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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和巴士对对碰
路上时常有救护车呜哩哇啦呼啸而过，尤其在交通要道当口更是大肆呼叫，吓得东西南北所有正在通行的车辆莫不停驶。救护车就是这样霸道，只要它一上路，无论车厢里有没有伤病员，所有车辆都得让路。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有一次救护车就和巴士撞上了，不可思议也好，匪夷所思也好，总归是撞了，当时我就在巴士上。
那是五年前，我在芝加哥打工。某周末下午，我乘巴士到北华埠去。车沿M大道行驶到F大街转向西行，就在巴士穿过F大街时，被一辆救护车撞上。车祸发生后巴士立刻停驶，乘客被关车厢里。过了一会，公交公司派来处理车祸的人员登上巴士，首先问有人受伤没有。车上共有六七位乘客，一位中年妇女期期艾艾地说有点儿头晕，问她要不要就医，却又拒绝了。来人拿出一叠表格发给乘客，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如有诉讼以便联络出庭作证。
我才不愿填这种表格，美国人好打官司，我实在不愿投其所好。但看到巴士司机脖子围着护套被医务人员带下车去，很是吃惊：他怎么受伤了？要说受伤我该首当其冲，两车相撞正在我的身后左方，当时只听到“嘭”的一声，车身轻微震动，冲击并不剧烈，坐在前面的司机居然受伤！我的第一念头是他在伪装，后来想他也许怕承担失职之名，所以装受伤博同情，或者他会起诉公交公司。猜度中，我详细地填好表格并签名。
为了保持车祸现场，巴士不能继续行驶，因为下一站即近北华埠，我决定下车步行。两车相撞处围着双方调查事故的人员，我趋前去看，相撞之处连个撞痕都没有，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车祸。那天天气阴沉含有雨意，不便久留，我就离开了现场。
接到传票准备字典
很久以后，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是公交公司打来的。对方询问我车祸发生前后情况，巴士有没有闯红灯。那时双方已经兴讼，需要我上法庭作证。不久，我便收到一张传票，其中还夹有一张20元的支票。中国人到美国法庭上作证，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无端地陷入法庭辩驳中，令我有小小的胆怯。可是，如果不去，将视我藐视法庭。真是自找麻烦！
这里是美国，人人都需说英语，虽然我住在美国已有些年头，日常英语只能应付。上了法庭面对那些能言善辩的律师，唇枪舌剑地对战，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其实当时并没有人强迫我填写表格，我后悔自己多管闲事，可事到临头，这个庭是非上不可的了。我认真回想了一下车祸发生的情况，自信用英语陈述过程尚力所能及，顶多带一本英汉字典，如有不懂查查字典就会明白。
大战卷发律师
出庭在某日下午5时，好像已经计算过我的上下班时间，我下班前去不会误时。到达法庭时惊诧：这哪是法庭啊！大楼每层遍布着大小商店和餐馆，走到某层尽头发现竟是公交公司设在这座大楼中的指挥工段。我进门说明来意，签名报到后就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
一位女士坐在电脑旁记录，公交公司一方代表是位老者，救护车一方派出了两位年轻男士。我不太清醒的脑袋终于弄懂了，这是救护车、公交车打官司，为两车相撞召开取证会，不是巴士司机讹诈公交公司的兴讼，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人员坐定，老者叫我把手放在面前的圣经上宣誓。虽然我不信上帝，可也无可奈何。在美国宣誓就这样。打字员开始打字，然后对救护车一方说：“可以提问了。”
方才还一脸温和的两位年轻男士顿时跃跃欲试，其中的卷发青年更是信心满满。我猜他大概刚毕业进入律师事务所，此刻正是他大显身手有所作为的时机，他以势在必得的气势提问。果然，卷发出言不凡，首先就我上了岁数的亚洲面孔，开始质疑我思维有无障碍、能否用英语回答他的提问。后悔多管闲事的我正想借此脱身而退，转念一想，如果就此败下阵来，岂不丢尽中国人的颜面！我拿出随身携带的英汉字典，对他的提问颇显不屑。那位老者说让我试试看。
