果倒回到“文革”,我们拍《北京杂种》这样一部电影可能会被枪毙,不是作品被枪毙,是人被枪毙。
《新民周刊》:90年代过去了这么多年,你们同辈的朋友,每个人的变化都挺大的,生活可能都有很残酷的一面。
张元: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而且起伏跌宕、分崩离析。《北京杂种》里面的一些人像臧天朔,现在在监狱里面,崔健还继续做他的演唱,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歌手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它的残酷性。这没有什么。但银幕在那一瞬间,都记录着他们非常奔放的青春。
今天回想那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可能会有些起伏,但是没有办法。
我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
《新民周刊》:自己的电影作品能为更多的公众在电影院里看到,心态上会有什么改变?
张元:没有什么变化,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手工作者,我是一个做电影的,和我过去一样。也可能观念不太一样,原来主要是针对国外观众,后来是国内观众;获取酬劳的方式不一样。
我带我女儿去看电影,她有时候一直捂着眼睛。你不分级,就会面临这种情况。这是不尊重孩子。有些电影是晦涩的,有些是暴力的,有些是情色的,不应该给孩子看。国外把这个级分得很清楚,我也不认为我的《東宫,西宫》是15岁以下的小孩可以看的,除了里面有色情的镜头外,还比较混涩,涉及权力、施虐、受虐、控制和被控制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不要那么早让孩子知道,他们还可以享受一段天真浪漫的时光。
《新民周刊》:这些年你参加了那么多国际影展,也做了那么多影展评委啊、主席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张元:它就像个Party一样,就像过几天节一样,一堆人看一些电影,最后给人评个奖,都是过眼烟云。也并不是哪个电影得了奖它就是真的最好的,不是,最好的电影在你心里;你喜欢哪个电影,你就会给哪个电影奖。
《新民周刊》:当年你启用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演员,像赵薇、李冰冰等,现在都是所谓的一线演员了。
张元:在我眼里,没有明星,只有好的演员。她成为明星,那就是明星吧。
《新民周刊》:我们有的时候对娱乐记者老有一个偏见,会觉得他们就只知道问……
张元:他们很多人就只关心你吸不吸毒,现在身体怎么样。
如果我算艺术家的话,可能算个公共艺术家,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我探讨的题目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探讨。我的思路还是现实主义的,带有社会人情面的。
《新民周刊》:你女儿会不会对电影什么的有兴趣?
张元:我想她以后会做一个艺术家。
《新民周刊》:李昕芸接纳她会有困难吗,她们彼此会接受对方吗?
张元:她们挺好的。
(吴梦楠和北师大纪录片博士赵谦以及UCCA姜潇、祝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听到“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开幕的消息,第一时间还是想起他2008年年初吸毒被拘。去年9月11日上映的《达达》算是公共艺术家张元重新开始的一个新起点。如果从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个人筹资独立拍摄《妈妈》算起,《达达》正好是张元从影20周年的一个纪念。
而如果从《妈妈》1990年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算起,2010年也是其导演生涯中具有节点意义的年份——1999年的《过年回家》标志着张元正式走向“地上”,此前10年他和崔健、余华、王小波、朱文、王朔等人的合作见证了1990年代的文艺变迁;此后10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再次出发,张元筹拍新片《有种》——与他1993年以摇滚明星崔健为主角拍摄的中国首部独立影片《北京杂种》“一脉相承”,聚焦的是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10位主角是他1月25日至27日从200多名网络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当时开列的条件包括“不在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工作,即使是在小餐馆里稳定地打工也不行”、“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越躁动越好”。张元试图通过这个艺术计划发现“现在‘80后’真正的生活”。
10位入选者包括歌者、同性恋、整容者、僧侣、车行伙计等,当然也包括据说是一视同仁地从招募中选拔出的《达达》中的“80后”成都女孩儿、张元女友李昕芸。《有种》的剧本还在修改中,但张元言之凿凿地表示“肯定要公映”。
入选的电影主角们的照片构成了3月14日至4月11日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的“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与此同时,UCCA将集中放映张元从影以来的全部电影作品。
其实,摄影系出身的张元在早期纪录片《广场》、《疯狂英语》中也担任过自己的摄影;2007年12月11日至2008年1月10日,他在上海首次举行了个人摄影展“影像透视中国——张元镜头下的一个时代”(正是这个影展结束前一天的凌晨发生了吸毒被拘事件),集中展出《广场》、《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和《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等作品的相关图片。
聚焦亚文化人群的近似性自然让人会从《有种》想到《北京杂种》。可即使是和拍《北京杂种》时就“一起混过来”的画家刘小东对话时,张元也不愿意或者说讲不出时隔17年的这两代中国青年的差异,只是觉得如今这些“80后”的生存艰辛超过自己的想象。
我屡屡质疑,担心他挑选的这些“80后”遮蔽了年轻一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频频出现在影展中的文身、香烟、小猫、吉他等还是有符号化嫌疑,而张元始终强调《有种》需要的是有倾诉欲和一定表演功力的“80后”。
20余年来,张元频繁参加的国际电影节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大Party”,“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的开幕式也一样喧闹,来的多是把他和刘小东当明星而非艺术家的年轻人,观众无法从海报上那个全是文身图案的青年男子的背影中看到太多“80后”一代当下的生活真相,但当他们被迫侧耳倾听每组照片中对应的视频传出的主人公自述时,“倾听”的隐喻在这一刻便被赋予了真诚的价值。
张元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处于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但每到采访最后又忽然有一个小高潮。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没有主动提及“吸毒”二字,但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到,他说:“他们(娱乐记者)很多人就只关心你吸不吸毒”。
为拍摄更具代表性的普通人,张元称接下来还会拍“基层党支部”。
饱经沧桑的年轻人
《新民周刊》:我想听听这次10组被拍摄对象以及其他应征者的故事。
张元:那太多了。首先,这些来参加的人不论是他们的情感状态还是生存状态,都比我想的要严峻得多。他们很多人已经饱经沧桑,虽然才二十四五岁,可能已经做了十几份工作,有的人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很出轨的事情。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比我们当时的生活要好一点。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包括就业,有很多问题,都特别困难。
《新民周刊》:200多个人来应征,你的标准是什么?
