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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简直就是愚昧、落后甚至罪恶的代名词。然而揆诸史乘我们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不绝的“迷信”,其意义绝非“愚昧”二字就能概括的。“迷信”的核心内容—鬼神观念,长期以来是古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套知识体系,对他们的“知”与“行”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它的约束力左右。古代法官经常用“迷信”来完成一些人力所难及或者根本不能及的事,在案件侦查和平息讼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古代官民利用鬼神观念所进行的“猫鼠游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迷信”的真实态度。
在古代司法中,由于现实可用的侦破手段极为有限,司法官员常常利用鬼神观念来查明事实真相,这种方法就是在历代案例集和官箴中备受推崇的“用谲”。
《折狱龟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宋代陈述古任浦城知县时,有一个富人家被盗,抓到几个人,但不知谁是罪犯。陈述古把几个嫌疑人引到一口大钟前说:“这是一口神钟,能辨善恶。不是盗贼的,摸之无声;为盗者,摸之有声。”接着率僚属对大钟焚香祷告。完了之后把钟放到一个大帷幕后面,暗中让人在钟上涂墨。然后“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验其手,皆有墨,一囚独无墨,乃是真盗,恐钟有声,不敢摸者。讯之,即服”。这就是著名的“摸钟辨盗”。陈述古利用罪犯相信“神钟有灵”、罪犯摸上去就会响的心理,经过巧妙的设计,使其不敢去触摸“神钟”,从而把罪犯与无辜者区分开来。
蒲松龄《聊斋志异》里也记载了一个“用谲”的案例。学使施愚山为发现杀害胭脂之父卞牛医的真正凶犯,将包括凶犯毛大在内的一干嫌疑人等拘至城隍庙,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于是让人用毡褥把城隍庙殿的窗户全都堵上,使里面黑不见人;然后让几个嫌疑人脱去上衣,盥洗后走入大殿;将他们“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然后“唤出验视,指毛(大)曰:‘此真杀人贼也’”!原来,“公先使人以灰涂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杀人者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
在有特定的嫌疑人时,司法官会利用老百姓敬畏鬼神的心理,借鬼神威吓犯罪嫌疑人,以此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得到供述,从而查明案件事实。
清代著名司法官员蓝鼎元在其《鹿洲公案》中记载了一个“幽魂对质”的案件。他任潮阳知县的时候,辖区内发生了宗族械斗,导致一个叫杨仙友的人死亡。因为当时参与械斗的人员众多,场面混乱,谁也不知道确切的凶手是谁。蓝鼎元试遍了种种方法包括严刑讯问都没人招供,于是在一个天气阴晦的日子,夜深人静之后,他把涉案人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杀人偿命,古今不易。汝等清夜自思,设汝被人杀死,而人不偿汝命,汝为冤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无人指质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约于今夜二更,提出杨仙友鬼魂,与汝质对。汝等虽有百喙,亦难以掩饰矣。”于是在城隍庙里设公堂审案。蓝鼎元命敲钟击鼓,焚香祷告,营造出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接着叫杨仙友鬼魂上堂听审。蓝鼎元先向空中略问数语,然后对众人说:“杨仙友在此,欲与汝等对质。汝等举头观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红衣者是也。”众人都抬头而视,只有罗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头不看。蓝鼎元见此已心中有数。他先叫罗明珠,正言道:“仙友在此,欲汝还其一命,汝尚何推诿哉!”