卷发问我在车厢中的位置，知不知道救护车驶来，天气情况影响不影响视线。我一一作答，特别强调救护车没有拉响警报器，天阴但看得清。
问过细节，卷发祭出他的法宝，说巴士司机闯红灯。我立刻否定：凡是闯红灯的机动车都是快速抢道，巴士司机开得很慢很慢。卷发说巴士开得慢不能说明没有闯红灯，我说既然是闯红灯相撞，碰撞应在巴士前头、中段，哪有撞在巴士后尾。卷发说，这仍不能说明未闯红灯，可见当时红灯亮着你没有看到。我说我看到的是绿灯。他说你确定？我答确定。卷发很有把握地问：“你是怎样看到的？”我说我坐在车厢后门之前的座位上眼望窗外景色，两车相撞时绿灯正好对着我。
卷发有点急了：“说说交通信号灯的位置！”我说M大道由南向北，F大街由西向东，信号灯就在两道相交的东北角。巴士由南向北转向西行，车身已经穿过F大街中心，车尾尚在中心以南，所以救护车撞上巴士后身。
估计自信准备充足的卷发未料我回答得如此细致有序，突然对我说：“你有色盲！”我几乎笑出来：“那好，请你带我到眼科医生那里去检查。”老者趁势说：“证人的证词和我们的调查报告吻合，作证可以结束了吧？”他将眼光投向两位年轻律师，他们选择了沉默，其中一位始终没有发言，老者宣布作证结束。
忍不住歉疚
我一身轻松，对老者说真担心英语不及格。老者连说可以可以。突然，老者提醒我将支票拿出来，他接过支票递到卷发眼前。我明白，这说明他没有出重金收买我这个证人，又说明我的作证，绝对有利于公交公司一方。
我内心略有不安，车祸发生后我下车观察现场，看到白白胖胖的救护车女司机，手足无措呆若木鸡的神色，有点同情她的遭遇。她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拉响警报器，救护车惯闯红灯已成天经地义，她没有见红灯就停车的习惯，但是她发现前面有巴士横过马路，虽踩了刹车却为时已晚。尽管车祸轻微但她必须打官司，可能我的证词会害她丢掉工作吧。
我原不知道是救护车和巴士打官司，否则一开始我也许会拒绝作证，或在闯红灯问题上回答得模棱两可，使作证无法结论。但我没能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太在意卷发的傲慢而一证到底。跟一位美国朋友诉苦，他说我的思维太中国式，不必感情用事，说出真相是义务，不必挂心。唉，我是不是在中国待得太久了？
路上时常有救护车呜哩哇啦呼啸而过，尤其在交通要道当口更是大肆呼叫，吓得东西南北所有正在通行的车辆莫不停驶。救护车就是这样霸道，只要它一上路，无论车厢里有没有伤病员，所有车辆都得让路。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有一次救护车就和巴士撞上了，不可思议也好，匪夷所思也好，总归是撞了，当时我就在巴士上。
那是五年前，我在芝加哥打工。某周末下午，我乘巴士到北华埠去。车沿M大道行驶到F大街转向西行，就在巴士穿过F大街时，被一辆救护车撞上。车祸发生后巴士立刻停驶，乘客被关车厢里。过了一会，公交公司派来处理车祸的人员登上巴士，首先问有人受伤没有。车上共有六七位乘客，一位中年妇女期期艾艾地说有点儿头晕，问她要不要就医，却又拒绝了。来人拿出一叠表格发给乘客，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如有诉讼以便联络出庭作证。
我才不愿填这种表格，美国人好打官司，我实在不愿投其所好。但看到巴士司机脖子围着护套被医务人员带下车去，很是吃惊：他怎么受伤了？要说受伤我该首当其冲，两车相撞正在我的身后左方，当时只听到“嘭”的一声，车身轻微震动，冲击并不剧烈，坐在前面的司机居然受伤！我的第一念头是他在伪装，后来想他也许怕承担失职之名，所以装受伤博同情，或者他会起诉公交公司。猜度中，我详细地填好表格并签名。
为了保持车祸现场，巴士不能继续行驶，因为下一站即近北华埠，我决定下车步行。两车相撞处围着双方调查事故的人员，我趋前去看，相撞之处连个撞痕都没有，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车祸。那天天气阴沉含有雨意，不便久留，我就离开了现场。
接到传票准备字典
很久以后，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是公交公司打来的。对方询问我车祸发生前后情况，巴士有没有闯红灯。那时双方已经兴讼，需要我上法庭作证。不久，我便收到一张传票，其中还夹有一张20元的支票。中国人到美国法庭上作证，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无端地陷入法庭辩驳中，令我有小小的胆怯。可是，如果不去，将视我藐视法庭。真是自找麻烦！