张元:就是他要传递美给我,或者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特质,不管是纯净的还是复杂的,是娇媚的还是雄壮的,只要能传达一种年轻的美给我,那我就要选择。实现这个艺术的东西,第一步就是实现在图片上,在固定的影像上出现,有的时候图片是很残酷的,它的残酷就在于它虽然是静止的,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每个人流动的故事。
《新民周刊》:李昕芸之前是你2009年新片《达达》的女主角,她会和其他入选的9组人接受同样的挑选标准吗?
张元:有3个人是自己跳到摄像机前面去说话的,一个是我的摄像师牛涵,还有一个是司机小曾。李昕芸一直在帮我们接待这些人,后来自己也走到了镜头前面去讲述。
李昕芸讲的是她和她父亲的一个感情关系,还有她和猫的故事。她的故事和形象本身的特质使我最后肯定,她是“80后”这种状态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听她的故事。她的这些故事我也没听过,人有真正地把自己经历的悲伤或者是心里的故事与大家分享的愿望。
《新民周刊》:拍摄的过程呢?
张元:每天要工作大概15到16个小时,我还想更深地去听他们的故事。
大年三十前一天,覃钰柯(入选者之一)给助理打来电话,他说他在北京整容医院。那天我和孔二狗还有李昕蕓、小曾,就一起开着车去了。医院都是空的,我们看到病房里只有覃钰柯一个人。那时候他的鼻子刚做完整容手术,还流着血。那一瞬间按下快门,我不需要听他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无数的情感和故事要对胶片说。
他对自己不满意,一是对自己的情感生活不满意,再一个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还有就是对于自己过去残缺不全的家庭不满意。
我觉得这些被拍的人已经是英雄了,我是记录这些英勇行为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就我所了解的“80后”,我不觉得你选的这些人多么有代表性。
张元:那我也很冒昧地跟你讲,我选的不是要有代表性的人,因为我不像你们做一个报纸或者杂志,要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人,我也不想要他们代表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够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我身边的“80后”其实有很多还是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如果你仔细倾听,他们的故事……
张元:之前已经有一个规定了,就是没有机会在大的国家机关里面工作的人,没有机会在大的企业里面工作的人,甚至你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也不希望你来。来的就是今天还处于一个动荡环境、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或者就靠自己这双手这点能力去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或者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不然我更没办法选了。
我特别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从来不回避他对于边缘人格的爱慕,他说正是这些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你千万别轻视这种人性表述的力量,现在全世界对北京的印象都是开幕式、闭幕式、大阅兵,还有你们每天出的很正式的社论和整个的大的新闻。在你们报道的同时,北京还生活着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是什么,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表达。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关注这些边缘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力?
张元:我始终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有一个基础点,人是平等的。我自己不太愿意用“边缘化”这个词,很多人都是在变化的。没有真正的边缘,边缘是我们人为的不宽容的一个概念。很多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心,实际上很可笑的。
“有种”就是觉得有劲
《新民周刊》:这10组人中居然有两个乐队?
张元: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乐队,他们的故事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南无”和“庙”都有很强的中国味道,都来自外地。当年拍《北京杂种》时,北京可能只有十几支乐队,据说在今天的北京已经有一万支(另说“几百支”)乐队。
这个选择,一个是出于他们的经历,再一个就是乐队表演的音乐的质感和乐队的水平。像“南无”,有一种佛教的感觉,而且表演上有很强的幽默感。“庙”也有中国风格,但是他们在某些表述上又很严肃。
《新民周刊》:你能解释一下新电影“有种”这个名字吗?
