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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与人类存亡生死攸关的《巴黎协定》高级别领导人签署仪式于2016年4月22日举行。在历史上首个全球性气候变化协议中，中国的角色备受瞩目。
而在此前，2015年12月23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解振华从巴黎气候大会归来后，曾向中外媒体介绍过一组数据，其中包括，“最近20年，中国的节能降耗累计节能量占了全球52%”。也就是说，全球一半以上的节能是通过中国的努力实现的。
在工业、建筑和交通三大主要用能部门中，目前约占社会总能耗25%～30%的建筑能耗的控制和降低，被认为功不可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到2020年，上述比重将上升到35%左右。这也意味着建筑用能将超过工业而成为第一耗能领域。
所谓建筑的节能，主要是指降低建筑使用过程中的供暖、空调、照明耗能。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展了建筑节能的相关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比如投入大量资金改造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热性能；推动北方采暖期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革和节能改造；要求所有城镇新建建筑执行强制性的节能标准；为遏制越来越多公共建筑能耗增长迅速的趋势，推“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体系”，等等。
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该领域仍没有形成一个自发的、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一位要求匿名的住建部建筑节能原业务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而在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泰德）总工、节能技术中心总经理徐珍喜看来，市场机制失灵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建筑节能服务末端，上游的能耗数据统计、分析工作目前也没有形成一门生意。“如果有专门吃‘数据’这碗饭的公司出现，而且能够活得很好，建筑节能这个市场就可以良性地运转起来。”徐珍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谈建筑节能技术、节能服务等所有问题的前提，是建筑能耗数据要有并且要准确。”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研讨活动中，包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庆珠、中德公共建筑节能项目（中小学校和医院）主任张社蚕、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王志高等人在内的专家、学者们均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建筑物的能耗数据调查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建成了包括建筑类型、空调形式等在内的详细能耗状况数据库。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提出要建立健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2007～2013年间，由住建部牵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先后分六批在全国33个省市开展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工作。
按照当初的设想，国家希望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对全国重点城市重点建筑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并通过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用能定额和超定额加价等制度，促使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提高节能运行管理水平，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提供参考。
但实际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
首先是进展缓慢。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建部内部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止到2015年底，仅有7个省市的能耗监测平台通过了国家验收。有些省市2009年就开始建，到今天都还没有完成。”另外，已建成的平台对推进整体公共建筑节能发挥的作用也非常不充分。通过验收的7个省市中也有问题比较突出的个别城市，“部分能耗监测平台基本是瘫痪状态。”该内部人士说。
“按说国家十几个亿的资金投进去，吸引企业投标去搭建这个平台，节能服务公司应该有渠道去获得这些数据。但现在大家不知道在哪查，政府也没有公示，这些数据就放在每个省都有的那个平台上，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徐珍喜告诉本刊记者。
为规范省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验收评估，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促进平台运行维护，住建部在2016年4月11日发布了《省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验收和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办法》中明确提出，预验收项目需满足“测楼宇数量不少于200栋，能耗水耗监测计量点数总和不得低于2500个”“连续试运行2个月以上，能够正常接收建筑能耗分项计量数据和进行统计分析并上传数据”等一系列量化指标和程序规范的要求。
部分省市的能耗监测平台迟迟建不成，或者建成后形同虚设。对于这样的尴尬，徐珍喜在分析原因时认为，原来建设部和财政部在推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主要的拨付经费都是建设经费，但有关后期运行的费用是缺失的。而众多的能耗监测平台上，数据上传的类型都不统一，准确性和数据的意义也无从谈起。
“换句话说，很多地方即使平台建起来了，但之后谁来维护、更新设备，谁去上传、分析数据等等一系列工作处于没人做、没人管的状态。”徐珍喜说。
在现有的省市级能耗监测平台中，也有运行较好的城市。比如上海累计共有951栋建筑已经完成能耗监测装置的安装，并实现了与市级平台的数据联网，覆盖建筑面积达4248万平方米，建立了相关政策支撑体系及技术指导规范。但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上海的建设、运行费用全部有政府资金投入，仍然不具备推广性。