平日牙尖嘴利的罗明珠竟战栗不能言,供出当日真相:械斗时罗明珠将杨仙友击伤,而致死的一刀却是江子千砍的。蓝鼎元接着审问江子千,江子千起先不承认,蓝鼎元要他直接与杨仙友的鬼魂辩论。江子千心虚,唯有服罪,并供出当日指挥杀人的,实系江立清。此后,蓝鼎元又以同样的方法,让众人一一说出当日详情,均与罗明珠、江子千所说的相同,于是凶手伏法。蓝鼎元自己对此案的审理也大有心得。他说:“疑狱难决之处,不得不用权术。试思此案若非冤魂对质,何能使凶手伏辜?”并分析了此案最终迎刃而解的关节所在:“妙在晦夕凄风,乃冤鬼出来之时,城隍摄鬼,又是众人所信;许多排场森森凛凛,令人毛发悚竖,而神机妙用,全在举头一观。盖罪人心虚,自然与众不同也。”可谓深明对鬼神观念的运用之妙!在城隍庙里审讯罪犯是古代司法中的一种常见做法。城隍神是记录、奖惩一城之人善恶功过的阴间官员,在城隍庙里审讯,本身已含有以城隍神威慑罪犯的意义,而蓝鼎元又让被害人的幽魂来与罪犯对质,就更有利于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
虽然在上述案件侦查中,司法官都是以“骗”的方式求得真相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责难古人。古代断案首重口供,相比于“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刑讯,“用谲”至少不会冤枉无辜。因为法官这样做是想利用罪犯害怕鬼神的心理,诱使其做掩饰行为从而露出马脚。无辜的人不会害怕鬼神找上门来,所以不会去掩饰;而罪犯则相反。再者,上述案件都是在刑讯无效的时候才请出鬼神的,可以说是法官查明真相的最后武器,在侦讯手段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考虑而“用谲”,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
元代观音奴的行为最能体现古代法官对鬼神的真实态度—可用就用,不能用时就弃若敝屣。
《元史·观音奴传》记载,观音奴任归德知府时,有一个富商打死了人,死者的妾去告状,官吏因为得了富商的贿赂反而把妾关了起来。死者的妻子又向观音奴申诉,观音奴马上把妾放出来,并对府吏说:“我准备了祭品,你替我为此事向城隍祈祷,让神显灵。”有一个接受贿赂的小吏害怕了,于是出来自首,说出了事情真相。这次他用神吓人取得了效果,但在另一个案件中就没那么灵了。宁陵有一个豪强杨甲,长期觊觎王乙的一块田。正值当地发生饥荒,王乙携妻子去淮南逃荒,病死在那里。他的妻子回来之后发现那块田已经被杨甲占据了,于是告到官府。杨甲向小吏行贿并伪造文书称王乙在时已经把田卖给自己了。观音奴下令到崔府君祠去审,看来又想用鬼吓人。但杨甲却向巫师行贿,导致审案时神灵没起作用。观音奴怀疑有诈,于是严讯巫师,得知实情后就将杨甲治罪,并令他退还田地。更绝的是,他因为神灵的“失职”而大为恼怒,就去责问神灵并拆毁了崔府君祠!这种行为首先可以表明司法官对鬼神并不像老百姓那样虔诚信仰,而更多视为一种工具;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加深理解,即为什么古代统治者要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来垄断与神灵发生交往的权力,如《大明律》、《大清律例》都禁止民众私习天文、扶鸾祷圣等,这是为了保证统治者对“天人感应”之权的垄断,使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解释鬼神的意愿以威吓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此案中就是因为需要一个巫师作为神人沟通的中介才使得神灵没有按照观音奴的意思发挥作用,更证明了上述措施对统治者的必要性。
可我们要是据此说司法官员只是利用老百姓的信仰来糊弄他们、自己根本不信也似乎失之武断。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他也说过“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有点矛盾而又暧昧不明的态度给后人留下了争论的空间,使读书人数千年聚讼不已。直到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通过反复辩难可算是大致作了一个结论。纪昀支持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种态度,即一般情况下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也绝不断言没有鬼神这回事,对宋儒“没见过鬼,就说明没有鬼”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是胶柱鼓瑟。
