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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
这是1915年，身在日本的孙中山在收到宋庆龄的加急来信后
向众多反对他们婚姻的友人说出的具有誓言意义的话。
作为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生因与多位女性存有暧昧关系而充满争议，他与宋庆龄的婚姻则更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以自由与革命为底色的意识形态婚姻。这种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为素来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国传统婚姻注入了一种新的充满现代意义的政治底色。
以自由的名义私奔
与孙中山有关的众多女性中有一位就是宋庆龄的姐姐宋霭龄，这也是后来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遭到宋的父母极度反感和愤怒的原因之一。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在21年后，会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独自私奔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1913年8月29日，从美国毕业后的宋庆龄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了孙中山。成年后首次见到自己仰慕的革命家，宋庆龄极为兴奋，很快她就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感情迅速发展，不久宋庆龄就主动向孙中山表示爱慕之意，愿陪伴他献身革命。当时孙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儿子孙科甚至比她还大，但这些在孙宋二人眼里已不是障碍。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同意，宋家上下立刻像遭遇了地震。宋耀如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并决定将宋庆龄软禁在家。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这一年6月，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個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时年49岁，宋22岁。宋庆龄父母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已晚，大骂之余，宋耀如最终只能跪求孙善待自己女儿。
综观宋氏三姐妹的婚姻，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如果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也许就没有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结合；没有“四大家族”的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是另一番面貌。
宋庆龄在30年代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反观宋氏夫妇，极力阻婚未成之后，还是送了一套古典家具和百子绸缎作为嫁妆，并继续与孙中山在政治上共事。
晚清以来，尤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思潮、新文化的勃兴，儒家传统的统治地位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中国社会的运行结构及民间的社会行为也由此经历一系列变迁，婚姻、爱情观念的变化则是其中一条主线，当时无数新青年以争自由、追求革命为名走上了违抗父命、自主婚姻之路，这一思潮也在民国早期和中期引发了众多经典的悔婚、休妻与私奔的案例：
1910年，出自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君曼不顾家庭和社会反对，私奔到杭州与大她近10岁的姐夫、31岁的陈独秀同居；1927年5月，天津学生、15岁的赵一荻（即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在舞会上与张学良相识，1928年冬，赵与家人不告而别，乘火车单身来到沈阳，与张学良安排在沈阳北陵的一栋别墅里秘密同居；1925年3月，正在北平女师大学习的许广平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的鲁迅写信，请求给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1926年即与大她17岁的鲁迅离开北平乘火车南下，从此开始他们的同居生活……
无数这些发生在当时社会名流抑或普通凡人身上的勇敢私奔、热烈逐爱的案例，可谓构成了那个时代一卷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俗画，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一种婚姻或爱情，无论有着多么高尚、响亮的口号，最终都是一种策略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以争自由、求真爱为旗号的民国式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并未能逃脱意识形态的理性范畴，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个人的婚姻选择增添了一个新的政治元素。而且，这种新潮的恋爱观、婚姻观，尽管因众多社会名流的介入而显得光彩四射，但实际上并未构成民国社会的主流婚姻观，当时社会的主流婚姻观仍然是家长或宗族决定制。
作为一种策略选择的婚姻
从社会交往理论看，任何一种交往策略都要付出代价，不管是名誉损失还是错失理想伴侣。
作为一种延续数千年的家庭模式，只要人类依旧选择婚姻这种形式构建家庭，那么男女之间的情感或婚姻选择，可能最终都无法脱离其功利计算的本质，所谓浪漫主义不过是一个谎言，当人们从浪漫主义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会发现一切浪漫选择都不如功利计算来得更实用、更合时宜，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了种种浪漫主义包括性解放运动后，道德保守主义或情感平庸主义，在全球而不仅仅是在中国重新抬头乃至泛滥的原因所在。
