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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本的“叙述时间”主要由“时序、时距、频率”等内容构成，其中，叙述“频率”在作品中，可以分为单一叙述和重复叙述。亨利希·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说：“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可以肯定地说，重复表层的形式主要对文学与历史、政治和伦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由是观之，文本中的“重复”并非“闲笔”，它蕴含着作者的匠心与经营。现阶段的一些学术论文，已经关注到《祝福》文本中的“重复”现象，但是都没有关注诸多“重复”之间的关联性与逻辑性。因此，本文将此问题作为研究的重心。
与“我”有关的“重复”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句话在《祝福》中一共出现了两次，位置不同，具体的原因也是不相同的。
第一次“决计要走”的根本原因是“离乡——归乡”回来的新“我”与鲁镇的传统文化氛围格格不入，“我”因此要疏远、逃离这种环境。
首先，“我”与鲁四老爺“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为什么“话不投机”？因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而“我”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缺少共同语言，所以就无法进行“深入”的交流。这里“剩”字的使用特别有力度、有滋味，凸显了“我”孤独的处境。
其次，鲁四老爷的书房让“我”感到无聊。这从书房空间的布置和摆设的书籍即可看出。一个具有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对传统礼教的代表作《近思录集注》《四书衬》产生兴趣呢？“书房”是“我”在鲁四老爷家里主要的活动场所，这样沉闷、压抑的空间环境只能逼迫“我”逃离。
最后，这篇作品写于1924年，距离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过去了13年，距离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过去了5年。但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仍旧没有触及、改变广大的乡土社会，更遑论去洗礼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文中说“鲁镇”的人“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传统的祝福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因此，这样的乡土社会，“我”是不能久留的。
第二次“决计要走”的原因：面对祥林嫂，“我”无法回答她的困惑——“我”无法改变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不知道如何去启蒙她，因此只能选择逃之夭夭。
其实，祥林嫂的三个问题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封建迷信思想，而都是指向底层人民精神世界与生存哲学的问题。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吗？”
这三个问题，既有祥林嫂对柳妈“阎王大王只好将你劈开来，分给两个死鬼男人”说法的重新思考，她希望见识多的“我”能够给予她满意的答复；同时，这种重新思考也是源于祥林嫂对捐门槛赎罪失败的一种怀疑，更有她对逝去的一家人的思念。其实，那两段婚姻，养育一个孩子的过往生活，赋予祥林嫂的都是相对温馨、美好、幸福的回忆。因此，祥林嫂死后渴望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然而作为启蒙者的“我”对于祥林嫂的询问，只能“吞吞吐吐的说”“只得支梧着”“即刻胆怯起来了”。“鲁迅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来凸显现代启蒙主义话语在‘乡土中国’语境中的软弱无力及其难以克服的局限。在鲁迅看来，所谓的‘启蒙’事业在很多时候仅仅是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幻觉，民众其实一直在他们的话语之外。”（徐志伟《<祝福>中的“我”为何决计离开鲁镇》，《中学语文教学》2019.8）
两次“重复”分别指向不同的“对象”，一则为鲁镇的权威鲁四老爷，一则为鲁镇的平民代表祥林嫂。对于前者，作为启蒙者的“我”需要与之辩驳、斗争；对于后者，作为启蒙者的“我”需要为之提供帮助、改变国民性。但是全文都不见那样的“行动”。因此，这两次“重复”从不同维度昭示了“我”这个新民主主义者的革命“行动”的失败，自身的无力感、迷茫性。
在文中，“我”的“不安”被刻画多次：
“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
“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
这里的“不安”属于词语的“重复”，由以上句子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不安”是在加强、加剧的。这五个“不安”实际上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第二处“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原因。
后来，我由“不安”逐渐“舒畅”起来，“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这种心理状况的转折性变化，表现了“我”冷漠的逃避者的形象。“我”害怕祥林嫂的死亡与“我”的解答有关，“我”害怕承担责任，于是“我”只能用“说不清”“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之类的话来宽慰自己。
与祥林嫂有关的“重复”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因为死了丈夫，所以祥林嫂扎白头绳。第一次是因为祥林的去世，第二次是因为贺老六的去世。鲁迅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第二次来到鲁镇，祥林嫂的“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可见，生活的变故、命运的无常给这个底层社会的妇女所带来的严重的摧残与打击。但是最致命的打击来自于丧子之痛。 “我真傻。”