大量事实表明,古代儒家化的司法官员对鬼神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顾忌。《新齐谐》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福建莆田王监生,素来强横乡里,通过伪造地契和贿赂县令强占了张妪的田地。张妪心中愤怒,经常在王家门口叱骂。王监生让人殴杀张妪,然后骗其子来看尸体,当场将张妪子捆起来送往官府诬告他杀了母亲,数人作证,屈打成招,拟判凌迟。总督苏昌闻而疑之,乃下令福州、泉州两知府会审于省城隍庙。两知府各有成见,仍照县令所断定罪。张妪子受绑将出庙门,大叫:“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极枉,而你全无灵响,还有何面目享受祭祀!”说完,庙的两厢突然倾倒。知府、判官们以为是庙柱年久失修,不甚介意。等到张妪子要被牵出庙门,两个泥塑皂吏忽然向前移动,两根木棍挡住门,使人不能通过。观者大哗,两知府亦悚然,赶忙重新审理,判决张妪子冤,王监生则依法处置。这个案件存在荒诞不经的因素(如泥塑移动),因此作为一个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是存在疑问的。但重要的是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士大夫的笔记、官箴乃至案例集中大量出现,表明司法官员存在这样一种内心确信,即灵异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自己的司法活动存在问题,因而对法官的是非认定肯定产生了影响,说明他们对鬼神也并非全无敬畏。
那么,小民百姓是不是就被司法官员用鬼神观念糊弄得团团转呢?从上述案例来看确实如此。司法官自己不信,但他知道老百姓相信,因此利用这种心理诱导当事人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有证据表明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傻,他们对鬼神的灵效有时也会产生怀疑。清代许奉恩《兰苕馆外集》记载:张静山任新安知府时,有一个候选郡丞和一个老诸生争坟地,兴讼已经三十余年,但因两家皆没有契约文书等证据,历任官员都搁置不理。张静山对争讼的双方说:“汝两姓各执一词,皆近情理。所恨两无契据耳。既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真必有一假,非求神示梦,究不能决。昨特沐浴斋戒,祷宿城隍庙中,果见神传冢中人至,自称为某某之祖,被某某诬控,求我判断,我已许之矣。故一经明白宣示,真假既分,是非立决,此后是其子孙方准登山展祭;非其子孙即不准过问。吾思汝两姓……皆当别祖,过此以往,不能并至其陇矣。”看来张静山用的又是古代法官“神道设教”的常规套路,随后观察两人别祖的情形,老诸生“草草三叩首毕,起身干哭,颜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谓”,郡丞则“痛哭卧地,晕不能兴”,感染得“斯时观者如堵,见之无不恻然太息”。两相对照,真伪分明,观者“共赞郡丞为真孝子,而不直老诸生”。这个案件又是一个官员利用鬼神观念查明真相的例子,但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一点,而是郡丞在别祖之时的说辞:“子孙为祖宗兴讼多年,不辞劳苦。今郡伯祷神得梦,一言判断,究不知真伪,可否不谬。倘所梦不实,为子孙者此后不能致祭矣。兴念及此,能勿悲乎!”可见,他对官员以神意断案是存在疑问的,认为鬼神的指示也会有不实之处,比起前面几位笃信不疑、完全被动接受官员动作的当事人,其“启蒙”程度明显高出了一大截。
还有一些“启蒙”程度更高或者用官方的话说更“黠猾”的当事人则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利用官员对鬼神的那么一点顾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情况整个儿反了过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唐执玉当法官时曾审理了一起杀人案,证据确凿,凶手被判了死刑。某夜他秉烛独坐,忽然听到窗外有微泣声,就让婢女出去看看,结果婢女看了之后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唐执玉亲自出去一看,一个满身血污的鬼跪在阶下,向他叩头说:“杀我的是某人,现在大人判定无辜的人有罪。我的仇报不了,死不瞑目。”唐执玉说:“知道了。”鬼就飘然而去。第二天他又提审,各个当事人和证人所供称的死者衣着打扮都和唐执玉所见的鬼一致。