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思想迸发的年代—读《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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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2年8月初开始读《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断断续续,直到昨晚才算将整部书读完。这是本大部头的书籍,共500多页,也是这段时间继读《七十年代》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厚重书籍之后的第三部。作者柳红,经济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曾任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助手,为吴老写过传记,因吴的传记问题与吴晓波打过官司。
  记得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国可亡,史不可断。因为一部历史承载了一个民族太多的因素,这里不光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战争等,记载了一系列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而且还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思想。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曾经是一度流行的语言。背叛是什么,这里暂且不论。但我知道,一部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曾经做过了什么,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因此成就了国家的繁荣和民众的幸福,哪些因为曲折而造就了灾难。从阅读历史中,我们可以读到太多太多的内涵。
  我想,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算作一部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人的简明断代史。
  大凡出生于1960年后的人,对于80年代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印象。正如作者在书中序言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这部书,记载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一大批老、中、青经济学人融入中国改革洪流、以迸发的激情和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经济改革插入了腾飞的翅膀的年代。
  在这部书中,作者用年龄和所受教育的时段划分,用三代人将全书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叙写。第一代,以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为代表,他们既是革命者,也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积极探索,披肝沥胆。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以刘国光、吴敬琏、赵人伟等为代表,他们年富力强,有正统理论的根底,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修正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经济改革。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又赶上恢复高考,读过大学或研究生,他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的精神,直切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今天仍然是各个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80年代,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三十多年的时间,看起来并不遥远。然而,对于这段历史的整合和梳理,却仍然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有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需要进行抢救性的挖掘。作者在整理这些人物和事件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当年参与改革的一系列人物。因而今天呈现给我们的这部书,才显得那么的鲜活而生动。那些改革过程中的艰辛与浪漫、曲折与离奇,再次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才会对这些人产生一种无限崇敬之情。
  读此书时,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三代人付出了巨大的心智来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也许还得从年代说起。
  第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00~1920年代,成长于民国时期,或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或曾经对于中国经济有过深入的调查和了解,他们也是中国早期的革命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的建设者。他们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也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切实感受到计划经济对于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的种种迷惘。因而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觉悟者,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去批判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他们之中,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是三个开路先锋。
  第二代人出生于1920~1940年代,他们大多是中国50年代、60年代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亲眼看到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崩溃,另一个制度的兴起,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体会和觉悟到了被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承上启下,参与国际交流,成为改革年代的中坚力量。这期间,国家体改委的成立,引入外资的讨论、开讲西方经济学,巴山轮会议等,都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启了一扇扇新的窗口。
  第三代人,出生于1940~1960年代,他们以30岁左右的年纪,他们以特殊的经历,亲身体验过各种生活,后来接受高等教育,投身于改革洪流,敢于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问题,意气风发,锐意十足,以理想和务实的精神投身中国改革事业。从成立农发组,到组织影响巨大的莫干山会议,再到后来的中青年论坛,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三代人,形成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岁序衔接。看似不相关联,实则历史偶合。
  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总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80年代的十年,对于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十年。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是在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和极左路线后,中国已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经济向何处去,不仅考问着经济学人,也在考问着国家决策者。从历史的视角回顾这十年,可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是一个在改革的路上走的最艰苦、也最果敢的年代。在决策层面,领导人具备了改革的素养和胆识,他们开明,智慧,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检验,因而对于符合国情的发展研究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市场经济理论几乎一片空白,照搬西方又走不通,这些都推动着经济学家在计划与市场经济理论的碰撞与磨合中进行深入研究;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历史担当,有强烈的使命感,改革这个共同目标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以一个群体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大规模地参与和影响,推动着改革决策的深入。这种力量有太多的自发因素,或许这也正是长期积压之后的一种迸发效应。因而整个80年代成为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责任与理想高扬的年代。这十年,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读此书时,正值我刚刚读完吴晓波写的《吴敬琏传》,其中的许多内容与本书有关联,因而对于一些事件也印象颇深。比如对于顾准的描述,本书只是在注释中有相关简介,而吴晓波的传记中却涉猎较多。对于顾准的先觉,我们敬佩,对于他的不幸际遇,我们惋惜。如果不是遇上那样一个年代,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位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作用的大师级人物和大师级著作。在本书中,柳红引述了顾准临终前与吴敬琏的一次长谈对话,顾准说,“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来的守机待时。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这是那一代中国有历史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写照。而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的集体喷发,或许也正是应验了顾准的遗言,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80年代,为这一群经济学人提供了尽情挥洒的舞台。
  这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如今的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之时,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的中国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而且,经过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一些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时候。政府职能转换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建设,都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一些当初积极推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保守派如今形成了对进一步深入改革的障碍。一些经济界的专家学者成为了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与80年代这些经济学人的品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中,记载了安志文的一段话,引人深省,他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两件事都没做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了人;市场经济的现在,我们让贫富差距拉大。”“在与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没想到却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这些话不能不让我们对当前的经济社会进行反思,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经济发展上去了,但相配套的其他改革显然还留下了太大的空白。这其间的缘由,不能不说是我们虽然抓住了发展机遇期,也错过了许多改革良机。
  如今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机遇期,党的十八大为我们勾勒出了新的发展前景和宏伟目标,“中国梦”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新能量。如今的经济学家都比那个时期具备了太多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是否还能自觉主动地抓住机遇,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来呢?对此,我们充满着希望。毕竟我们不能只生活在怀念之中,历史是一面镜子,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要用好这笔财富,才能让中华盛世之梦不断延续,并终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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