实际上，由于是非市场化运行，不少受困于资金、人力等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已经把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运行当成了急于甩掉的包袱。”张社蚕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他与一位青岛住建部门主管能耗监测平台建设工作的官员交流时，对方直言，“平台建起来后，数据传上来了，但是这些数对不对、说明什么问题、怎么用？懂的人很少，而我们根本顾不过来。”
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完善，能耗监测设备、技术的好坏，业主方是否愿意配合等，也给院校、机构和节能服务企业的数据采集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有的监测系统今天正常，明天停了，或者说那个热计量表、传感器什么的本身就有问题，但是数据还在照传，根本没人对它校核。”赵庆珠坦言，“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更令她感到困惑的是，有些大楼的业主即使是能耗相对不高，也不愿意让研究机构把数据拿走。“我带学生去给一些酒店、商场去做测试，人家说能耗数据是商业秘密，用电是成本主要组成部分，公开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房子定价往上报多少。”
由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存在上述问题，比如相关配套政策不成熟、上传数据不准确、平台运行专业人员缺乏、系统后期维护资金不到位等等，目前国内节能服务公司在具体到单栋建筑的节能改造时，不得不在能耗监测施工、基础数据采集等方面的工作上，重复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
而据王志高在上述研讨会上介绍。“在纽约，有一批专门做建筑能耗数据售卖的第三方公司，他们从公共能耗监测平台上采集、整理或者包括分析这些数据，并且对数据的质量负责，比如公开平台数据有误，这家公司可以去回溯，然后向买数据的节能公司收取服务费。”
“德国也有这样纯粹的能耗数据服务公司，他只提供方案不卖节能设备产品。”张社蚕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国家的好多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几乎都有产品背景，所以他不可避免会优先考虑卖产品，而不是怎么样对用户提供最佳的节能方案。”
中国的建筑节能市场能走美国、德国的这条路吗？
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住建部内部人士介绍，住建部2016年关于建筑节能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和市场机制。“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杨榕司长1月份在上海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能耗监测平台运营好，把数据应用起来，要让平台有持续收益，让节能服务公司和建筑的业主也获益，从而真正起到降低能耗、提高能效的作用。”该人士透露。
赵庆珠则认为，平台运行市场机制的形成恐怕需要政府改变作为甲方一次投入之后，缺乏对建设质量等内容考评的方式。
而对于平台运行专业人员缺乏的困境，张社蚕认为可以借鉴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实施的集约化信息交流的方式。“具体来讲可以以医院为例，就是一个能源管理的专业机构按照固定周期、固定主题组织十几家医院后勤负责人，到节能改造很成功的医院去参观、学习，公司聘请专业的人员为他们进行培训。甚至他们可以共享设备、服务的供应商，集中采购，降低成本。”据张社蚕介绍，“上海、宁波的很多医院项目，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而在此前，2015年12月23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解振华从巴黎气候大会归来后，曾向中外媒体介绍过一组数据，其中包括，“最近20年，中国的节能降耗累计节能量占了全球52%”。也就是说，全球一半以上的节能是通过中国的努力实现的。
在工业、建筑和交通三大主要用能部门中，目前约占社会总能耗25%～30%的建筑能耗的控制和降低，被认为功不可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到2020年，上述比重将上升到35%左右。这也意味着建筑用能将超过工业而成为第一耗能领域。
所谓建筑的节能，主要是指降低建筑使用过程中的供暖、空调、照明耗能。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展了建筑节能的相关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比如投入大量资金改造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热性能；推动北方采暖期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革和节能改造；要求所有城镇新建建筑执行强制性的节能标准；为遏制越来越多公共建筑能耗增长迅速的趋势，推“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体系”，等等。
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该领域仍没有形成一个自发的、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一位要求匿名的住建部建筑节能原业务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而在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泰德）总工、节能技术中心总经理徐珍喜看来，市场机制失灵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建筑节能服务末端，上游的能耗数据统计、分析工作目前也没有形成一门生意。“如果有专门吃‘数据’这碗饭的公司出现，而且能够活得很好，建筑节能这个市场就可以良性地运转起来。”徐珍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能耗监测平台作用不足
“谈建筑节能技术、节能服务等所有问题的前提，是建筑能耗数据要有并且要准确。”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研讨活动中，包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庆珠、中德公共建筑节能项目（中小学校和医院）主任张社蚕、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王志高等人在内的专家、学者们均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建筑物的能耗数据调查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建成了包括建筑类型、空调形式等在内的详细能耗状况数据库。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提出要建立健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2007～2013年间，由住建部牵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先后分六批在全国33个省市开展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工作。
