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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早在古代就已经论及国家垄断重要产业的意义。
在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路走来，国企贡献担当成绩斐然，它们是经济和社会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中国经济渡过各种险滩暗礁。因此，无法否认，国企在非竞争领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功用。
回顾中国国资改革，“抓大放小”已成为过去时。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企改革有了新的深意。显然，借助混改所形成的资源互补和机制建设，才能将国企真正改造成为能够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
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改革，共同为国企混改创造了条件。“混”是手段，“改”是目的。混改赋能，已呈千帆竞发之势。
从“抓大放小”到混改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企改革就吹起了号角。彼时，民营企业进入了市场并与国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产品大量增加导致过剩。而国企经营面临效益下降和亏损，国民经济运作也困难重重。
中央在国企改革政策上，提出了“抓大放小”。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经营或将其合并成国家控股的大型产业集团，同时将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关闭或者民营化，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
在“抓大”架构内，政府对大型国企实行企业化，把竞争机制引入国企，是想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将政治、社会和其他功能分离出来。而“放小”架构内的民营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且对中国整体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在此之上，达成了“国有”和“非国有”之间的一种平衡。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成立，国资委在中央所属非金融企业中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实质性地推进了国有资产战略性布局调整。从世纪之交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轻装前进。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经济增速显著下滑。国企资产庞大但利润率畸低，在经历了2003年以来的缓慢增长之后，绩效也再次出现明显的下滑。因此，2009年关于国企改革的中央文件密集发布，致力于推动国企薪酬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以便减轻全球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国自汉武帝“盐铁论”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就一直存在着“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是自由民间资本，中间层则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部分。
三层结构经济体的独特优势，它们能够预防大的危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与此同时，国企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政企不分、行政垄断的痼疾严重制约了自身发展，挤压民企发展的空间，造成了国家经济资源错配等。
目前已先后推出四批一共200多家国企混改试点，在前三批50家试点中，已经有70%的混改试点企业基本完成或即将完成“混”的任务。
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现存结构之上调整和改进的问题：哪些企业需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需要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可以二者共同合作？其中，可以改进的地方很多，但主要还是围绕着那“三层资本”的大结构来实现平衡。这种平衡在被打破后又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
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已不能再拖。2013年国企改革启动，上海率先在混合所有制等方面做出了各有特色的尝试。“做强做优”国企是改革目标，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双管齐下。
下游的市场机制与产业链中上游密不可分。许多国企所在的垄断行业属经济命脉，大多数行业追根溯源都能发现和原材料、能源、运输等价格有关，并对企业成本和公众生活具有直接影响。而引入竞争不仅可以提高行业效率，还能倒逼国企改革，使其真正明白躺在“垄断红利”日子到头了。
此前的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表现得相对保守。但以联通混改为标志的混改推出，种种迹象表明国企改革将加速。在三大运营商的市场竞争中，中国联通所处的弱势地位最为明显，政府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中国联通的竞争实力，激发市场活力。国企引入民营资本背景的战略投资，在不同股东之间形成了只有“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目前已先后推出四批一共200多家国企混改试点，在前三批50家试点中，已经有70%的混改试点企业基本完成或即将完成“混”的任务。
国资，打造赋能平台
国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铁路、电信、电力等垄断领域的混改正迈出新步伐。另一方面，面对科技进步大方向，市场演变大格局，行业变革大趋势，市场对国企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今年5月，第四批混改试点正式启动，一共160家。第四批试点在领域上，不局限于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等重要领域，既包括传统制造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又包括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有企业。
由于国企大多在产业链上处于重要地位，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将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形成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
以我国大飞机研制为例，大飞机研制难度大，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多。波音、空客的成功经验表明，商业大飞机制造企业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商飞未来的发展计划中，想要利用大飞机产业基金吸引其他资本参与到大飞机产业链来。对商飞来说，将来最直接的混改就是上市融资，也是最有效的产融结合形式。
以上海的中国商飞为中心，镇江、常州、盐城、合肥等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开始围绕大飞机等项目展开积极布局，先后建立了各自的航空产业园区。类似的产业聚集效应也在集成电路、产业互联网等关键领域逐渐发生，如果国企加大改革和技术创新力，在此发展逻辑下将有机会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正由消费者端向产业端渗透。在许多大的传统产业端，国企坐拥资源，由它们来从底层改造传统行业生态，建设产业互联网平台，可以成为传统行业价值链的有益补充。这些投资是一些市场化的短线资金所无法支撑的，但这一类的产业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
但创新充满变数，必然伴随巨大风险，而体制问题是所有国企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在企业内部关系上，国企管理权带有行政色彩，在程序和权限上则追求稳妥与安全。如何跨越这道屏障？最终，还是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今年年初，国家电网就提出，未来将初步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推动电网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吸引社会投资。
从国企混改的另一大功能來看，国资通过打造一些平台式企业，还能赋能民营中小企业，比如在日化等领域，民企小而分散，缺乏创新资源，而产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带来的活力和创造力，其重要性远大于单纯的资金投资。国有企业资源、信用的优势，与民营企业体制机制优势进行互补，为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市场机制与国资优势一起，构成了这一轮混改的“双轮”，缺一不可。
呼唤“混合所有制企业家”
去年年初，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曾透露，在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呈现以下特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73.6%；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有企业次之，占比为62.6%；公益类企业最低，为31.1%。
混合所有制使得这些国企有了一个成功的载体进入市场，解决了国企和民营企业市场融合竞争的问题，把市场的机制引入到国有企业里来，也解决了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僵化的内部机制的问题。
让国有企业具有市场化的竞争力和活力，必须让经营机制市场化。但国企的一大问题在于，内部变相私有化现象严重，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人”更像官员，而非企业家，并且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使得它很容易演变成国企管理者的企业。
如今，混改要更加深化，当务之急是必须采用市场化的原则来选择或任用企业领导人，培育一大批德才兼备，既有大局意识也有市场搏杀能力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家”。
在“盈利”的问题上，公众也并不相信国企是真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利，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凭借垄断来聚集财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关键在于要求管理者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其中的某一个股东负责。
在此之上，公司的法人治理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去行政化的同时增强市场化。公司的法人治理必须坚持现代企业制度原则，董事会是经营决策机构，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关。个别大股东不允许过度干预，任何人都被要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那么，混改需要什么样的国有企业家？中国经济能保持如今的基本面，更多靠的是具有价值创造的企业家中流砥柱般的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企业家分为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套利型企业家靠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挣钱，而创新型企业家专注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环境则有更高的要求。
显然，混改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要保护或者发扬企业家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化走出了法人化这一步。如今，混改要更加深化，当务之急是必须采用市场化的原则来选择或任用企业领导人，培育一大批德才兼备，既有大局意识也有市场搏杀能力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家”。
在此前长期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国企员工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化的环境。一个良好的经营机制应当能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活力和积极性，把人“搞活”。当国企员工，尤其是核心员工拥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建立长期激励计划，他会自主转变思维意识，甚至增强危机意识。
价值创造离不开企业的效率水平和创新能力。只有那些善于运用国资优势和市场力量的企业领导者，在人才激励等市场化机制下，才有机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让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在混改中得到实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它可以让国有资产回归公共财产的本质，而不是仅仅躺在“政府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