申丹、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说：“祥林嫂不仅重复讲述同一件事，而且是一字不差地重复叙述。至于重复的次数，故事叙述者没有明示，而是以‘（她）反复地向人们说她悲惨的故事’一句来概述。”然而，这两处“重复”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并非“一字不差地重复叙述”，其中有价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我叫阿毛，没有应。/我叫，“阿毛！”没有应。
②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可怜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③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
④他果然躺在草窠里。/果然，他躺在草窠里。
第二次的诉说显然比第一次更具有现场感和情绪化。第一次的情绪有明显的克制，第二处的情绪显然是一种宣泄。第一处诉说完毕的结果是“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第二处诉说完毕的结果是“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是因为两次的诉说对象不同：第一次是向四婶说明原因，希望能够留下来；第二次的诉说对象是鲁镇上与之地位一样的普通民众。可见，儿子阿毛的去世，给予祥林嫂致命性的打击。周作人曾言：“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吃，也即是失去孩子的悲哀。”原本向同一阶层、同一群体倾诉，自己的悲恸能够减轻，没想到祥林嫂却得到了群体的冷漠、集體无意识式的冷漠——“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镇上的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
“大家”指的是鲁四老爷家的人。从“大家”到“镇上的人们”，范围在扩大，以小见大，人们有着普遍的礼俗认识，在“夫权”的视野下，“从一而终”是共识，是根深蒂固的。对于“克死”了两个丈夫的祥林嫂，人们“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对于有这样经历的女子，人们觉得她不干净，因此表现出鄙夷、憎恶的情绪来。这正如孙绍振、孙彥君《文学文本解读学》所说：“《祝福》最深邃的特点乃是祥林嫂的死亡是没有凶手的，真正的凶手乃是一种对于寡妇的荒谬的野蛮的成见。这种成见之所以能杀人，就是因为它存在于鲁镇每一个头脑中，被当成天经地义的准则。”同时，这两处的重复强调，为后文的“捐门槛”等情节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和铺垫。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上面的“重复”叙述，其实就解释了四婶为什么三次神态“慌忙”。这几处“重复”叙述构成了一种因果关联。同时文本中也有这样的“信息”：“这个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祝福”是为了祈福美好的生活，如果祖宗神灵都不享用这些祭品的话，那么明年的运势必然是“神弗福也”，这显然是四叔、四婶不愿意看到的。
这里，我们还需要重点考察第三处——“‘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这句话发生的语境，即“快够一年了，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从四婶的反应来看，“捐门槛”是徒劳无用的。这从“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也能读出“捐门槛”的无用来。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庙祝”的“执意不允许”理解为“勒索、抬价”。庙祝是在物质经济角度压榨祥林嫂，那么柳妈就是在精神层面摧残祥林嫂，这样的压榨与摧残，一步步地将祥林嫂推向绝望的境地。
较之前两次，第三次多使用了一个“大声”，而且语序有所调整，表明四婶是在用强调式的语气告诫祥林嫂不能碰祭祀用品。这与捐完门槛，“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构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别里科夫是在别人的笑声中结束了生命，那么祥林嫂就是在四婶的“大声说”中走向了精神崩溃，颓废，死亡。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还不是和祥林嫂？”“还不是穷死的？”这两处都用了副词“还”，表示出一种责备的、厌恶的情绪。
“但他始终没有抬头”“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强调一种漠不关心，表现出一种冷漠。
“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是在追问祥林嫂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但是冲茶短工的回答却漫不经心。
这里的几处“重复”向我们呈现这样的意蕴：祥林嫂的死亡并没有引起陷入同样境遇中的人们的同情与体恤，有的却是冷漠、憎恶。
以上的一系列的“重复”叙事，有着内在的逻辑性与关联性，让我们看清了祥林嫂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吃掉”、被摧毁的。祥林嫂由最初的“暂时做稳了奴隶”，变成后来“想做奴隶而不得”。毋庸置疑，鲁四老爷、四婶、柳妈、庙祝、冲茶短工以及鲁镇上的人们，在祥林嫂走向死亡的路途上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这样的乡土社会情境，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论述道：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大小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儿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4月29日。在这一年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批判、斗争。正如其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们还能窥见鲁迅对自身启蒙行动的质疑、反思，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批判斗争与质疑反思就是鲁迅作品的两种思想形态。
