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由新冠肺炎的爆发而引发的疫情，使中国文艺界再一次吹响了“战疫情”的集结号。综观层出不穷的抗疫文艺作品，尽管有大爱无疆的情怀和众志成城的壮怀，还应该有美学的莅临，那就是置身灾难，不但需要熟悉的“诗学”浪漫情怀，而且需要沉重的“美学”悲剧精神和“神学”原罪意识。
关键词：新冠肺炎;抗灾文艺;美学精神
一
2020年新年伊始，一个被称为“新型冠状肺炎”的病魔，从湖北武汉如幽灵般地迅疾向全国蔓延，一场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全面打响，“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与“战疫情”紧密配合，我们的文艺不论是有组织的任务布置，还是纯个人的自发写作，不论是网络的视频展示，还是案头的笔墨书写，不论是电视台的诗歌朗诵，还是微信群的歌曲传唱，不论是报纸的抗疫专题，还是刊物的抗疫专辑，不论是镜头里的逆行者，还是图画里的志愿者，一时间，中国的文坛再一次吹响了嘹亮的集结号，中国的文艺又一次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的文艺家们再一次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尤其是中央电视台2020年2月8日的元宵晚会，白岩松、刚强、欧阳夏丹、贺红梅、水均益和海霞现场朗诵的《你的样子》，将晚会推向高潮，更是将抗疫文艺提升到了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高度。
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了清代著名诗人赵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然而，我们的创作者面对或置身社会的动荡和民族的灾难，在“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现实语境中，一时间，激发出诗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万丈豪情和一往深情。诚然，文艺创作尤其是写诗是需要激情的，但仅有激情显然是不够的，而文艺之为文艺还有最为关键的是“赋到沧桑句便工”。遗憾的是，这被大多数创作者们忽略了，他们简单地将文艺等同于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和赞颂英雄的宣传了。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抗疫文艺，如何才有“沧桑”深度和“工笔”精度的美感。“沧桑”是沧海桑田的缩语，它是建立在一个相对较长时间段落基础上的概念，“工笔”是精雕细刻的说法，这是基于一种严谨而认真和专业而敬业所产生的效果，而时下的很多抗疫文艺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或许那些“倚马可待”的创作，真的是有感而发，或许那些“一挥而就”的作品，可能是神来之笔，或许那些“信手拈来”的妙笔，的确是厚积薄发;但是，我们也深知其中难免有“奉命”之作，有“急就”之章，有“勉强”之为。一定意义上，也正是因为这些一哄而上的“应景”之作，让抗疫文艺给人以整体质量不佳的印象，那就是数量有余而精品不多、激情有余而反思不足、声势有余而内涵不够。在将“国家不幸”的现实遭遇转化为“诗家幸”的艺术资源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文艺家直面灾难的大智大勇，然而诗歌，乃至一切文艺在本质上是语言艺术和形式艺术背后所蕴含的一种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识，而不仅仅是“喇叭”的简单和“传单”的直白。
如何才能较好地规避仓促表态和简单反映的宣传模式，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里说过：“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1]遗憾的是，鲁迅当年力避的“宣传”和倡导的“文艺”，今天再一次被我们的作家们忽略了。从抗击非典到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和南方冰雪等灾难，我们的文艺一次又一次地仅仅停留在社会宣传的功能层面，而依然走不出灾难文艺的“卡夫丁峡谷”。
二
置身灾难，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抗疫文艺或抗灾文艺呢？
毫无疑问，我们不需要没有情怀而无病呻吟的献媚态，不需要没有深度而浮光掠影的玩游戏，不需要没有内容而故弄玄虚的卖乖巧，不需要没有技巧而扯旗放炮的喊口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此才是我们需要的抗疫文艺。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顺应时代而又表现时代，表现时代而又超越时代，这样的文艺，才不会是过眼烟云的昙花一现，而是透彻肺腑的警世佳作。这要从三个层面上来回答，即我们不但需要鼓舞人心的“英雄赞歌”，而且需要直面灾难的“生命浩歌”，更需要痛定思痛的“生灵哀歌”。
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2]“致敬最美的逆行者”“献给白衣天使”，诗人没有停留在“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和“众志成城”“大爱无疆”表面和苍白的礼赞，而是写出了“死神”与“阳光”的较量中将人类的“爱”展示得淋漓尽致，立意高远，境界宏阔，谱写出了一曲“英雄赞歌”。
2020年3月5日一个年青的医生推着一位高龄的患者欣赏日落的照片，一时红遍网络，夕阳西下，余晖脉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推着老人静静地前行，他们都指着西天的太阳。这是一张十分业余的摄影，但通过劫后余生、岁月静好的美好瞬间，传递的是渴望阳光与自由，这张照片在微博上感动了很多人，网友们纷纷留言：“温暖到让人落泪。”“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日落余晖下的瞬间，往往能给人力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仿佛演奏出的是一曲顽强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和美好的憧憬的“生命浩歌”。
