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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意义。本文就閱读《史记》中所疑惑之处作了一些分析与研究：其一，庞涓是如《史记》中所载自刭而死，还是死于桂陵之战，或是有其它原因；其二，陈豨谋反的时间；其三，“离石”和“硰石”、“信都”和“新都”孰更为妥当。
关键词： 《史记》 疑误 校勘
一、庞涓自刭之疑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庞涓为兵败自刭：“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梁玉绳《史记志疑》言：“《齐策》言禽，此言自刭，恐皆非实。《年表》《世家》俱云‘杀庞涓’，盖弩射杀之也。”①经检索，《战国策·齐策》作“禽庞涓”，《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杀其将庞涓”，《史记·商君列传》作“杀将军庞涓”，《史记·孟尝君列传》作“杀将军庞涓”，《史记·六国年表》亦作“杀将军庞涓”。皆作庞涓死于马陵之战。
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孙膑兵法·禽庞涓》：“庞子果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禽”，查《故训汇纂》可解释其为“擒也”、“获也”、“囚也”、“杀也”等意思，按《禽庞涓》竹书所载，孙膑在桂陵之战时就生擒或是杀死了庞涓。
按：齐魏两国之间确是有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大战，《战国策》记载了桂陵之战：“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史记》中也有关于桂陵之战的记载，但一处都没有提及庞涓：《史记·六国年表》“齐败我桂陵”“败魏桂陵”；《史记·赵世家》“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史记·魏世家》“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禽庞涓》中却详细地记载了庞涓参加这次战争，作为魏军的统帅，终为孙膑所擒。
据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擒庞涓》的记载，桂陵之战过程十分详细：魏惠王率军攻赵，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抵达茬丘以防备齐军救赵，齐威王命田忌率兵救赵。庞涓攻打卫国的须句以诱使齐军出境，孙膑让田忌直接直接进攻平陵，以此假象来迷惑庞涓。又“遣轻车西驰良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来引诱庞涓走向圈套，庞涓果然中计，“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具体说明了战争的情况，把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从而使魏军陷入困境。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对马陵之战的记载：“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对比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战争相似之处很多：主要为齐、魏两国之间的战争，两次战争齐国都有田忌和孙膑，魏国有庞涓。且战争进程也很相似，田忌听取了孙膑的计策从而打败了魏国，齐国赢取了战争的胜利，魏国在两次战争中都惨遭失败。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司马迁史料不足，当时并没有见到《孙膑兵法》就没有详细地记述下这次战争；一些学者认为马陵之战并不存在，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其实就是同一场战役。
张震泽先生在其《孙膑兵法校理》中写道：“禽（擒）字本有二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收禽夹囚’，杜注：‘获也。’此是第一义，哀公二十三年‘知伯亲禽颜庚’即用此义。《淮南子·兵略》：‘吴王夫差西遇晋公，禽之黄池’，高注：‘禽之，服晋也。’吴王为黄池之会，实未俘掳晋公，此禽字是制服之义，此为第二义。”②张震泽先生认为应以第二义来理解“禽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庞涓只是被制服了。若以此说法来看，一切似乎都可以理解了，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制服，最后在马陵之战中自刭而死。有学者认为，“庞涓归魏应在公元前351年漳水会盟”③，而交换俘虏的情况在古代早就屡见不鲜，譬如晋国归还楚公子榖臣和大夫连尹襄老的尸体以换回知罃。但缺少相关史实，难以考证。
虽然在战国时期互相交换、释放俘虏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庞涓与孙膑纠葛已久、结怨已深，怎肯轻易地释放庞涓离去。再者，孙膑与庞涓二人智谋不相上下，桂陵之战中孙膑用计抓住了庞涓，马陵之战中庞涓又怎会再次愚蠢地陷入孙膑的陷阱。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孙膑兵法》虽有残缺，但大致保留了原书的面貌，其史实记载有一定的可信性。
综上所言，庞涓死于桂陵之战的可能性较大，司马迁当时可能并没有见到《孙膑兵法》，而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战争过程之相似，因此混淆了两次战争。
二、“离石”“硰石”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记载：“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而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战败逃亡地：“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又《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汉书》中也记载为“硰石”：《汉书·张陈王周传》“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又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 按：广武，“正义：广武故城在代州雁门县界也”④；晋阳，“今太原府”⑤；离石，“正义：石州县”⑥“石州。今理离石县。秦为太原郡地”⑦；楼烦“正义：雁门郡楼烦县”⑧；硰石“正义：按：在楼烦县西北”⑨。综合比较《史记》中《韩信卢绾列传》、《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和《匈奴列传》中对韩王信反叛匈奴后的战争的记载，可梳理出表1。
参考地图⑩，可知晋阳之战后，匈奴兵应是往北逃，《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和《匈奴列传》中都是向北经过了硰石，《韩信卢绾列传》却是绕到了西南方向的离石。高祖“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后上书请治马邑，《匈奴列传》中也写道“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韩信联军的势力范围在太原以北，晋阳战败应往自己的势力范围逃跑，而离石处于晋阳的西南方向，亦非韩王信的势力范围，往此处逃亡岂非自寻死路。
