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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及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实现“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既面临现实困境同时也具备独特优势，指出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是实现跨越的战略选择，为此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提出供给侧改革政策体系的核心是金融改革与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与教育、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改革；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国际经济秩序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分析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2007）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目前“高收入”国家现有70个，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1987年以来，世界上有28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行列而未能实现跨越。
尽管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二是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三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四是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五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六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七是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有利条件从而丧失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
二、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透视
1978～2000年，中国用22年时间走出“贫困陷阱”，实现向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性飞跃，此阶段“市场驱动”是增长的主要发动机；2001～2010年，中国用10年时间正式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此阶段劳动驱动、资源驱动、土地驱动、资本要素等“有形要素驱动”特征明显；2010年起，中国经济成长进入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在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工资成本在提高，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生态的稀缺性导致成本大幅度上升：自主研发和创新等技术进步成本也在上升：诸多体制性障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结构性产能过剩压缩经济增长空间。在需求方面，投入产出结构失衡，高投资增长模式遭遇瓶颈，其边际效益递减。同时受地方债务风险加大制约，国内投资增长乏力：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政府税收增长快，部分行业经营困难，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城乡之间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居民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呈现总需求低迷与产能过剩并存格局。
三、中国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独特优势
一是政府长期稳定并支持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稳定、形象正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后续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减少行政干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是人力资本质量持续改善。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水平在持续稳步提高，劳动力人均素质和有效工作时间将会持续提高。有效劳动供给还在上升，人口红利还将持续释放。
三是持续坚持对发达经济体开放。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故其经济竞争力、企业技术水平、商业模式和思维模式由此都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明显。
四是经济减速有外部性、周期性、趋势性因素。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自2008年后增长乏力，消费不振：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家庭收入下降，消费增长下滑，中国出口增速出现锐减：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的项目基本完工，投资增长率必然出现周期性下降。
五是内需潜力仍然巨大。首先从供给侧来看，产业升级空间巨大。2014年中国仅在进口制造业产品就花费1.3万亿美元。其次是基础设施。过去对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铁公机”等，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则还严重不足。第三是改善环境。第四是城镇化，目前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56%，发达国家则一般占80%以上。第五是中国经济内部仍然有极大的地区差异，中国内部的跨省、跨地区贸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际市场需求的不足。
六是财力雄厚保障投资。首先，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累积负债总额占GDP比重不到60%，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其次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为此可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投资，第三是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位。另外我国的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供给等政策来支持有效投资。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径分析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在中国已形成基本共识。政府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可以视为狭义供给侧改革内容，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包括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人口政策、户口制度、金融体系等多方面改革），则应是广义供给侧改革内容。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有效市场”），为弥补市场机制不足，还需要政府配合但非干预市场机制运行（“有为政府”）。
（一）供给侧改革政策体系的核心是金融改革与创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抑制指数（金融政策干预程度）全球排名第四，由此表明市场机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当前的金融改革既要改善金融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的效率，改变政策扭曲与效率损失（资金主要流向相对低效、耗能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普遍现象，又要发展新的更有效率、更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融资渠道和融资产品。需要从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角度，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分散金融风险，调校投融资结构。首先是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其次是要完善投融资渠道丰富投融资机构体系。就当前而言，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前提是要打破刚性兑付，其中僵尸企业的平稳退出至关重要。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与教育
2015“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名第29位，“创新效率”方面排名第61位。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的转变。这就必须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继续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鼓励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于研发投入。构建完善、完整资本市场体系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发挥融资作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全过程推行启发式、创新型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式。扩大职业教育比例，构建系统性人才培训体系，重视对学生、农民工和现有制造业工人的技能培训（向高科技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转型），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_避免结构性失业。赋予大学在学科选择、教师选拔、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大学与风险投资体系、企业之间的对接机制。克服传统文化中“枪打出头鸟”、缺乏思辨和冒险创新的消极因素，及惯于遵循等级制度、“圣意难测、言多必失”而不敢发表意见的“官本位”思想意识。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既会带来内需不足和经济增长缓慢，也会带来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不足，社会阶层不断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继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动乱。我国基尼系数目前仍超过0.4，因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在初次分配领域，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鼓励“劳动致富”，对于一些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需要加快改革和调整，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养老制度改革。再分配领域改革一是要通过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调整税收结构，增加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同时减少间接税比重，二是要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转移支付种类和福利项目，来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培育庞大中产阶层，构筑橄榄型社会。
（四）破解“增长陷阱”还须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在全球经济陷入“新增长陷阱”大环境下，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提升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制度性话语权，不但是保证中国增长“战略机遇期”延续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
一是塑造开放型经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产能合作，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二是加强国际协调与沟通。中国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展示“合作共赢”所能带来的增长潜能。通过建立联通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各国合作发展新空间。