张元:不太想解释,我只是觉得有劲,而且和《北京杂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好听。
《新民周刊》:这次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孔二狗,他的书(“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系列)去年卖得特别火,为什么会选他作为一个合作的编剧?
张元:我和他的认识当然是通过看他的书了解他的。你像王朔写过《动物凶猛》,余华写过《许三观卖血记》,而孔二狗的这四本“黑道风云”,不仅记录了一种真实,也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情怀,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新民周刊》:到时候拍,是不是也会是纪实加剧情?
张元:可能,还不知道。
《新民周刊》:这次,UCCA的首席策展郭晓彦给你的评语是“用构图来解决我们对世界的选择”。据我所知,你在北影本来学的就是摄影,幼年患肾病和气喘时又跟着群艺馆的杨炳昌老师学画画;除了张健这样的“御用摄影师”,你其实也担任过自己电影《广场》、《疯狂英语》的摄影师。
张元:张健是我的班长,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下铺,所以合作也很多。
我平时摸照相机也没有快感,只是觉得它在作为我的工具的时候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喜欢各种各样的相机,我有一个照相机就够了。
我从小想做一个画家,做艺术家是我的一个梦想,也不知道做导演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电影的历史才一百多年嘛,今天拿起相机再去拍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的理想。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
《新民周刊》:你1989年从北影毕业,1999年的《过年回家》才终于走出“地下”,能不能讲讲你所经历的90年代?
张元:中国现在最有影响的艺术家过去都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不论是方力钧啊、刘小东啊、岳敏君啊,包括张晓刚啊,都可以说我们是一起混过来的。
像崔健啊,包括很多演员,他们第一次上银幕都是我选择的。就是说无形中见证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做的工作。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我们莫名其妙地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或者电影公司可以申请单片的电影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
《东宫,西宫》也是,这种题材当时是不可以说的。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那个时候《春光乍泄》还没有,《蓝雨》是几年之后才拍的。
社会还是在向着我们讲的人人平等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变得更能容忍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人了。如果倒回到“文革”,我们拍《北京杂种》这样一部电影可能会被枪毙,不是作品被枪毙,是人被枪毙。
《新民周刊》:90年代过去了这么多年,你们同辈的朋友,每个人的变化都挺大的,生活可能都有很残酷的一面。
张元: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而且起伏跌宕、分崩离析。《北京杂种》里面的一些人像臧天朔,现在在监狱里面,崔健还继续做他的演唱,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歌手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它的残酷性。这没有什么。但银幕在那一瞬间,都记录着他们非常奔放的青春。
今天回想那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可能会有些起伏,但是没有办法。
我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
《新民周刊》:自己的电影作品能为更多的公众在电影院里看到,心态上会有什么改变?
张元:没有什么变化,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手工作者,我是一个做电影的,和我过去一样。也可能观念不太一样,原来主要是针对国外观众,后来是国内观众;获取酬劳的方式不一样。
我带我女儿去看电影,她有时候一直捂着眼睛。你不分级,就会面临这种情况。这是不尊重孩子。有些电影是晦涩的,有些是暴力的,有些是情色的,不应该给孩子看。国外把这个级分得很清楚,我也不认为我的《東宫,西宫》是15岁以下的小孩可以看的,除了里面有色情的镜头外,还比较混涩,涉及权力、施虐、受虐、控制和被控制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不要那么早让孩子知道,他们还可以享受一段天真浪漫的时光。
《新民周刊》:这些年你参加了那么多国际影展,也做了那么多影展评委啊、主席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张元:它就像个Party一样,就像过几天节一样,一堆人看一些电影,最后给人评个奖,都是过眼烟云。也并不是哪个电影得了奖它就是真的最好的,不是,最好的电影在你心里;你喜欢哪个电影,你就会给哪个电影奖。
《新民周刊》:当年你启用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演员,像赵薇、李冰冰等,现在都是所谓的一线演员了。
张元:在我眼里,没有明星,只有好的演员。她成为明星,那就是明星吧。
《新民周刊》:我们有的时候对娱乐记者老有一个偏见,会觉得他们就只知道问……
张元:他们很多人就只关心你吸不吸毒,现在身体怎么样。
如果我算艺术家的话,可能算个公共艺术家,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我探讨的题目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探讨。我的思路还是现实主义的,带有社会人情面的。
《新民周刊》:你女儿会不会对电影什么的有兴趣?
张元:我想她以后会做一个艺术家。
《新民周刊》:李昕芸接纳她会有困难吗,她们彼此会接受对方吗?
张元:她们挺好的。
(吴梦楠和北师大纪录片博士赵谦以及UCCA姜潇、祝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