于是唐执玉相信鬼所说的是真的,就把鬼指控的那人抓来判罪。其他官员感到非常奇怪,据理力争,但唐执玉坚持“南山可移,此案不动”。有一个幕友怀疑有其他缘故,在私下里询问原因,唐执玉就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幕友当时也无话可说。有天晚上幕友忽然来见,问:“那晚鬼从哪里来?又从哪里离去?”唐执玉说:“我在阶下看到他,后来他翻越围墙走了。”幕友说:“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于是两人到那晚鬼越墙的地方巡视,虽然瓦片未裂,但那晚下雨,数重屋上都隐隐有泥迹,一直到外墙下面。幕友指着泥迹对唐执玉说:“这不是鬼,而是人。肯定是罪犯收买会轻功的盗贼干的。”唐执玉恍然大悟,于是仍按照原判定罪。要不是幕友心细,我们的唐法官就要中“鬼”计、办错案了。
从上面的“猫鼠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迷信“迷一半、信一半”的态度,即这些鬼神怪诞之事一半(甚至是多半)是用来迷惑别人、使别人相信的,自己仅是半信(当然也是半疑)。用官方的话讲,这叫“神道设教”。《周易》里面就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用鬼神来威吓、迷惑民众,达到治理的目的。因为民众害怕被上天或者鬼神惩罚的心理比世俗权力和制度的制约还要有效。清乾隆四十六年,彭启丰在为《太上感应篇注解证案汇编》作序时即指出:“世道不古,人心浇漓,礼教不能劝化,刑罚不能禁止。惟感应二字,可以动其从善去恶之良心,人即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礼教、刑罚都不管用,就要把鬼神请出来吓人了。而且把鬼神信仰作为工具来利用也是维持统治秩序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手段。王夫之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圣人以神道设教,阴以鬼来,我以神往,设之不妄,教之不勤,功无俄顷而萌消积害,圣人固不得已而用之。”“功无俄顷而萌消积害”一语道破这种治民手段低投入高产出的效果。所以,当犯罪嫌疑人因害怕鬼神而俯首认罪、当事人因相信鬼神而接受官员的荒诞说辞和判决时,这些深明“神道设教”的社会精英一定在因为“俺把你哄了”而偷着乐呢。由此更进一步,中国皇帝可以给神仙排座次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太多的意外—他们本来就是皇帝老儿的工具啊。那么,西方人说中国其实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也没有冤枉我们。
(题图:《聊斋志异·胭脂》插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
在古代司法中,由于现实可用的侦破手段极为有限,司法官员常常利用鬼神观念来查明事实真相,这种方法就是在历代案例集和官箴中备受推崇的“用谲”。
《折狱龟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宋代陈述古任浦城知县时,有一个富人家被盗,抓到几个人,但不知谁是罪犯。陈述古把几个嫌疑人引到一口大钟前说:“这是一口神钟,能辨善恶。不是盗贼的,摸之无声;为盗者,摸之有声。”接着率僚属对大钟焚香祷告。完了之后把钟放到一个大帷幕后面,暗中让人在钟上涂墨。然后“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验其手,皆有墨,一囚独无墨,乃是真盗,恐钟有声,不敢摸者。讯之,即服”。这就是著名的“摸钟辨盗”。陈述古利用罪犯相信“神钟有灵”、罪犯摸上去就会响的心理,经过巧妙的设计,使其不敢去触摸“神钟”,从而把罪犯与无辜者区分开来。
蒲松龄《聊斋志异》里也记载了一个“用谲”的案例。学使施愚山为发现杀害胭脂之父卞牛医的真正凶犯,将包括凶犯毛大在内的一干嫌疑人等拘至城隍庙,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于是让人用毡褥把城隍庙殿的窗户全都堵上,使里面黑不见人;然后让几个嫌疑人脱去上衣,盥洗后走入大殿;将他们“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然后“唤出验视,指毛(大)曰:‘此真杀人贼也’”!原来,“公先使人以灰涂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杀人者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