与“我”有关的“重复”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句话在《祝福》中一共出现了两次，位置不同，具体的原因也是不相同的。
第一次“决计要走”的根本原因是“离乡——归乡”回来的新“我”与鲁镇的传统文化氛围格格不入，“我”因此要疏远、逃离这种环境。
首先，“我”与鲁四老爺“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为什么“话不投机”？因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而“我”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缺少共同语言，所以就无法进行“深入”的交流。这里“剩”字的使用特别有力度、有滋味，凸显了“我”孤独的处境。
其次，鲁四老爷的书房让“我”感到无聊。这从书房空间的布置和摆设的书籍即可看出。一个具有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对传统礼教的代表作《近思录集注》《四书衬》产生兴趣呢？“书房”是“我”在鲁四老爷家里主要的活动场所，这样沉闷、压抑的空间环境只能逼迫“我”逃离。
最后，这篇作品写于1924年，距离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过去了13年，距离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过去了5年。但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仍旧没有触及、改变广大的乡土社会，更遑论去洗礼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文中说“鲁镇”的人“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传统的祝福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因此，这样的乡土社会，“我”是不能久留的。
第二次“决计要走”的原因：面对祥林嫂，“我”无法回答她的困惑——“我”无法改变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不知道如何去启蒙她，因此只能选择逃之夭夭。
其实，祥林嫂的三个问题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封建迷信思想，而都是指向底层人民精神世界与生存哲学的问题。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吗？”
这三个问题，既有祥林嫂对柳妈“阎王大王只好将你劈开来，分给两个死鬼男人”说法的重新思考，她希望见识多的“我”能够给予她满意的答复；同时，这种重新思考也是源于祥林嫂对捐门槛赎罪失败的一种怀疑，更有她对逝去的一家人的思念。其实，那两段婚姻，养育一个孩子的过往生活，赋予祥林嫂的都是相对温馨、美好、幸福的回忆。因此，祥林嫂死后渴望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然而作为启蒙者的“我”对于祥林嫂的询问，只能“吞吞吐吐的说”“只得支梧着”“即刻胆怯起来了”。“鲁迅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来凸显现代启蒙主义话语在‘乡土中国’语境中的软弱无力及其难以克服的局限。在鲁迅看来，所谓的‘启蒙’事业在很多时候仅仅是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幻觉，民众其实一直在他们的话语之外。”（徐志伟《<祝福>中的“我”为何决计离开鲁镇》，《中学语文教学》2019.8）
两次“重复”分别指向不同的“对象”，一则为鲁镇的权威鲁四老爷，一则为鲁镇的平民代表祥林嫂。对于前者，作为启蒙者的“我”需要与之辩驳、斗争；对于后者，作为启蒙者的“我”需要为之提供帮助、改变国民性。但是全文都不见那样的“行动”。因此，这两次“重复”从不同维度昭示了“我”这个新民主主义者的革命“行动”的失败，自身的无力感、迷茫性。
在文中，“我”的“不安”被刻画多次：
“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
“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
这里的“不安”属于词语的“重复”，由以上句子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不安”是在加强、加剧的。这五个“不安”实际上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第二处“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原因。
后来，我由“不安”逐渐“舒畅”起来，“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这种心理状况的转折性变化，表现了“我”冷漠的逃避者的形象。“我”害怕祥林嫂的死亡与“我”的解答有关，“我”害怕承担责任，于是“我”只能用“说不清”“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之类的话来宽慰自己。
与祥林嫂有关的“重复”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因为死了丈夫，所以祥林嫂扎白头绳。第一次是因为祥林的去世，第二次是因为贺老六的去世。鲁迅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第二次来到鲁镇，祥林嫂的“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可见，生活的变故、命运的无常给这个底层社会的妇女所带来的严重的摧残与打击。但是最致命的打击来自于丧子之痛。 “我真傻。”
申丹、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说：“祥林嫂不仅重复讲述同一件事，而且是一字不差地重复叙述。至于重复的次数，故事叙述者没有明示，而是以‘（她）反复地向人们说她悲惨的故事’一句来概述。”然而，这两处“重复”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并非“一字不差地重复叙述”，其中有价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我叫阿毛，没有应。/我叫，“阿毛！”没有应。
