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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毕业季，在700万求职大军中，5万左右拥有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淹没其中。有数据统计，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博士“大国”，博士帽曾经的耀眼光环也随着博士人数的增加而暗淡。
今年的5月27日，一场特别对话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对话的双方一边是中国第一代博士，他们如今功成名就，在各个领域担当权威和领军人物，而另一方则是年轻的博士生们，他们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科研重任。
不同时代的博士毕业生，面对不同的困难与困惑，博士们的境遇，折射了时代的改变。
致30年前的青春
11位“新中国第一代博士”聚会在大学校园里，个个神采飞扬。30年前的5月27日，经历过了十年“文革”，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在一片百废待兴中渐渐复苏。继教育部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这一天，18位中国国内培养的“土博士”，在经历了论文评审和答辩之后，终于师成出山。1983年的 5月27日，18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被集中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博士。
当年被外界戏称为十八勇士的青年学子，如今已均年过花甲，成为了国内知名高校的院士、校长及教学名师。
马中骐，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在当年18人中，他是第一个进行论文答辩的，历史选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名自己培养的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马中骐留所工作至今，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聚会上，马中骐展示了一份珍贵的资料——30年前的博士答辩现场录像。由于年代久远，录像画面不是太清晰，但黑白的影像再现了当年真实的场景。画面中，马中骐用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不时在黑板上进行演算，尽管设备简陋，答辩过程却是一丝不苟。
就像黑白影像的简单一样，30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艰辛而又单纯的过程。受“文革”影响，李尚志曾在四川大山里当乡村教师，教书之余，他没有放下数学，心中的信念是，“国家总有一天需要数学人才”。当命运给了李尚志重新回到大学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抓住，成为第一代博士。面对30多年的命运变迁，如今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尚志教授感慨：“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搞科研的机会，这一点可能现在的学生没办法体会。”
太多还是太少？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之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在座谈会上说出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后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
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单位已达到347个，在校博士研究生共计24.6万人。与1983年首届的18人相比，这个数字增长了1万倍有余。据权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多了是坏事吗？面对近些年逐渐加大的就业压力，一些本科生开始为了逃避就业压力而选择读研暂避风头，这几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人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时却发现，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
有人无奈感叹：“博士无用。”但很多用人单位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造成学历贬值的原因，并非是扩招后引起的博士数量增加，而是庞大的数量背后，暗藏的质量问题。
30年前首批18名博士的超豪华导师阵容标准，注定会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瞬间被载入史册。5月27日的座谈会上，一位当年的老博士提到高校扩招时感叹：“我们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且每人只带一两名博士。不像现在这样，有的人同时带40多个学生，我都不知道怎么个带法。”
“博士培养得多了，自然良莠不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媒体关注博士群体，不应该单单看到博士队伍中一些专业水准较弱的人群，还应该看到一些优秀的、好的代表。扩招增大了博士队伍的基数，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自然也随之增大。说现在培养博士的整体质量不如我们第一批，但这当中每年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肯定大于18个吧。”对于博士质量下降的说法，李尚志却持不同的意见。
读博动机
上世纪90年代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博士赵烨德，现为一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赵烨德毫不客气地批评：“现在的医学博士，普遍太水了。”不久前，赵烨德刚刚拒绝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到医院实习。这位博士生的简历显示，学生在硕士阶段从事的是寄生虫专业的研究，而考博时却跨专业选择了整形外科。“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上则太过功利，只考虑就业和待遇，却很少有对学术负责的。寄生虫领域刚刚涉足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就有跳到外科领域要给人开刀。”赵烨德表示，他更倾向于接收硕士时就学整形外科专业，或者是有医院临床工作经验后再选择读博深造的毕业生。