三是构建全球创新体系。让创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新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形成，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新动力。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改革；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国际经济秩序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分析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2007）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目前“高收入”国家现有70个，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1987年以来，世界上有28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行列而未能实现跨越。
尽管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二是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三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四是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五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六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七是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有利条件从而丧失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
二、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透视
1978～2000年，中国用22年时间走出“贫困陷阱”，实现向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性飞跃，此阶段“市场驱动”是增长的主要发动机；2001～2010年，中国用10年时间正式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此阶段劳动驱动、资源驱动、土地驱动、资本要素等“有形要素驱动”特征明显；2010年起，中国经济成长进入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在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工资成本在提高，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生态的稀缺性导致成本大幅度上升：自主研发和创新等技术进步成本也在上升：诸多体制性障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结构性产能过剩压缩经济增长空间。在需求方面，投入产出结构失衡，高投资增长模式遭遇瓶颈，其边际效益递减。同时受地方债务风险加大制约，国内投资增长乏力：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政府税收增长快，部分行业经营困难，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城乡之间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居民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呈现总需求低迷与产能过剩并存格局。
三、中国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独特优势
一是政府长期稳定并支持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稳定、形象正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后续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减少行政干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是人力资本质量持续改善。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水平在持续稳步提高，劳动力人均素质和有效工作时间将会持续提高。有效劳动供给还在上升，人口红利还将持续释放。
三是持续坚持对发达经济体开放。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故其经济竞争力、企业技术水平、商业模式和思维模式由此都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明显。
四是经济减速有外部性、周期性、趋势性因素。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自2008年后增长乏力，消费不振：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家庭收入下降，消费增长下滑，中国出口增速出现锐减：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的项目基本完工，投资增长率必然出现周期性下降。
五是内需潜力仍然巨大。首先从供给侧来看，产业升级空间巨大。2014年中国仅在进口制造业产品就花费1.3万亿美元。其次是基础设施。过去对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铁公机”等，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则还严重不足。第三是改善环境。第四是城镇化，目前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56%，发达国家则一般占80%以上。第五是中国经济内部仍然有极大的地区差异，中国内部的跨省、跨地区贸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际市场需求的不足。
六是财力雄厚保障投资。首先，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累积负债总额占GDP比重不到60%，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其次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为此可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投资，第三是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位。另外我国的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供给等政策来支持有效投资。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径分析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在中国已形成基本共识。政府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可以视为狭义供给侧改革内容，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包括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人口政策、户口制度、金融体系等多方面改革），则应是广义供给侧改革内容。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有效市场”），为弥补市场机制不足，还需要政府配合但非干预市场机制运行（“有为政府”）。
（一）供给侧改革政策体系的核心是金融改革与创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抑制指数（金融政策干预程度）全球排名第四，由此表明市场机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当前的金融改革既要改善金融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的效率，改变政策扭曲与效率损失（资金主要流向相对低效、耗能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普遍现象，又要发展新的更有效率、更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融资渠道和融资产品。需要从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角度，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分散金融风险，调校投融资结构。首先是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其次是要完善投融资渠道丰富投融资机构体系。就当前而言，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前提是要打破刚性兑付，其中僵尸企业的平稳退出至关重要。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与教育
2015“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名第29位，“创新效率”方面排名第61位。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的转变。这就必须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继续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鼓励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于研发投入。构建完善、完整资本市场体系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发挥融资作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全过程推行启发式、创新型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式。扩大职业教育比例，构建系统性人才培训体系，重视对学生、农民工和现有制造业工人的技能培训（向高科技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转型），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_避免结构性失业。赋予大学在学科选择、教师选拔、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大学与风险投资体系、企业之间的对接机制。克服传统文化中“枪打出头鸟”、缺乏思辨和冒险创新的消极因素，及惯于遵循等级制度、“圣意难测、言多必失”而不敢发表意见的“官本位”思想意识。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既会带来内需不足和经济增长缓慢，也会带来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不足，社会阶层不断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继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动乱。我国基尼系数目前仍超过0.4，因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在初次分配领域，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鼓励“劳动致富”，对于一些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需要加快改革和调整，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养老制度改革。再分配领域改革一是要通过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调整税收结构，增加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同时减少间接税比重，二是要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转移支付种类和福利项目，来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培育庞大中产阶层，构筑橄榄型社会。
（四）破解“增长陷阱”还须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在全球经济陷入“新增长陷阱”大环境下，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提升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制度性话语权，不但是保证中国增长“战略机遇期”延续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
一是塑造开放型经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产能合作，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二是加强国际协调与沟通。中国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展示“合作共赢”所能带来的增长潜能。通过建立联通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各国合作发展新空间。
三是构建全球创新体系。让创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新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形成，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