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离石与楼烦相距甚远，若逃至离石，剩余的将兵一时之间将如何与之会合。硰石在楼烦西北，符合战线的方向，也能与楼烦的援兵会合。
表1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匈奴若是佯败走以引诱汉兵，说明匈奴的逃跑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的逃跑。匈奴要诱汉兵应是将汉兵引至对其有利的北边以求援兵，可若往西南方向逃至离石，却是深入汉兵的控制范围。再者，硰石位处晋阳北部，离石位于西南方向，“汉悉兵北逐匈奴”与硰石方位一致。
综上所述，硰石”更符合战争的路线，且与其他史料更为契合，《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的“离石”应为“硰石”之误。
三、陈豨反叛时间
《史记》关于陈豨反叛的时间各不一，经检索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汉七年；（二）汉十年，汉十年七月、八月、九月，汉十年秋；（三）汉十一年，汉十一年秋。又《汉书》中关于陈豨反叛的时间的记载也多是汉十年。据表2可见，《史记》《汉书》对陈豨反叛时间的记载多集中于汉十年。
表2
在《史记》、《汉书》中，“十”与“七”因形似而经常发生讹误。“在西汉时，七字书作十，中画甚短，与十字极相似”{11}，因七、十形似，而后人并不知，在传抄刻书的过程中易将“七”与“十”弄错。王叔岷《史记斠证》：“梁氏所据湖本‘十年’作‘七年’，云‘七年’乃‘十年’之误”。殿本作‘十年’。”{12}而“汉七年”的说法仅见于《史记·田叔列传》“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此处的“七”极有可能是“十”之误。
“汉十一年”的说法出现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及《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等少数篇章，此说法也多半为误记。《史记·孝文本纪》记载“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汉十一年春陈豨军已被破，又怎麽会在十一年秋才谋反。
梁玉绳《史记志疑》：“豨反在十年九月，此误。”{13}王叔岷《史记斠证》：“《汉纪四》、《通鉴·汉纪四》并在十年九月，《将相表》亦在十年。”{14}可知陈豨反叛时间为汉十年，而究竟是七月、八月还是九月，却不可定。《史记·高祖本纪》对这件事有著详细地记载：“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九月，上自东往击之。”事件记载的时间脉络分明，与后事事件衔接紧密，陈豨十年叛乱可无误，而《汉书·高帝纪下》却记为“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八月、九月却无法考证。可无论八月还是九月都是秋季，所以按《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十年秋，陈豨反代地”更为妥当。
综上，陈豨反叛时间为“汉七年”“汉十一年”的说法为误，当为“汉十年”，其月份不可考，但确认为汉十年秋应为最妥。
四、“信都”“新都”
《史记·吕太后本纪》：“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而《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作：“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又《史记·惠景闲侯者年表》：“信都。以张敖、鲁元太后子侯。”《汉书·张耳陈余传》：“乃封敖前妇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
按：梁玉绳《史记志疑》案：“《史》《汉》表并作‘信都’，此作‘新都’，误也。但新、信二字，《史》、《汉》互用处甚多，颜师古云：‘新信同音故耳。’”{15}
查《汉书·地理志下》：“信都国，户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县十七：信都，历，扶柳，辟阳，南宫，下博。”信都国，是西汉高帝所置，景帝二年改为广川国，后又改为信都郡，宣帝甘露三年复为信都国。又《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户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九。县十三：梓潼，汁方，涪，雒，绵竹，广汉，葭明，郪，新都，甸氐道，白水，刚氐道，阴平道。”
“新都”与“信都”，音近且易误，故后世经常将新与信混用，“王莽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亦因古字通借，转相改易也。”{16}但吕太后时只有信都国，而无新都国，新都当时为广汉郡下的县。《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的“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中的“新都”应为“信都”，而后世将其混用。
注释：
①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95.
②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88：5.
③张洪久.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谈马陵之战及其他[J].河北学刊，1984（2）.
④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4.
⑤杜佑.通典·州郡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60.
⑥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4.
⑦杜佑.通典·州郡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85.
⑧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4.
⑨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14.
⑩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11}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265.
{12}王叔岷.史記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2746.
{13}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35.
{14}王叔岷.史记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2746.
{15}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7.