在有特定的嫌疑人时,司法官会利用老百姓敬畏鬼神的心理,借鬼神威吓犯罪嫌疑人,以此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得到供述,从而查明案件事实。
清代著名司法官员蓝鼎元在其《鹿洲公案》中记载了一个“幽魂对质”的案件。他任潮阳知县的时候,辖区内发生了宗族械斗,导致一个叫杨仙友的人死亡。因为当时参与械斗的人员众多,场面混乱,谁也不知道确切的凶手是谁。蓝鼎元试遍了种种方法包括严刑讯问都没人招供,于是在一个天气阴晦的日子,夜深人静之后,他把涉案人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杀人偿命,古今不易。汝等清夜自思,设汝被人杀死,而人不偿汝命,汝为冤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无人指质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约于今夜二更,提出杨仙友鬼魂,与汝质对。汝等虽有百喙,亦难以掩饰矣。”于是在城隍庙里设公堂审案。蓝鼎元命敲钟击鼓,焚香祷告,营造出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接着叫杨仙友鬼魂上堂听审。蓝鼎元先向空中略问数语,然后对众人说:“杨仙友在此,欲与汝等对质。汝等举头观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红衣者是也。”众人都抬头而视,只有罗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头不看。蓝鼎元见此已心中有数。他先叫罗明珠,正言道:“仙友在此,欲汝还其一命,汝尚何推诿哉!”平日牙尖嘴利的罗明珠竟战栗不能言,供出当日真相:械斗时罗明珠将杨仙友击伤,而致死的一刀却是江子千砍的。蓝鼎元接着审问江子千,江子千起先不承认,蓝鼎元要他直接与杨仙友的鬼魂辩论。江子千心虚,唯有服罪,并供出当日指挥杀人的,实系江立清。此后,蓝鼎元又以同样的方法,让众人一一说出当日详情,均与罗明珠、江子千所说的相同,于是凶手伏法。蓝鼎元自己对此案的审理也大有心得。他说:“疑狱难决之处,不得不用权术。试思此案若非冤魂对质,何能使凶手伏辜?”并分析了此案最终迎刃而解的关节所在:“妙在晦夕凄风,乃冤鬼出来之时,城隍摄鬼,又是众人所信;许多排场森森凛凛,令人毛发悚竖,而神机妙用,全在举头一观。盖罪人心虚,自然与众不同也。”可谓深明对鬼神观念的运用之妙!在城隍庙里审讯罪犯是古代司法中的一种常见做法。城隍神是记录、奖惩一城之人善恶功过的阴间官员,在城隍庙里审讯,本身已含有以城隍神威慑罪犯的意义,而蓝鼎元又让被害人的幽魂来与罪犯对质,就更有利于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
虽然在上述案件侦查中,司法官都是以“骗”的方式求得真相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责难古人。古代断案首重口供,相比于“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刑讯,“用谲”至少不会冤枉无辜。因为法官这样做是想利用罪犯害怕鬼神的心理,诱使其做掩饰行为从而露出马脚。无辜的人不会害怕鬼神找上门来,所以不会去掩饰;而罪犯则相反。再者,上述案件都是在刑讯无效的时候才请出鬼神的,可以说是法官查明真相的最后武器,在侦讯手段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考虑而“用谲”,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
元代观音奴的行为最能体现古代法官对鬼神的真实态度—可用就用,不能用时就弃若敝屣。
《元史·观音奴传》记载,观音奴任归德知府时,有一个富商打死了人,死者的妾去告状,官吏因为得了富商的贿赂反而把妾关了起来。死者的妻子又向观音奴申诉,观音奴马上把妾放出来,并对府吏说:“我准备了祭品,你替我为此事向城隍祈祷,让神显灵。”有一个接受贿赂的小吏害怕了,于是出来自首,说出了事情真相。这次他用神吓人取得了效果,但在另一个案件中就没那么灵了。宁陵有一个豪强杨甲,长期觊觎王乙的一块田。正值当地发生饥荒,王乙携妻子去淮南逃荒,病死在那里。他的妻子回来之后发现那块田已经被杨甲占据了,于是告到官府。杨甲向小吏行贿并伪造文书称王乙在时已经把田卖给自己了。观音奴下令到崔府君祠去审,看来又想用鬼吓人。但杨甲却向巫师行贿,导致审案时神灵没起作用。观音奴怀疑有诈,于是严讯巫师,得知实情后就将杨甲治罪,并令他退还田地。更绝的是,他因为神灵的“失职”而大为恼怒,就去责问神灵并拆毁了崔府君祠!