在后续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改换专业的考研者，都是根据就业情况、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间的比例、甚至是与导师的关系来选择，很多导师在考虑录取标准时，也会掺杂学术以外的考量。
一种观点认为，博士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单一的评价标准有关系。在赵烨德看来，不同专业需要有不同的考核标准，对于一些偏向于理论研究的专业，可以以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考核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些偏实用性的专业，则应该考虑对学生的实践经验设定硬性要求。“学位培养没有细化的标准，导致一些学生在考研、考博时乱跨专业，结果学而不精。”
赵烨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整形外科的博士为例，3年一共6学期，第一学期上马列毛邓和英语等公共课，之后的两年名义上用于做课题写毕业论文和手术临床，到了最后一学期开学，就要交论文，之后的两三个月要在与导师的沟通中一边对论文加以修改，一边准备答辩。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博士生在3年的读博生涯里，充其量只在手术临床实习6个月，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刀的经验，只要论文通过，就毕业了。“这样的博士毕了业，哪个医院敢要？当然，其中很多人选择留校任教，自己没做过一次手术，却又开始教别人拿手术刀。” 英国、日本等国推行“论文博士”机制，规定论文博士生只要在3至10年在读期间与导师做交流论文，而毕业时也同样要拿出相当于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即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曾表示，国内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若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文辰辉说，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生物专业，就是因为听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文辰辉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物专业很热门，录取分数线最高。“我们清华大学生物系那一届招进了30人，几乎全是各省的理科状元。当时，我选择生物的想法就是，我考了最高分，当然要上录取分最高的专业，最好比花最贵的钱，一定要买标价最贵的东西一样。”
正是这样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决定了文辰辉接下来11年的学业方向。文辰辉的同学大多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们30名本科生，其中起码有20人和我一样，仅仅是因为一句口号，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5年本科结束之后，文辰辉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读研、读博，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文辰辉说，虽然前5年几乎完全不热爱生物，但在之后赴美深造时，他还是选择了这一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6年的硕博生涯。
“到美国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美国课堂上导师启发式的授课，和学生发散性的思考方式，让我有如新生。”后来，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文辰辉曾从事科研工作，但最后还是选择接受MBA教育，成为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
“我在打算读MBA之前，征求过导师的意见，她虽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但仍然支持我的选择，并为我写了推荐信。那时是1998年，美国经济泡沫时期，投资市场很好，再加上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本来就是巴菲特的母校，所以学生选择经商的很普遍。当然，学过的东西都不能算是白学，学习生物时养成的思维方式、思考逻辑，使我终生受益。”
另类博士
30年过去，首批18名博士后来尽管经历各不相同，却无一人“下海”，仍在从事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马中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如果做不出什么成果，就对不起这个‘第一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责任感。如今，社会环境不同，博士生们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却有了不同的考量。
苗青，历史学博士，现在是上海滨海古园的历史研究员。
1999年本科毕业后，苗青有过长达8年的教师经历。“我从小热爱历史，本科学历史，毕业后又在一所中学教历史。”工作的时间越久，苗青越觉得只在课堂上教授浅显的历史知识，无法满足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渴求。抱着这样的心态，2007年，苗青又一次走进大学，开始了自己硕博连读的生涯。
“很快到了要找工作的时候，历史这种专业，不教书其实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苗青回忆，当时他曾尝试着将简历投给几所高校，希望能教授大学历史公共课，但都没有回音。在一次学校的招聘会上，苗青看到了滨海古园的招聘信息。“滨海古园作为一个公墓招聘历史研究员，可见这里是有文化追求的。”苗青告诉记者，能继续从事历史研究，是自己择业的最重要考量，正是因为这样，苗青最终向滨海古园投递了简历。