{16}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7.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战国策[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6]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7]王叔岷.史记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张洪久.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谈马陵之战及其他[J].河北学刊，1984（2）.
[10]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J].北京：中华书局，1988.
关键词： 《史记》 疑误 校勘
一、庞涓自刭之疑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庞涓为兵败自刭：“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梁玉绳《史记志疑》言：“《齐策》言禽，此言自刭，恐皆非实。《年表》《世家》俱云‘杀庞涓’，盖弩射杀之也。”①经检索，《战国策·齐策》作“禽庞涓”，《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杀其将庞涓”，《史记·商君列传》作“杀将军庞涓”，《史记·孟尝君列传》作“杀将军庞涓”，《史记·六国年表》亦作“杀将军庞涓”。皆作庞涓死于马陵之战。
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孙膑兵法·禽庞涓》：“庞子果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禽”，查《故训汇纂》可解释其为“擒也”、“获也”、“囚也”、“杀也”等意思，按《禽庞涓》竹书所载，孙膑在桂陵之战时就生擒或是杀死了庞涓。
按：齐魏两国之间确是有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大战，《战国策》记载了桂陵之战：“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史记》中也有关于桂陵之战的记载，但一处都没有提及庞涓：《史记·六国年表》“齐败我桂陵”“败魏桂陵”；《史记·赵世家》“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史记·魏世家》“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禽庞涓》中却详细地记载了庞涓参加这次战争，作为魏军的统帅，终为孙膑所擒。
据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擒庞涓》的记载，桂陵之战过程十分详细：魏惠王率军攻赵，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抵达茬丘以防备齐军救赵，齐威王命田忌率兵救赵。庞涓攻打卫国的须句以诱使齐军出境，孙膑让田忌直接直接进攻平陵，以此假象来迷惑庞涓。又“遣轻车西驰良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来引诱庞涓走向圈套，庞涓果然中计，“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具体说明了战争的情况，把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从而使魏军陷入困境。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对马陵之战的记载：“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对比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战争相似之处很多：主要为齐、魏两国之间的战争，两次战争齐国都有田忌和孙膑，魏国有庞涓。且战争进程也很相似，田忌听取了孙膑的计策从而打败了魏国，齐国赢取了战争的胜利，魏国在两次战争中都惨遭失败。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司马迁史料不足，当时并没有见到《孙膑兵法》就没有详细地记述下这次战争；一些学者认为马陵之战并不存在，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其实就是同一场战役。
张震泽先生在其《孙膑兵法校理》中写道：“禽（擒）字本有二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收禽夹囚’，杜注：‘获也。’此是第一义，哀公二十三年‘知伯亲禽颜庚’即用此义。《淮南子·兵略》：‘吴王夫差西遇晋公，禽之黄池’，高注：‘禽之，服晋也。’吴王为黄池之会，实未俘掳晋公，此禽字是制服之义，此为第二义。”②张震泽先生认为应以第二义来理解“禽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庞涓只是被制服了。若以此说法来看，一切似乎都可以理解了，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制服，最后在马陵之战中自刭而死。有学者认为，“庞涓归魏应在公元前351年漳水会盟”③，而交换俘虏的情况在古代早就屡见不鲜，譬如晋国归还楚公子榖臣和大夫连尹襄老的尸体以换回知罃。但缺少相关史实，难以考证。
虽然在战国时期互相交换、释放俘虏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庞涓与孙膑纠葛已久、结怨已深，怎肯轻易地释放庞涓离去。再者，孙膑与庞涓二人智谋不相上下，桂陵之战中孙膑用计抓住了庞涓，马陵之战中庞涓又怎会再次愚蠢地陷入孙膑的陷阱。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孙膑兵法》虽有残缺，但大致保留了原书的面貌，其史实记载有一定的可信性。
综上所言，庞涓死于桂陵之战的可能性较大，司马迁当时可能并没有见到《孙膑兵法》，而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战争过程之相似，因此混淆了两次战争。
二、“离石”“硰石”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记载：“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而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战败逃亡地：“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又《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汉书》中也记载为“硰石”：《汉书·张陈王周传》“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又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 按：广武，“正义：广武故城在代州雁门县界也”④；晋阳，“今太原府”⑤；离石，“正义：石州县”⑥“石州。今理离石县。秦为太原郡地”⑦；楼烦“正义：雁门郡楼烦县”⑧；硰石“正义：按：在楼烦县西北”⑨。综合比较《史记》中《韩信卢绾列传》、《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和《匈奴列传》中对韩王信反叛匈奴后的战争的记载，可梳理出表1。
参考地图⑩，可知晋阳之战后，匈奴兵应是往北逃，《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和《匈奴列传》中都是向北经过了硰石，《韩信卢绾列传》却是绕到了西南方向的离石。高祖“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后上书请治马邑，《匈奴列传》中也写道“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韩信联军的势力范围在太原以北，晋阳战败应往自己的势力范围逃跑，而离石处于晋阳的西南方向，亦非韩王信的势力范围，往此处逃亡岂非自寻死路。