私奔在这个时代变得格外昂贵，由此引发的道德及经济成本让人不堪承受。而这一趋势在中国可能尤甚。
由此回顾民国时期的情感或婚姻史，除了浮于表面的华丽光彩的自由婚姻风潮，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费正清在论述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迁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文化同一性的社会，应当以此作为判断现代中国趋向的基线。汉民族拥有广泛的共同价值观，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与历史延续性的共有意识，不同阶层都具有共同的民俗和宇宙观，“包括对祖先、学问、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
尽管受到五四新文化的猛烈冲击，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同质文化依旧变化缓慢——如尊重家长、男女不平等、维系父系宗族的权益等。部分人群的选择不会破坏普遍的习俗与价值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及行为方式的基础，仍旧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20世纪前半叶香港邓姓家族的结婚习俗就颇具代表性，《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的第一章《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中对其有生动的记述：在这个有凝聚力的家族中，富人和穷人婚姻仪式相同，但富有的成员择妻，是为了增强有助于维持上层社会地位的商务与政治上的接触。这样的联姻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求的。新娘有陪嫁，为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某种条件；两家继续通好。相反，农民男子娶邻村女子，付给女方一笔彩礼，婚后与妻方很少往来。这样的例子表明，虽然向上移动并非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的穷人不能指望通过婚姻改变他们的阶层地位。
宗族纽带在自我保护和维持宗族资源方面有显著的作用，通过亲属关系网，下层阶级的家庭，有可能被纳入有钱有势家庭的庇护人与依附人之间的关系中去。
陈鹏所撰《中国婚姻史稿》论及，纵观中国全部婚姻史，从皇族到士大夫再到中下阶层，其婚姻之缔结，多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行为的意味，而其谋划目的不外乎四种：一，内政；二，外交；三，朋党；四，仕宦。
民国的自由婚姻则为中国传统的婚姻选择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个人选择的空间，这个空间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口号：自由与革命。部分人群在自由与革命的激情中，依靠意识形态的幻觉选择理想伴侣，这些选择的结果，有的彻底毁掉了当事人的道德声誉，有的带来了符合个人理想与幸福标准的婚姻，还有的则带来了意想之外的政治与商业红利，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这是1915年，身在日本的孙中山在收到宋庆龄的加急来信后
向众多反对他们婚姻的友人说出的具有誓言意义的话。
作为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生因与多位女性存有暧昧关系而充满争议，他与宋庆龄的婚姻则更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以自由与革命为底色的意识形态婚姻。这种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为素来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国传统婚姻注入了一种新的充满现代意义的政治底色。
以自由的名义私奔
与孙中山有关的众多女性中有一位就是宋庆龄的姐姐宋霭龄，这也是后来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遭到宋的父母极度反感和愤怒的原因之一。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在21年后，会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独自私奔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1913年8月29日，从美国毕业后的宋庆龄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了孙中山。成年后首次见到自己仰慕的革命家，宋庆龄极为兴奋，很快她就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感情迅速发展，不久宋庆龄就主动向孙中山表示爱慕之意，愿陪伴他献身革命。当时孙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儿子孙科甚至比她还大，但这些在孙宋二人眼里已不是障碍。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同意，宋家上下立刻像遭遇了地震。宋耀如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并决定将宋庆龄软禁在家。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这一年6月，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個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时年49岁，宋22岁。宋庆龄父母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已晚，大骂之余，宋耀如最终只能跪求孙善待自己女儿。
综观宋氏三姐妹的婚姻，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如果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也许就没有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结合；没有“四大家族”的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是另一番面貌。