拥有博士学位的苗青很快受到了招聘方的重视，滨海古园的领导还特意邀苗青来墓地参观。“看到他们的名人陈列馆时，我发现这里对很多长眠于此的名人，都只有简单的介绍，多数是从网上找到直接拷贝下来的，有些地方还不准确，大概是因为之前没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吧。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在这里，自己将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事实证明，这里的发展空间比苗青最初设想的还要广阔。苗青编撰了两本详尽介绍古园内名人的书籍之后，又在古园内新开辟的上海故事墓区，协助收集各种文化元素。“当时我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我的牵线搭桥下，一些名人的后人和高校的历史研究院，也开始和滨海古园建立了合作，这是我来这里工作之前没有想到的。”
“土”与“洋”
成为高校教师，是很多人攻读博士的动机，也是博士毕业生的“传统”出路。这些拥有博士学位的高校青年教师，如今常被称为“青椒”。
选择成为“青椒”，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刘弢的理由是：“我希望有稳定的工作、宽松的时间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在这位顶着“80后作家”头衔的青年教师看来，留在高校教书，既能有充足的时间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又能与众多业内知名学者交流，可谓一举两得。
刘弢本科学习的专业实际上与媒体传播并无关系，但凭着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毕业后他很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难为情》，因为涉及出版行业，刘弢结识了一批媒体界的朋友，遂决定在媒体传播领域读研深造。2004年底，已经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系硕士的刘弢，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新青年卡卡》，并因此进入上海市作协。对于自己博士毕业后留校选择，刘弢表示十分满意，学校里环境相对单纯，工作稳定又有寒暑假。尽管与进入企业的同学相比，大学教师的待遇是少了点，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大学老师还是十分值得尊重的。
国人习惯把留学海外并最终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称作“洋博士”，这一称呼与本土培养的所谓“土博士”相对。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的刘晓，在合肥工业大学完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习后，曾一度留学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并获得了信息与通讯技术专业的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也曾在斯威本科技大学担任过助教。“在澳大利亚时，我参加过很多中国留洋博士的沙龙，关于是否考虑回国的问题，也被一再问及。我觉得80后一代人，选择回国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想着趁父母还年轻，抓紧时间出国看看，等到父母年纪大了，还是要回来发展。”
刘晓表示，目前国内鼓励留洋博士回国，一些高校也开出较高待遇，加大在海外对中国留学生的招聘力度，这些都是洋博士回国的诱因。但说到底，国内待遇再高，和国外比还是有差距的，真正让很多洋博士选择回来的，还是一些家庭的现实问题。
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博士“大国”，博士帽曾经的耀眼光环也随着博士人数的增加而暗淡。
今年的5月27日，一场特别对话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对话的双方一边是中国第一代博士，他们如今功成名就，在各个领域担当权威和领军人物，而另一方则是年轻的博士生们，他们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科研重任。
不同时代的博士毕业生，面对不同的困难与困惑，博士们的境遇，折射了时代的改变。
致30年前的青春
11位“新中国第一代博士”聚会在大学校园里，个个神采飞扬。30年前的5月27日，经历过了十年“文革”，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在一片百废待兴中渐渐复苏。继教育部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这一天，18位中国国内培养的“土博士”，在经历了论文评审和答辩之后，终于师成出山。1983年的 5月27日，18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被集中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博士。
当年被外界戏称为十八勇士的青年学子，如今已均年过花甲，成为了国内知名高校的院士、校长及教学名师。
马中骐，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在当年18人中，他是第一个进行论文答辩的，历史选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名自己培养的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马中骐留所工作至今，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聚会上，马中骐展示了一份珍贵的资料——30年前的博士答辩现场录像。由于年代久远，录像画面不是太清晰，但黑白的影像再现了当年真实的场景。画面中，马中骐用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不时在黑板上进行演算，尽管设备简陋，答辩过程却是一丝不苟。
就像黑白影像的简单一样，30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艰辛而又单纯的过程。受“文革”影响，李尚志曾在四川大山里当乡村教师，教书之余，他没有放下数学，心中的信念是，“国家总有一天需要数学人才”。当命运给了李尚志重新回到大学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抓住，成为第一代博士。面对30多年的命运变迁，如今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尚志教授感慨：“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搞科研的机会，这一点可能现在的学生没办法体会。”