②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可怜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③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
④他果然躺在草窠里。/果然，他躺在草窠里。
第二次的诉说显然比第一次更具有现场感和情绪化。第一次的情绪有明显的克制，第二处的情绪显然是一种宣泄。第一处诉说完毕的结果是“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第二处诉说完毕的结果是“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是因为两次的诉说对象不同：第一次是向四婶说明原因，希望能够留下来；第二次的诉说对象是鲁镇上与之地位一样的普通民众。可见，儿子阿毛的去世，给予祥林嫂致命性的打击。周作人曾言：“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吃，也即是失去孩子的悲哀。”原本向同一阶层、同一群体倾诉，自己的悲恸能够减轻，没想到祥林嫂却得到了群体的冷漠、集體无意识式的冷漠——“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镇上的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
“大家”指的是鲁四老爷家的人。从“大家”到“镇上的人们”，范围在扩大，以小见大，人们有着普遍的礼俗认识，在“夫权”的视野下，“从一而终”是共识，是根深蒂固的。对于“克死”了两个丈夫的祥林嫂，人们“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对于有这样经历的女子，人们觉得她不干净，因此表现出鄙夷、憎恶的情绪来。这正如孙绍振、孙彥君《文学文本解读学》所说：“《祝福》最深邃的特点乃是祥林嫂的死亡是没有凶手的，真正的凶手乃是一种对于寡妇的荒谬的野蛮的成见。这种成见之所以能杀人，就是因为它存在于鲁镇每一个头脑中，被当成天经地义的准则。”同时，这两处的重复强调，为后文的“捐门槛”等情节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和铺垫。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上面的“重复”叙述，其实就解释了四婶为什么三次神态“慌忙”。这几处“重复”叙述构成了一种因果关联。同时文本中也有这样的“信息”：“这个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祝福”是为了祈福美好的生活，如果祖宗神灵都不享用这些祭品的话，那么明年的运势必然是“神弗福也”，这显然是四叔、四婶不愿意看到的。
这里，我们还需要重点考察第三处——“‘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这句话发生的语境，即“快够一年了，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从四婶的反应来看，“捐门槛”是徒劳无用的。这从“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也能读出“捐门槛”的无用来。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庙祝”的“执意不允许”理解为“勒索、抬价”。庙祝是在物质经济角度压榨祥林嫂，那么柳妈就是在精神层面摧残祥林嫂，这样的压榨与摧残，一步步地将祥林嫂推向绝望的境地。
较之前两次，第三次多使用了一个“大声”，而且语序有所调整，表明四婶是在用强调式的语气告诫祥林嫂不能碰祭祀用品。这与捐完门槛，“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构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别里科夫是在别人的笑声中结束了生命，那么祥林嫂就是在四婶的“大声说”中走向了精神崩溃，颓废，死亡。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还不是和祥林嫂？”“还不是穷死的？”这两处都用了副词“还”，表示出一种责备的、厌恶的情绪。
“但他始终没有抬头”“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强调一种漠不关心，表现出一种冷漠。
“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是在追问祥林嫂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但是冲茶短工的回答却漫不经心。
这里的几处“重复”向我们呈现这样的意蕴：祥林嫂的死亡并没有引起陷入同样境遇中的人们的同情与体恤，有的却是冷漠、憎恶。
以上的一系列的“重复”叙事，有着内在的逻辑性与关联性，让我们看清了祥林嫂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吃掉”、被摧毁的。祥林嫂由最初的“暂时做稳了奴隶”，变成后来“想做奴隶而不得”。毋庸置疑，鲁四老爷、四婶、柳妈、庙祝、冲茶短工以及鲁镇上的人们，在祥林嫂走向死亡的路途上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这样的乡土社会情境，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论述道：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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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大小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儿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4月29日。在这一年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批判、斗争。正如其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们还能窥见鲁迅对自身启蒙行动的质疑、反思，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批判斗争与质疑反思就是鲁迅作品的两种思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