宋庆龄在30年代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反观宋氏夫妇，极力阻婚未成之后，还是送了一套古典家具和百子绸缎作为嫁妆，并继续与孙中山在政治上共事。
晚清以来，尤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思潮、新文化的勃兴，儒家传统的统治地位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中国社会的运行结构及民间的社会行为也由此经历一系列变迁，婚姻、爱情观念的变化则是其中一条主线，当时无数新青年以争自由、追求革命为名走上了违抗父命、自主婚姻之路，这一思潮也在民国早期和中期引发了众多经典的悔婚、休妻与私奔的案例：
1910年，出自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君曼不顾家庭和社会反对，私奔到杭州与大她近10岁的姐夫、31岁的陈独秀同居；1927年5月，天津学生、15岁的赵一荻（即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在舞会上与张学良相识，1928年冬，赵与家人不告而别，乘火车单身来到沈阳，与张学良安排在沈阳北陵的一栋别墅里秘密同居；1925年3月，正在北平女师大学习的许广平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的鲁迅写信，请求给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1926年即与大她17岁的鲁迅离开北平乘火车南下，从此开始他们的同居生活……
无数这些发生在当时社会名流抑或普通凡人身上的勇敢私奔、热烈逐爱的案例，可谓构成了那个时代一卷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俗画，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一种婚姻或爱情，无论有着多么高尚、响亮的口号，最终都是一种策略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以争自由、求真爱为旗号的民国式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并未能逃脱意识形态的理性范畴，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个人的婚姻选择增添了一个新的政治元素。而且，这种新潮的恋爱观、婚姻观，尽管因众多社会名流的介入而显得光彩四射，但实际上并未构成民国社会的主流婚姻观，当时社会的主流婚姻观仍然是家长或宗族决定制。
作为一种策略选择的婚姻
从社会交往理论看，任何一种交往策略都要付出代价，不管是名誉损失还是错失理想伴侣。
作为一种延续数千年的家庭模式，只要人类依旧选择婚姻这种形式构建家庭，那么男女之间的情感或婚姻选择，可能最终都无法脱离其功利计算的本质，所谓浪漫主义不过是一个谎言，当人们从浪漫主义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会发现一切浪漫选择都不如功利计算来得更实用、更合时宜，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了种种浪漫主义包括性解放运动后，道德保守主义或情感平庸主义，在全球而不仅仅是在中国重新抬头乃至泛滥的原因所在。
私奔在这个时代变得格外昂贵，由此引发的道德及经济成本让人不堪承受。而这一趋势在中国可能尤甚。
由此回顾民国时期的情感或婚姻史，除了浮于表面的华丽光彩的自由婚姻风潮，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费正清在论述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迁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文化同一性的社会，应当以此作为判断现代中国趋向的基线。汉民族拥有广泛的共同价值观，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与历史延续性的共有意识，不同阶层都具有共同的民俗和宇宙观，“包括对祖先、学问、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
尽管受到五四新文化的猛烈冲击，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同质文化依旧变化缓慢——如尊重家长、男女不平等、维系父系宗族的权益等。部分人群的选择不会破坏普遍的习俗与价值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及行为方式的基础，仍旧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20世纪前半叶香港邓姓家族的结婚习俗就颇具代表性，《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的第一章《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中对其有生动的记述：在这个有凝聚力的家族中，富人和穷人婚姻仪式相同，但富有的成员择妻，是为了增强有助于维持上层社会地位的商务与政治上的接触。这样的联姻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求的。新娘有陪嫁，为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某种条件；两家继续通好。相反，农民男子娶邻村女子，付给女方一笔彩礼，婚后与妻方很少往来。这样的例子表明，虽然向上移动并非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的穷人不能指望通过婚姻改变他们的阶层地位。
宗族纽带在自我保护和维持宗族资源方面有显著的作用，通过亲属关系网，下层阶级的家庭，有可能被纳入有钱有势家庭的庇护人与依附人之间的关系中去。
陈鹏所撰《中国婚姻史稿》论及，纵观中国全部婚姻史，从皇族到士大夫再到中下阶层，其婚姻之缔结，多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行为的意味，而其谋划目的不外乎四种：一，内政；二，外交；三，朋党；四，仕宦。
民国的自由婚姻则为中国传统的婚姻选择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个人选择的空间，这个空间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口号：自由与革命。部分人群在自由与革命的激情中，依靠意识形态的幻觉选择理想伴侣，这些选择的结果，有的彻底毁掉了当事人的道德声誉，有的带来了符合个人理想与幸福标准的婚姻，还有的则带来了意想之外的政治与商业红利，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