太多还是太少？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之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在座谈会上说出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后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
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单位已达到347个，在校博士研究生共计24.6万人。与1983年首届的18人相比，这个数字增长了1万倍有余。据权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多了是坏事吗？面对近些年逐渐加大的就业压力，一些本科生开始为了逃避就业压力而选择读研暂避风头，这几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人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时却发现，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
有人无奈感叹：“博士无用。”但很多用人单位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造成学历贬值的原因，并非是扩招后引起的博士数量增加，而是庞大的数量背后，暗藏的质量问题。
30年前首批18名博士的超豪华导师阵容标准，注定会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瞬间被载入史册。5月27日的座谈会上，一位当年的老博士提到高校扩招时感叹：“我们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且每人只带一两名博士。不像现在这样，有的人同时带40多个学生，我都不知道怎么个带法。”
“博士培养得多了，自然良莠不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媒体关注博士群体，不应该单单看到博士队伍中一些专业水准较弱的人群，还应该看到一些优秀的、好的代表。扩招增大了博士队伍的基数，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自然也随之增大。说现在培养博士的整体质量不如我们第一批，但这当中每年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肯定大于18个吧。”对于博士质量下降的说法，李尚志却持不同的意见。
读博动机
上世纪90年代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博士赵烨德，现为一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赵烨德毫不客气地批评：“现在的医学博士，普遍太水了。”不久前，赵烨德刚刚拒绝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到医院实习。这位博士生的简历显示，学生在硕士阶段从事的是寄生虫专业的研究，而考博时却跨专业选择了整形外科。“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上则太过功利，只考虑就业和待遇，却很少有对学术负责的。寄生虫领域刚刚涉足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就有跳到外科领域要给人开刀。”赵烨德表示，他更倾向于接收硕士时就学整形外科专业，或者是有医院临床工作经验后再选择读博深造的毕业生。
在后续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改换专业的考研者，都是根据就业情况、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间的比例、甚至是与导师的关系来选择，很多导师在考虑录取标准时，也会掺杂学术以外的考量。
一种观点认为，博士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单一的评价标准有关系。在赵烨德看来，不同专业需要有不同的考核标准，对于一些偏向于理论研究的专业，可以以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考核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些偏实用性的专业，则应该考虑对学生的实践经验设定硬性要求。“学位培养没有细化的标准，导致一些学生在考研、考博时乱跨专业，结果学而不精。”
赵烨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整形外科的博士为例，3年一共6学期，第一学期上马列毛邓和英语等公共课，之后的两年名义上用于做课题写毕业论文和手术临床，到了最后一学期开学，就要交论文，之后的两三个月要在与导师的沟通中一边对论文加以修改，一边准备答辩。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博士生在3年的读博生涯里，充其量只在手术临床实习6个月，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刀的经验，只要论文通过，就毕业了。“这样的博士毕了业，哪个医院敢要？当然，其中很多人选择留校任教，自己没做过一次手术，却又开始教别人拿手术刀。” 英国、日本等国推行“论文博士”机制，规定论文博士生只要在3至10年在读期间与导师做交流论文，而毕业时也同样要拿出相当于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即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曾表示，国内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若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文辰辉说，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生物专业，就是因为听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文辰辉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物专业很热门，录取分数线最高。“我们清华大学生物系那一届招进了30人，几乎全是各省的理科状元。当时，我选择生物的想法就是，我考了最高分，当然要上录取分最高的专业，最好比花最贵的钱，一定要买标价最贵的东西一样。”
正是这样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决定了文辰辉接下来11年的学业方向。文辰辉的同学大多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们30名本科生，其中起码有20人和我一样，仅仅是因为一句口号，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5年本科结束之后，文辰辉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读研、读博，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文辰辉说，虽然前5年几乎完全不热爱生物，但在之后赴美深造时，他还是选择了这一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6年的硕博生涯。
