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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何对科学产生兴趣
康熙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周边汉文化圈国家如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在各个层面的往来;第二类是与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缅甸、苏禄等国的定期来往;第三类则是欧洲一些国家试图在传教和贸易方面与中国建立联系，如葡萄牙、荷兰、俄国、法国等都曾向中国派遣使节和传教士。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同时，也将包括数学、天文学、解剖学在内的欧洲科学带入中国。
北京和承德是康熙时代国际交往的中心。在康熙中后期，除了巡游活动之外，康熙一年之中有近半年的时间住在承德避暑山庄，其他时间多待在现位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畅春园，而在紫禁城里的时间很少。几乎每次去避暑山庄和畅春园，康熙都会将传教士带在身边，以便随时问询。1700年之后，畅春园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成为欧洲传教士与康熙及其臣子进行直接交流的主要地点。
康熙皇帝对科学产生兴趣，要追溯到他少时经历的反教案和中西历法之争。顺治年间，汤若望（耶稣会教士）作为钦天监（官署名，职能为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监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斗的文人杨光先的不满。杨光先在顺治末年掀起反教案，声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1668年，康熙派人向软禁中的传教士询问历法情况，而后将南怀仁（耶稣会教士）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的位置，结果传教士因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观测活动使14岁的康熙深受震动。多年后康熙向自己的儿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
从那时开始，耶稣会教士重新掌管钦天监，南怀仁被任命为监正。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怀仁时代”，即从1669年到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二个阶段是“法国人的时代”，即从1688年“国王数学家”来华直至1722年康熙时代结束。
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1688年以前，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上还是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知识，而随着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大量科学新知和仪器传入中国，因此这一年也是康熙时代科学传播的分水岭。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它的成员中有許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含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
从法国官方的史书记载来看，法国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皇冠”的荣光，即为了路易十四和国家利益;二是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三是为了传教事业。
在荣誉、科学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6位耶稣会教士被选为“国王数学家”，于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港乘坐“飞鸟”号轮船出发，后又转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来华。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来华，到达中国的5位法国科学家是洪若、白晋、刘应、张诚、李明。其中，洪若是“团长”，他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天文学教授，科学素养最高。
1687年6月17日，“国王数学家”一行到达宁波。那时不允许私人船只直接带传教士来华，时任浙江巡抚的金鋐便将他们扣留在宁波。在被扣留的100天时间里，洪若写信给在杭州的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托他将一些科学仪器和钟表送给浙江官员，同时写信给南怀仁求助。经过南怀仁的斡旋，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他们沿运河而上，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只可惜那时南怀仁刚刚去世。
“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看天文时锥子、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兴，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们，并赏赐每人50两银子。
5位“国王数学家”中，康熙只把年轻的白晋和张诚留了下来，天文学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洪若却未能被留用。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担当翻译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从中作梗。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位耶稣会教士是比利时人安多，他后来告诉法国传教士，康熙皇帝问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徐日昇没有翻译。由此可以看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背后的激烈竞争。因为如果洪若留下来，果真成为像南怀仁一样的人物，葡萄牙人的地位何保？所以，后来没有一个法国耶稣会教士在钦天监里担任重要职位。
康熙的两次“科学秀”
1689年到1691年间，康熙主要在4位耶稣会教士的指导下集中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讲授算术和代数，两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则主要向康熙介绍几何学的内容。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白晋日记手稿，杜赫德撰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张诚日记》，以及白晋所著的《康熙帝传》，都记录了这一时期康熙向西方人学习科学知识的情况。
传教士为康熙传授知识所使用的教材包括：巴蒂斯的《几何原本》（1671年），这本书有满文、汉文的翻译;安多所著《算法纂要总纲》（1685年），这本书是安多在科因布拉学院教授数学的一本拉丁文教科书，也被翻成了中文，后来由康熙第十三个儿子胤祥保存。在几何学、算数之外，还有大量科学仪器传入宫廷，包括计算器、不同形制的纳皮尔算筹、绘图仪器等。康熙皇帝骑马时会戴一些可以随身佩戴的小仪器。当时还有一张专门为康熙学习数学而制作的桌子，上面画有很多数学表格，还有红木做的立体几何模型，这张桌子近年还在故宫展出过。 康熙勤奋好学，经过3年的储备，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于是开始把它们作为皇权统治的手段加以利用。1691年底到1692年正月间，康熙连续两次在乾清门与一众大臣探讨科学，内容涉及历算、音律、“径一围三”圆周率以及测量河水流量等问题，并实地进行日影观测。《清圣祖实录》对1692年2月20日的情形有专门记载：众臣子“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当时在场的王熙、张玉书等大臣对此事也有生动记载：“奉召于乾清门，同满汉正卿及翰林掌院学士等恭睹上亲算乐律历法，并令善算人于御前布算《九章》等法，测日水平日晷，午后始出。”（王熙《王文靖公集》）观测结束后，众大臣“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张玉书《张文贞公集》）