按照当初的设想，国家希望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对全国重点城市重点建筑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并通过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用能定额和超定额加价等制度，促使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提高节能运行管理水平，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提供参考。
但实际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
首先是进展缓慢。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建部内部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止到2015年底，仅有7个省市的能耗监测平台通过了国家验收。有些省市2009年就开始建，到今天都还没有完成。”另外，已建成的平台对推进整体公共建筑节能发挥的作用也非常不充分。通过验收的7个省市中也有问题比较突出的个别城市，“部分能耗监测平台基本是瘫痪状态。”该内部人士说。
“按说国家十几个亿的资金投进去，吸引企业投标去搭建这个平台，节能服务公司应该有渠道去获得这些数据。但现在大家不知道在哪查，政府也没有公示，这些数据就放在每个省都有的那个平台上，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徐珍喜告诉本刊记者。
为规范省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验收评估，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促进平台运行维护，住建部在2016年4月11日发布了《省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验收和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办法》中明确提出，预验收项目需满足“测楼宇数量不少于200栋，能耗水耗监测计量点数总和不得低于2500个”“连续试运行2个月以上，能够正常接收建筑能耗分项计量数据和进行统计分析并上传数据”等一系列量化指标和程序规范的要求。
数据工程为何难做
部分省市的能耗监测平台迟迟建不成，或者建成后形同虚设。对于这样的尴尬，徐珍喜在分析原因时认为，原来建设部和财政部在推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主要的拨付经费都是建设经费，但有关后期运行的费用是缺失的。而众多的能耗监测平台上，数据上传的类型都不统一，准确性和数据的意义也无从谈起。
“换句话说，很多地方即使平台建起来了，但之后谁来维护、更新设备，谁去上传、分析数据等等一系列工作处于没人做、没人管的状态。”徐珍喜说。
在现有的省市级能耗监测平台中，也有运行较好的城市。比如上海累计共有951栋建筑已经完成能耗监测装置的安装，并实现了与市级平台的数据联网，覆盖建筑面积达4248万平方米，建立了相关政策支撑体系及技术指导规范。但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上海的建设、运行费用全部有政府资金投入，仍然不具备推广性。
实际上，由于是非市场化运行，不少受困于资金、人力等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已经把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运行当成了急于甩掉的包袱。”张社蚕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他与一位青岛住建部门主管能耗监测平台建设工作的官员交流时，对方直言，“平台建起来后，数据传上来了，但是这些数对不对、说明什么问题、怎么用？懂的人很少，而我们根本顾不过来。”
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完善，能耗监测设备、技术的好坏，业主方是否愿意配合等，也给院校、机构和节能服务企业的数据采集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有的监测系统今天正常，明天停了，或者说那个热计量表、传感器什么的本身就有问题，但是数据还在照传，根本没人对它校核。”赵庆珠坦言，“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更令她感到困惑的是，有些大楼的业主即使是能耗相对不高，也不愿意让研究机构把数据拿走。“我带学生去给一些酒店、商场去做测试，人家说能耗数据是商业秘密，用电是成本主要组成部分，公开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房子定价往上报多少。”
市场如何补缺
由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存在上述问题，比如相关配套政策不成熟、上传数据不准确、平台运行专业人员缺乏、系统后期维护资金不到位等等，目前国内节能服务公司在具体到单栋建筑的节能改造时，不得不在能耗监测施工、基础数据采集等方面的工作上，重复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
而据王志高在上述研讨会上介绍。“在纽约，有一批专门做建筑能耗数据售卖的第三方公司，他们从公共能耗监测平台上采集、整理或者包括分析这些数据，并且对数据的质量负责，比如公开平台数据有误，这家公司可以去回溯，然后向买数据的节能公司收取服务费。”
“德国也有这样纯粹的能耗数据服务公司，他只提供方案不卖节能设备产品。”张社蚕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国家的好多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几乎都有产品背景，所以他不可避免会优先考虑卖产品，而不是怎么样对用户提供最佳的节能方案。”
中国的建筑节能市场能走美国、德国的这条路吗？
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住建部内部人士介绍，住建部2016年关于建筑节能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和市场机制。“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杨榕司长1月份在上海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能耗监测平台运营好，把数据应用起来，要让平台有持续收益，让节能服务公司和建筑的业主也获益，从而真正起到降低能耗、提高能效的作用。”该人士透露。
赵庆珠则认为，平台运行市场机制的形成恐怕需要政府改变作为甲方一次投入之后，缺乏对建设质量等内容考评的方式。
而对于平台运行专业人员缺乏的困境，张社蚕认为可以借鉴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实施的集约化信息交流的方式。“具体来讲可以以医院为例，就是一个能源管理的专业机构按照固定周期、固定主题组织十几家医院后勤负责人，到节能改造很成功的医院去参观、学习，公司聘请专业的人员为他们进行培训。甚至他们可以共享设备、服务的供应商，集中采购，降低成本。”据张社蚕介绍，“上海、宁波的很多医院项目，已经开始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