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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几个主要部分谈的都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真正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很多矛盾也就解决了。我认为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转轨、经济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问题，经济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首先，上述问题都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包括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现在有一种看法，无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无论学界、政界还是社会公众，都觉得强政府比弱政府好、大政府比小政府好。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转轨，把政府扔到一边，普京的治国方略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强化政府作用。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社会基础上，百姓有一种天然的强政府观念，这是与中国一脉相承的。中国更是如此，这几年虽然经济高速增长，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一直没有非常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中，或者在目前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究竟应起什么样的作用，是强化还是弱化。实际上现在政府的作用是在不断强化的，这跟我们改革的初衷和先前的设想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种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一切领域里重新集权的趋势，也许在短期内是保障了我们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保障了我们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是不是以此就能够说对我们这样一个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强政府比弱政府好？我觉得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公众是欢迎强政府的，政府要给我解决福利问题、政府要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等等。当然不满也很多，但遇到问题时还是要找政府。究竟如何看待在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的政府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但是对中国来讲现在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政策和利益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地区差异，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通过地方政府实现的。宏观调控也好，政府投资也好，很多具体东西的实施都是通过地方政府这只手在具体运作的。有时候，中央一级政府即使真想调控，但是执行不下去，下去以后就面目全非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由于他自己的财政体制、考核机制的问题，财权、事权的关系，由于中央與地方权力、责任、利益不清，或者扭曲，地方政府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的GDP搞上去。所以我觉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我们现在的法治环境下、经济体制下，究竟怎么处理他们的关系？是围绕中央集权，把权力重新放到中央政府，还是建立地方政府自我约束机制，这个机制又怎么来，靠现有的秩序行不行？我觉得法治的市场经济当然包括依法明确和依法调整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法治和垄断的问题。目前国家强势的具体体现就是垄断权力的扩张，实际上这也是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基础，包括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垄断部门的地位和权力过大等问题。说起来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靠“中”字头的大企业带来的。中石油一家的市值就一万多亿美元，大大高于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四五千亿美元，甚至超过俄罗斯全国的GDP，中国工商银行也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当然其中有泡沫，但也说明垄断性国有企业强势不变。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发展有多少全是靠这个撑起来的。一旦泡沫破灭，受损害的首当其冲还是中国。我觉得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格局下，要有一个定位，所谓国家垄断究竟垄断什么？如何限制垄断者的权力，仅靠法治够不够，靠什么样的法治？垄断集团目前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非常强，一个大公司的声音和影响力甚至大于全国的普通百姓。譬如，燃油税说了十几年，就是做不下去，大家都知道是利益集团在作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立法？如何法治？弄不好立出来的就是恶法，以法治强化了既有的不合理格局。恶法比无法更坏。这些问题不解决，光是一个法治的经济也未必管用。当然，法治本身就应包括立法的民主程序、立法的基础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法治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没有问题，也切中要害。但是如果市场经济没有道德基础，光靠这么几个条条框框的法规、制度来调整，未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把非正式制度（文化、道德等）看做是正式制度（法规）的基础，是很有道理的。说到底，中国市场经济要健康地发展，除了法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道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价值、信仰等等，这方面跟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再严格的法治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既缺法治，更缺乏道德。究竟用什么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道德基础？我觉得“儒家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有可供考虑的地方，可能是比较现实和可行的。
首先，上述问题都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包括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现在有一种看法，无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无论学界、政界还是社会公众，都觉得强政府比弱政府好、大政府比小政府好。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转轨，把政府扔到一边，普京的治国方略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强化政府作用。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社会基础上，百姓有一种天然的强政府观念，这是与中国一脉相承的。中国更是如此，这几年虽然经济高速增长，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一直没有非常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中，或者在目前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究竟应起什么样的作用，是强化还是弱化。实际上现在政府的作用是在不断强化的，这跟我们改革的初衷和先前的设想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种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一切领域里重新集权的趋势，也许在短期内是保障了我们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保障了我们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是不是以此就能够说对我们这样一个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强政府比弱政府好？我觉得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公众是欢迎强政府的，政府要给我解决福利问题、政府要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等等。当然不满也很多，但遇到问题时还是要找政府。究竟如何看待在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的政府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但是对中国来讲现在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政策和利益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地区差异，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通过地方政府实现的。宏观调控也好，政府投资也好，很多具体东西的实施都是通过地方政府这只手在具体运作的。有时候，中央一级政府即使真想调控，但是执行不下去，下去以后就面目全非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由于他自己的财政体制、考核机制的问题，财权、事权的关系，由于中央與地方权力、责任、利益不清，或者扭曲，地方政府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的GDP搞上去。所以我觉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我们现在的法治环境下、经济体制下，究竟怎么处理他们的关系？是围绕中央集权，把权力重新放到中央政府，还是建立地方政府自我约束机制，这个机制又怎么来，靠现有的秩序行不行？我觉得法治的市场经济当然包括依法明确和依法调整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法治和垄断的问题。目前国家强势的具体体现就是垄断权力的扩张，实际上这也是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基础，包括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垄断部门的地位和权力过大等问题。说起来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靠“中”字头的大企业带来的。中石油一家的市值就一万多亿美元，大大高于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四五千亿美元，甚至超过俄罗斯全国的GDP，中国工商银行也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当然其中有泡沫，但也说明垄断性国有企业强势不变。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发展有多少全是靠这个撑起来的。一旦泡沫破灭，受损害的首当其冲还是中国。我觉得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格局下，要有一个定位，所谓国家垄断究竟垄断什么？如何限制垄断者的权力，仅靠法治够不够，靠什么样的法治？垄断集团目前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非常强，一个大公司的声音和影响力甚至大于全国的普通百姓。譬如，燃油税说了十几年，就是做不下去，大家都知道是利益集团在作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立法？如何法治？弄不好立出来的就是恶法，以法治强化了既有的不合理格局。恶法比无法更坏。这些问题不解决，光是一个法治的经济也未必管用。当然，法治本身就应包括立法的民主程序、立法的基础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法治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没有问题，也切中要害。但是如果市场经济没有道德基础，光靠这么几个条条框框的法规、制度来调整，未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把非正式制度（文化、道德等）看做是正式制度（法规）的基础，是很有道理的。说到底，中国市场经济要健康地发展，除了法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道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价值、信仰等等，这方面跟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再严格的法治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既缺法治，更缺乏道德。究竟用什么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道德基础？我觉得“儒家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有可供考虑的地方，可能是比较现实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