“英雄的赞歌”让我们在热血沸腾中景仰，可是抗疫还未取得最后胜利，就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看，抗疫“永遠在路上”。舞干戚的刑天，射烈日的后羿和挑战神圣的普罗米修斯、反抗命运的俄狄浦斯王，就只能是神话世界的英雄，现实的生活只有为平凡职业选择而逆行的白衣天使，为社会运转而敬业的公职人员，为守护家园而奉献的人民警察。从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礼赞和敬仰他们是英雄，寄托的是我们真切的感恩之情和崇高的理想之志。
“生命的浩歌”，生老病死的命运遭遇，悲欢离合的生活境遇，喜怒哀乐的人生感遇，构成了每一个平凡而普通、柔弱而卑微的生命过程，之所以是“浩歌”是因为它如涓涓细流汇成浩浩江河，是因为它似静静流淌而涌动着滔滔巨浪，就像那位风烛残年的老者，不幸染病，生命雪上加霜，犹如缓缓坠落于暮霭中的夕阳，而对生的渴望，对光明的向往，依然如西天的晚霞，在静静地燃烧。毫无疑问，这张“信手拈来”的作品，让无数个专业的创作相形见绌。 这是融“英雄赞歌”和“生命浩歌”为一体的作品：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携手蔡徐坤佟丽娅推出的原创抗疫公益MV《山河无恙在我胸》。歌手在低沉而平缓的旋律中，一遍又一遍地吟唱道：“去时风雨锁寒江，归来落樱染轻裳;漫天飞花中，微笑望苍穹。山河无恙在我胸，愿君归来若春风。”伴随着两位歌手的深情演唱，屏幕上不断呈现出央视的播音员、专注的医生们、忙碌的志愿者，还有高耸的黄鹤楼、缤纷的樱花园、奔流的长江水。“去时风雨锁寒江，归来落樱染轻裳”，共赴疫情于烟雨莽苍苍的寒冬，天使归来在樱花纷扬的仲春，没有意气风发的出征，也无胜利归来的凯旋，山河无恙，思绪无尽，这就是“生灵的哀歌”。
“赞歌”气壮山河，“浩歌”长歌当哭，那么，“生灵的哀歌”呢？中国当代抗灾文艺如何走出这漫长而艰巨的“卡夫丁峡谷”？
三
“卡夫丁峡谷”是指公元前 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羞辱罗马战俘，令其从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峡谷。后来，人们赋予“卡夫丁峡谷”以灾难和耻辱的意义，又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包括这次疫情在内的所有灾难和人们的无能为力，无不具有“卡夫丁峡谷”的双重含义。
历经这一百余年来的国破家亡、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当代中国的抗灾文艺应该是发育最成熟的文艺种类之一，然而却鲜有对它的美学观照，及“神学”思考。
所谓美学观照，就是在直面灾难现象后悲剧精神的高扬。灾难导致断壁残垣和断肢残体、家破人亡和生离死别，是人类文明和个体生命最大的不幸，回避或轻视这些不幸，都是对文明和和生命的最大不敬。好莱坞的《泰坦尼克号》《辛德勒的名单》《末日崩塌》和《传染病》等灾难影片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就是因为它直面山崩地裂和山呼海啸、恶魔横行和病魔肆虐，高度写实性地呈现出具具尸体和累累伤痕，极度真实性地表现了垂垂待毙和哀哀无告，但这些并没有让我们缴械投降，反而使我们激发出战胜并超越苦难的坚定信念、反抗命运的顽强力量的悲剧精神。这就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超越的是现实的不幸，获得的是精神的升华，从而让卑微而苦难的生命顶天立地、光彩照人、永垂不朽。
所谓“神学”启迪，就是在引入忏悔理念和“原罪”意识的介入。面对死亡，逼迫人们思考，包括这次疫情在内的灾难，为何突如其来，为何越发频繁，为何愈演愈烈，人类和自然究竟哪里“出事”了，原来“枪响之后，没有幸存者”。那么，有担当的作家和有力度的文艺，就一定会将反思的触角指向灾难的根源，在承担无法偿还的罪责中默默忏悔，主动而自觉、深刻而痛彻地追思和反省我们曾经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哪怕是以善良和正义的名义进行的，从而为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为人类的行为找到全新的通道。那就是，生死为何一步之遥，福祸为何一念之间，理性精神常常受阻于科学的进步，唯物主义每每受到生活的挑战。“神学启迪”就是将我们反思的领域推向杳冥的世界，缉拿灾难元凶，最后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凶犯”，原来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这就是笔者十年前提出的“美学介入后的神学冥思”，就是将人类生存意义推向极致后的自觉，它体现为人性和神性双重视阈下的宗教意义的悲剧意识，它意味着此岸和彼岸来回游弋中的生命感悟，它不仅沉重而且沉思，不仅悲伤而且悲悯，不仅畏避而且畏惧，不仅虔诚而且虔敬。如此，才是赵冀期待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更是鲁迅倡导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
随着时间的流逝，灾难终将过去，逝者如斯夫，生者长已矣。且不说表现唐山大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以后的抗灾文艺，至今依然多是重复“颂歌飞扬”和“凯歌嘹亮”的套路。歌颂抗疫中的英雄，当然是不可缺位，但是，置身灾难，中国的抗灾文艺不但需要熟悉的“诗学”浪漫情怀，鼓舞人民，万众一心地战胜灾难，而且需要沉重的“美学”悲剧精神和“神学”探寻“原罪””的沉思。
参考文献：
[1]魯迅.文艺与革命[C]//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5.