经考证，这里提到的“善算人”，是方以智的孙子、方中通的儿子方正珠，康熙皇帝将这个来自桐城的小人物召进宫来进行算学演示，显然是有意为之。这样不仅能表现出他对历算人才的关注，也扩大了这场宫廷表演的观众范围。通过这两次“科学秀”，康熙认定，“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达到了他想要通过科学才能慑服汉族大臣、抬高满人地位的目的。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诏令“新旨通行”，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新建教堂，中国教徒参与传教也不再受限，传教士为此不胜欢欣。诏令中提到颁布此旨的原因是传教士在历法、火器制造和谈判方面有诸多功绩。
然而到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产生了大的转变，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罗在这一年的年底来到北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1706年底，康熙召李光地和熊赐履进宫，对他们说：“汝等知西洋人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可见康熙对传教士“用其技艺”的一贯政策与对教廷特使多罗禁止祭祖祭孔的强烈不满。
这场礼仪之争，加深了康熙对传教士的疑虑，他决心要让中国人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于是便有了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
蒙养斋算学馆开馆之前先是广纳人才，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上百人，进行考试推荐后，录取了72位，包括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泰州人陈厚耀、李光地的学生王兰生，还有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方苞等。方苞对数学懂得不多，但文笔很好，所以很多科学著作最后的润笔、定稿工作都由方苞完成。
蒙养斋算学馆实际的负责人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领导下，蒙养斋算学馆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的算学家和学者，他们进行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主要是通过日影观测来测量黄赤交角，以定出经纬度。他们还编撰了三部重要著作：关于数学的《数理精蕴》（1722年）、关于天文学的《钦若历书》（1722年，1725年改名为《历象考成》）以及关于音乐的《律吕正义》（1713年）。这三部书后来合为一部《律历渊源》，成为康熙时代最大的科学工程，它们对整个清代的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仍然无法摆脱传教士的影响。首先，它的设立离不开法国“国王数学家”白晋以及后来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正是他们让康熙了解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情况，由此产生了仿效法国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机构的想法。其次，蒙养斋算学馆的负责人胤祉年轻时曾向传教士安多等人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开馆后的科学工作也多由传教士参与，他们频繁地为蒙养斋算学馆编制数表、解释科学原理，其中许多传教士都是由白晋、洪若促成来华的。那时有很多西方较新的科学知识都是由这些传教士带入中国，并传授给蒙养斋算学馆的中国数学家的。这些科学知识包括：数学方面的代数学、对数术、三个无穷级数公式、三角函数及其对数表等;天文学方面，开普勒、哥白尼、笛卡儿、罗默、哈雷、卡西尼、腊羲尔等科学家的成就都被介绍进来;还有西方解剖学和药学知识。
为了摆脱传教士控制下的西学而向西方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带有“自立”的目的，试图对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模仿;然而，它最终没能使中国实现科学的自强，反而在康熙之后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
“被卷入”的科学难“自立”
我认为，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部分科学，是被动的、“被卷入”的科学。康熙对科学的需求主要出于统治和实用的目的，比如历法的制定和日月食的预测，并非出于对科学本身的兴趣;而传教士愿意将怎样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又制约着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
康熙时代，在中国发生的科学活动，其实与欧洲尤其是法国所主导的科学计划密切相关，因此要把它们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中来看。比如，洪若、白晋等“国王数学家”为了完成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任务，对行星、卫星、日月食等进行了大量观测，并在北京进行了中国最早的整年气象观测。又如，1707年至1718年，多位传教士对全国各地进行了经纬度的测量，最终绘制出《康熙皇舆全览图》，这一成果其实建立在更早的一次大地测量基础之上。1702年，安多沿着经线对北京到河北霸州的200里土地进行了测量，这次活动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经度1°相当于200里长，为1707年开始的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到，康熙时代的大地测绘和天文观测活动，往往并非由中國主动开启，而是传教士出于欧洲的需要，才在中国开展工作。某种程度上讲，康熙时代中国的科学活动，是欧洲科学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重复。
对康熙皇帝的贡献要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一方面，他出于对科学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他出于统治的需要，将科学知识视为私有，故意延迟科学著作的出版，以便用来威慑和控制汉人。这使得传入中国的科学仅作为宫廷科学存在，没有及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到了晚年，康熙开始提倡“西学中源”，认为西方很多科学思想都源自中国，而大臣们为迎合康熙的观点，也对“西学中源”说进行发挥和传播，这对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极为频繁、充满机遇的时代，但康熙之后，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了“大分流”，中国科学没能走向近代化。假如，雍正继位后，没有对同样热衷科学活动的胤祉进行打压，也许情况会不一样。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存活于皇帝意志之下的中国科学，恐怕终归难以“自立”。
（选自《解放日报》202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