“到美国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美国课堂上导师启发式的授课，和学生发散性的思考方式，让我有如新生。”后来，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文辰辉曾从事科研工作，但最后还是选择接受MBA教育，成为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
“我在打算读MBA之前，征求过导师的意见，她虽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但仍然支持我的选择，并为我写了推荐信。那时是1998年，美国经济泡沫时期，投资市场很好，再加上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本来就是巴菲特的母校，所以学生选择经商的很普遍。当然，学过的东西都不能算是白学，学习生物时养成的思维方式、思考逻辑，使我终生受益。”
另类博士
30年过去，首批18名博士后来尽管经历各不相同，却无一人“下海”，仍在从事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马中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如果做不出什么成果，就对不起这个‘第一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责任感。如今，社会环境不同，博士生们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却有了不同的考量。
苗青，历史学博士，现在是上海滨海古园的历史研究员。
1999年本科毕业后，苗青有过长达8年的教师经历。“我从小热爱历史，本科学历史，毕业后又在一所中学教历史。”工作的时间越久，苗青越觉得只在课堂上教授浅显的历史知识，无法满足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渴求。抱着这样的心态，2007年，苗青又一次走进大学，开始了自己硕博连读的生涯。
“很快到了要找工作的时候，历史这种专业，不教书其实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苗青回忆，当时他曾尝试着将简历投给几所高校，希望能教授大学历史公共课，但都没有回音。在一次学校的招聘会上，苗青看到了滨海古园的招聘信息。“滨海古园作为一个公墓招聘历史研究员，可见这里是有文化追求的。”苗青告诉记者，能继续从事历史研究，是自己择业的最重要考量，正是因为这样，苗青最终向滨海古园投递了简历。
拥有博士学位的苗青很快受到了招聘方的重视，滨海古园的领导还特意邀苗青来墓地参观。“看到他们的名人陈列馆时，我发现这里对很多长眠于此的名人，都只有简单的介绍，多数是从网上找到直接拷贝下来的，有些地方还不准确，大概是因为之前没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吧。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在这里，自己将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事实证明，这里的发展空间比苗青最初设想的还要广阔。苗青编撰了两本详尽介绍古园内名人的书籍之后，又在古园内新开辟的上海故事墓区，协助收集各种文化元素。“当时我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我的牵线搭桥下，一些名人的后人和高校的历史研究院，也开始和滨海古园建立了合作，这是我来这里工作之前没有想到的。”
“土”与“洋”
成为高校教师，是很多人攻读博士的动机，也是博士毕业生的“传统”出路。这些拥有博士学位的高校青年教师，如今常被称为“青椒”。
选择成为“青椒”，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刘弢的理由是：“我希望有稳定的工作、宽松的时间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在这位顶着“80后作家”头衔的青年教师看来，留在高校教书，既能有充足的时间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又能与众多业内知名学者交流，可谓一举两得。
刘弢本科学习的专业实际上与媒体传播并无关系，但凭着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毕业后他很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难为情》，因为涉及出版行业，刘弢结识了一批媒体界的朋友，遂决定在媒体传播领域读研深造。2004年底，已经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系硕士的刘弢，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新青年卡卡》，并因此进入上海市作协。对于自己博士毕业后留校选择，刘弢表示十分满意，学校里环境相对单纯，工作稳定又有寒暑假。尽管与进入企业的同学相比，大学教师的待遇是少了点，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大学老师还是十分值得尊重的。
国人习惯把留学海外并最终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称作“洋博士”，这一称呼与本土培养的所谓“土博士”相对。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的刘晓，在合肥工业大学完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习后，曾一度留学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并获得了信息与通讯技术专业的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也曾在斯威本科技大学担任过助教。“在澳大利亚时，我参加过很多中国留洋博士的沙龙，关于是否考虑回国的问题，也被一再问及。我觉得80后一代人，选择回国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想着趁父母还年轻，抓紧时间出国看看，等到父母年纪大了，还是要回来发展。”
刘晓表示，目前国内鼓励留洋博士回国，一些高校也开出较高待遇，加大在海外对中国留学生的招聘力度，这些都是洋博士回国的诱因。但说到底，国内待遇再高，和国外比还是有差距的，真正让很多洋博士选择回来的，还是一些家庭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