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离石与楼烦相距甚远，若逃至离石，剩余的将兵一时之间将如何与之会合。硰石在楼烦西北，符合战线的方向，也能与楼烦的援兵会合。
表1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匈奴若是佯败走以引诱汉兵，说明匈奴的逃跑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的逃跑。匈奴要诱汉兵应是将汉兵引至对其有利的北边以求援兵，可若往西南方向逃至离石，却是深入汉兵的控制范围。再者，硰石位处晋阳北部，离石位于西南方向，“汉悉兵北逐匈奴”与硰石方位一致。
综上所述，硰石”更符合战争的路线，且与其他史料更为契合，《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的“离石”应为“硰石”之误。
三、陈豨反叛时间
《史记》关于陈豨反叛的时间各不一，经检索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汉七年；（二）汉十年，汉十年七月、八月、九月，汉十年秋；（三）汉十一年，汉十一年秋。又《汉书》中关于陈豨反叛的时间的记载也多是汉十年。据表2可见，《史记》《汉书》对陈豨反叛时间的记载多集中于汉十年。
表2
在《史记》、《汉书》中，“十”与“七”因形似而经常发生讹误。“在西汉时，七字书作十，中画甚短，与十字极相似”{11}，因七、十形似，而后人并不知，在传抄刻书的过程中易将“七”与“十”弄错。王叔岷《史记斠证》：“梁氏所据湖本‘十年’作‘七年’，云‘七年’乃‘十年’之误”。殿本作‘十年’。”{12}而“汉七年”的说法仅见于《史记·田叔列传》“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此处的“七”极有可能是“十”之误。
“汉十一年”的说法出现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及《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等少数篇章，此说法也多半为误记。《史记·孝文本纪》记载“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汉十一年春陈豨军已被破，又怎麽会在十一年秋才谋反。
梁玉绳《史记志疑》：“豨反在十年九月，此误。”{13}王叔岷《史记斠证》：“《汉纪四》、《通鉴·汉纪四》并在十年九月，《将相表》亦在十年。”{14}可知陈豨反叛时间为汉十年，而究竟是七月、八月还是九月，却不可定。《史记·高祖本纪》对这件事有著详细地记载：“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九月，上自东往击之。”事件记载的时间脉络分明，与后事事件衔接紧密，陈豨十年叛乱可无误，而《汉书·高帝纪下》却记为“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八月、九月却无法考证。可无论八月还是九月都是秋季，所以按《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十年秋，陈豨反代地”更为妥当。
综上，陈豨反叛时间为“汉七年”“汉十一年”的说法为误，当为“汉十年”，其月份不可考，但确认为汉十年秋应为最妥。
四、“信都”“新都”
《史记·吕太后本纪》：“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而《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作：“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又《史记·惠景闲侯者年表》：“信都。以张敖、鲁元太后子侯。”《汉书·张耳陈余传》：“乃封敖前妇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
按：梁玉绳《史记志疑》案：“《史》《汉》表并作‘信都’，此作‘新都’，误也。但新、信二字，《史》、《汉》互用处甚多，颜师古云：‘新信同音故耳。’”{15}
查《汉书·地理志下》：“信都国，户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县十七：信都，历，扶柳，辟阳，南宫，下博。”信都国，是西汉高帝所置，景帝二年改为广川国，后又改为信都郡，宣帝甘露三年复为信都国。又《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户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九。县十三：梓潼，汁方，涪，雒，绵竹，广汉，葭明，郪，新都，甸氐道，白水，刚氐道，阴平道。”
“新都”与“信都”，音近且易误，故后世经常将新与信混用，“王莽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亦因古字通借，转相改易也。”{16}但吕太后时只有信都国，而无新都国，新都当时为广汉郡下的县。《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的“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中的“新都”应为“信都”，而后世将其混用。
注释：
①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95.
②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88：5.
③张洪久.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谈马陵之战及其他[J].河北学刊，1984（2）.
④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4.
⑤杜佑.通典·州郡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60.
⑥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4.
⑦杜佑.通典·州郡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85.
⑧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4.
⑨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14.
⑩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11}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265.
{12}王叔岷.史記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2746.
{13}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35.
{14}王叔岷.史记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2746.
{15}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7.
{16}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7.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战国策[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6]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7]王叔岷.史记斠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张洪久.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谈马陵之战及其他[J].河北学刊，1984（2）.
[10]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J].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