这种行为首先可以表明司法官对鬼神并不像老百姓那样虔诚信仰,而更多视为一种工具;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加深理解,即为什么古代统治者要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来垄断与神灵发生交往的权力,如《大明律》、《大清律例》都禁止民众私习天文、扶鸾祷圣等,这是为了保证统治者对“天人感应”之权的垄断,使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解释鬼神的意愿以威吓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此案中就是因为需要一个巫师作为神人沟通的中介才使得神灵没有按照观音奴的意思发挥作用,更证明了上述措施对统治者的必要性。
可我们要是据此说司法官员只是利用老百姓的信仰来糊弄他们、自己根本不信也似乎失之武断。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他也说过“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有点矛盾而又暧昧不明的态度给后人留下了争论的空间,使读书人数千年聚讼不已。直到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通过反复辩难可算是大致作了一个结论。纪昀支持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种态度,即一般情况下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也绝不断言没有鬼神这回事,对宋儒“没见过鬼,就说明没有鬼”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是胶柱鼓瑟。
大量事实表明,古代儒家化的司法官员对鬼神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顾忌。《新齐谐》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福建莆田王监生,素来强横乡里,通过伪造地契和贿赂县令强占了张妪的田地。张妪心中愤怒,经常在王家门口叱骂。王监生让人殴杀张妪,然后骗其子来看尸体,当场将张妪子捆起来送往官府诬告他杀了母亲,数人作证,屈打成招,拟判凌迟。总督苏昌闻而疑之,乃下令福州、泉州两知府会审于省城隍庙。两知府各有成见,仍照县令所断定罪。张妪子受绑将出庙门,大叫:“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极枉,而你全无灵响,还有何面目享受祭祀!”说完,庙的两厢突然倾倒。知府、判官们以为是庙柱年久失修,不甚介意。等到张妪子要被牵出庙门,两个泥塑皂吏忽然向前移动,两根木棍挡住门,使人不能通过。观者大哗,两知府亦悚然,赶忙重新审理,判决张妪子冤,王监生则依法处置。这个案件存在荒诞不经的因素(如泥塑移动),因此作为一个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是存在疑问的。但重要的是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士大夫的笔记、官箴乃至案例集中大量出现,表明司法官员存在这样一种内心确信,即灵异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自己的司法活动存在问题,因而对法官的是非认定肯定产生了影响,说明他们对鬼神也并非全无敬畏。
那么,小民百姓是不是就被司法官员用鬼神观念糊弄得团团转呢?从上述案例来看确实如此。司法官自己不信,但他知道老百姓相信,因此利用这种心理诱导当事人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有证据表明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傻,他们对鬼神的灵效有时也会产生怀疑。清代许奉恩《兰苕馆外集》记载:张静山任新安知府时,有一个候选郡丞和一个老诸生争坟地,兴讼已经三十余年,但因两家皆没有契约文书等证据,历任官员都搁置不理。张静山对争讼的双方说:“汝两姓各执一词,皆近情理。所恨两无契据耳。既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真必有一假,非求神示梦,究不能决。昨特沐浴斋戒,祷宿城隍庙中,果见神传冢中人至,自称为某某之祖,被某某诬控,求我判断,我已许之矣。故一经明白宣示,真假既分,是非立决,此后是其子孙方准登山展祭;非其子孙即不准过问。吾思汝两姓……皆当别祖,过此以往,不能并至其陇矣。”