这里是美国，人人都需说英语，虽然我住在美国已有些年头，日常英语只能应付。上了法庭面对那些能言善辩的律师，唇枪舌剑地对战，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其实当时并没有人强迫我填写表格，我后悔自己多管闲事，可事到临头，这个庭是非上不可的了。我认真回想了一下车祸发生的情况，自信用英语陈述过程尚力所能及，顶多带一本英汉字典，如有不懂查查字典就会明白。
大战卷发律师
出庭在某日下午5时，好像已经计算过我的上下班时间，我下班前去不会误时。到达法庭时惊诧：这哪是法庭啊！大楼每层遍布着大小商店和餐馆，走到某层尽头发现竟是公交公司设在这座大楼中的指挥工段。我进门说明来意，签名报到后就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
一位女士坐在电脑旁记录，公交公司一方代表是位老者，救护车一方派出了两位年轻男士。我不太清醒的脑袋终于弄懂了，这是救护车、公交车打官司，为两车相撞召开取证会，不是巴士司机讹诈公交公司的兴讼，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人员坐定，老者叫我把手放在面前的圣经上宣誓。虽然我不信上帝，可也无可奈何。在美国宣誓就这样。打字员开始打字，然后对救护车一方说：“可以提问了。”
方才还一脸温和的两位年轻男士顿时跃跃欲试，其中的卷发青年更是信心满满。我猜他大概刚毕业进入律师事务所，此刻正是他大显身手有所作为的时机，他以势在必得的气势提问。果然，卷发出言不凡，首先就我上了岁数的亚洲面孔，开始质疑我思维有无障碍、能否用英语回答他的提问。后悔多管闲事的我正想借此脱身而退，转念一想，如果就此败下阵来，岂不丢尽中国人的颜面！我拿出随身携带的英汉字典，对他的提问颇显不屑。那位老者说让我试试看。
卷发问我在车厢中的位置，知不知道救护车驶来，天气情况影响不影响视线。我一一作答，特别强调救护车没有拉响警报器，天阴但看得清。
问过细节，卷发祭出他的法宝，说巴士司机闯红灯。我立刻否定：凡是闯红灯的机动车都是快速抢道，巴士司机开得很慢很慢。卷发说巴士开得慢不能说明没有闯红灯，我说既然是闯红灯相撞，碰撞应在巴士前头、中段，哪有撞在巴士后尾。卷发说，这仍不能说明未闯红灯，可见当时红灯亮着你没有看到。我说我看到的是绿灯。他说你确定？我答确定。卷发很有把握地问：“你是怎样看到的？”我说我坐在车厢后门之前的座位上眼望窗外景色，两车相撞时绿灯正好对着我。
卷发有点急了：“说说交通信号灯的位置！”我说M大道由南向北，F大街由西向东，信号灯就在两道相交的东北角。巴士由南向北转向西行，车身已经穿过F大街中心，车尾尚在中心以南，所以救护车撞上巴士后身。
估计自信准备充足的卷发未料我回答得如此细致有序，突然对我说：“你有色盲！”我几乎笑出来：“那好，请你带我到眼科医生那里去检查。”老者趁势说：“证人的证词和我们的调查报告吻合，作证可以结束了吧？”他将眼光投向两位年轻律师，他们选择了沉默，其中一位始终没有发言，老者宣布作证结束。
忍不住歉疚
我一身轻松，对老者说真担心英语不及格。老者连说可以可以。突然，老者提醒我将支票拿出来，他接过支票递到卷发眼前。我明白，这说明他没有出重金收买我这个证人，又说明我的作证，绝对有利于公交公司一方。
我内心略有不安，车祸发生后我下车观察现场，看到白白胖胖的救护车女司机，手足无措呆若木鸡的神色，有点同情她的遭遇。她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拉响警报器，救护车惯闯红灯已成天经地义，她没有见红灯就停车的习惯，但是她发现前面有巴士横过马路，虽踩了刹车却为时已晚。尽管车祸轻微但她必须打官司，可能我的证词会害她丢掉工作吧。
我原不知道是救护车和巴士打官司，否则一开始我也许会拒绝作证，或在闯红灯问题上回答得模棱两可，使作证无法结论。但我没能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太在意卷发的傲慢而一证到底。跟一位美国朋友诉苦，他说我的思维太中国式，不必感情用事，说出真相是义务，不必挂心。唉，我是不是在中国待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