看来张静山用的又是古代法官“神道设教”的常规套路,随后观察两人别祖的情形,老诸生“草草三叩首毕,起身干哭,颜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谓”,郡丞则“痛哭卧地,晕不能兴”,感染得“斯时观者如堵,见之无不恻然太息”。两相对照,真伪分明,观者“共赞郡丞为真孝子,而不直老诸生”。这个案件又是一个官员利用鬼神观念查明真相的例子,但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一点,而是郡丞在别祖之时的说辞:“子孙为祖宗兴讼多年,不辞劳苦。今郡伯祷神得梦,一言判断,究不知真伪,可否不谬。倘所梦不实,为子孙者此后不能致祭矣。兴念及此,能勿悲乎!”可见,他对官员以神意断案是存在疑问的,认为鬼神的指示也会有不实之处,比起前面几位笃信不疑、完全被动接受官员动作的当事人,其“启蒙”程度明显高出了一大截。
还有一些“启蒙”程度更高或者用官方的话说更“黠猾”的当事人则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利用官员对鬼神的那么一点顾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情况整个儿反了过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唐执玉当法官时曾审理了一起杀人案,证据确凿,凶手被判了死刑。某夜他秉烛独坐,忽然听到窗外有微泣声,就让婢女出去看看,结果婢女看了之后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唐执玉亲自出去一看,一个满身血污的鬼跪在阶下,向他叩头说:“杀我的是某人,现在大人判定无辜的人有罪。我的仇报不了,死不瞑目。”唐执玉说:“知道了。”鬼就飘然而去。第二天他又提审,各个当事人和证人所供称的死者衣着打扮都和唐执玉所见的鬼一致。于是唐执玉相信鬼所说的是真的,就把鬼指控的那人抓来判罪。其他官员感到非常奇怪,据理力争,但唐执玉坚持“南山可移,此案不动”。有一个幕友怀疑有其他缘故,在私下里询问原因,唐执玉就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幕友当时也无话可说。有天晚上幕友忽然来见,问:“那晚鬼从哪里来?又从哪里离去?”唐执玉说:“我在阶下看到他,后来他翻越围墙走了。”幕友说:“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于是两人到那晚鬼越墙的地方巡视,虽然瓦片未裂,但那晚下雨,数重屋上都隐隐有泥迹,一直到外墙下面。幕友指着泥迹对唐执玉说:“这不是鬼,而是人。肯定是罪犯收买会轻功的盗贼干的。”唐执玉恍然大悟,于是仍按照原判定罪。要不是幕友心细,我们的唐法官就要中“鬼”计、办错案了。
从上面的“猫鼠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迷信“迷一半、信一半”的态度,即这些鬼神怪诞之事一半(甚至是多半)是用来迷惑别人、使别人相信的,自己仅是半信(当然也是半疑)。用官方的话讲,这叫“神道设教”。《周易》里面就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用鬼神来威吓、迷惑民众,达到治理的目的。因为民众害怕被上天或者鬼神惩罚的心理比世俗权力和制度的制约还要有效。清乾隆四十六年,彭启丰在为《太上感应篇注解证案汇编》作序时即指出:“世道不古,人心浇漓,礼教不能劝化,刑罚不能禁止。惟感应二字,可以动其从善去恶之良心,人即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礼教、刑罚都不管用,就要把鬼神请出来吓人了。而且把鬼神信仰作为工具来利用也是维持统治秩序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手段。王夫之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圣人以神道设教,阴以鬼来,我以神往,设之不妄,教之不勤,功无俄顷而萌消积害,圣人固不得已而用之。”“功无俄顷而萌消积害”一语道破这种治民手段低投入高产出的效果。所以,当犯罪嫌疑人因害怕鬼神而俯首认罪、当事人因相信鬼神而接受官员的荒诞说辞和判决时,这些深明“神道设教”的社会精英一定在因为“俺把你哄了”而偷着乐呢。由此更进一步,中国皇帝可以给神仙排座次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太多的意外—他们本来就是皇帝老儿的工具啊。那么,西方人说中国其实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也没有冤枉我们。
(题图:《聊斋志异·胭脂》插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