[2]吉狄马加.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EB/OL].[2020-02-10].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20-02/10/c.138769904.htm.
[3]鲁迅.论睁了眼睛看[G]//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21.
作者简介：范藻，四川成都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及文艺评论。
关键词：新冠肺炎;抗灾文艺;美学精神
一
2020年新年伊始，一个被称为“新型冠状肺炎”的病魔，从湖北武汉如幽灵般地迅疾向全国蔓延，一场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全面打响，“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与“战疫情”紧密配合，我们的文艺不论是有组织的任务布置，还是纯个人的自发写作，不论是网络的视频展示，还是案头的笔墨书写，不论是电视台的诗歌朗诵，还是微信群的歌曲传唱，不论是报纸的抗疫专题，还是刊物的抗疫专辑，不论是镜头里的逆行者，还是图画里的志愿者，一时间，中国的文坛再一次吹响了嘹亮的集结号，中国的文艺又一次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的文艺家们再一次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尤其是中央电视台2020年2月8日的元宵晚会，白岩松、刚强、欧阳夏丹、贺红梅、水均益和海霞现场朗诵的《你的样子》，将晚会推向高潮，更是将抗疫文艺提升到了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高度。
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了清代著名诗人赵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然而，我们的创作者面对或置身社会的动荡和民族的灾难，在“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现实语境中，一时间，激发出诗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万丈豪情和一往深情。诚然，文艺创作尤其是写诗是需要激情的，但仅有激情显然是不够的，而文艺之为文艺还有最为关键的是“赋到沧桑句便工”。遗憾的是，这被大多数创作者们忽略了，他们简单地将文艺等同于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和赞颂英雄的宣传了。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抗疫文艺，如何才有“沧桑”深度和“工笔”精度的美感。“沧桑”是沧海桑田的缩语，它是建立在一个相对较长时间段落基础上的概念，“工笔”是精雕细刻的说法，这是基于一种严谨而认真和专业而敬业所产生的效果，而时下的很多抗疫文艺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或许那些“倚马可待”的创作，真的是有感而发，或许那些“一挥而就”的作品，可能是神来之笔，或许那些“信手拈来”的妙笔，的确是厚积薄发;但是，我们也深知其中难免有“奉命”之作，有“急就”之章，有“勉强”之为。一定意义上，也正是因为这些一哄而上的“应景”之作，让抗疫文艺给人以整体质量不佳的印象，那就是数量有余而精品不多、激情有余而反思不足、声势有余而内涵不够。在将“国家不幸”的现实遭遇转化为“诗家幸”的艺术资源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文艺家直面灾难的大智大勇，然而诗歌，乃至一切文艺在本质上是语言艺术和形式艺术背后所蕴含的一种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识，而不仅仅是“喇叭”的简单和“传单”的直白。
如何才能较好地规避仓促表态和简单反映的宣传模式，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里说过：“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1]遗憾的是，鲁迅当年力避的“宣传”和倡导的“文艺”，今天再一次被我们的作家们忽略了。从抗击非典到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和南方冰雪等灾难，我们的文艺一次又一次地仅仅停留在社会宣传的功能层面，而依然走不出灾难文艺的“卡夫丁峡谷”。
二
置身灾难，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抗疫文艺或抗灾文艺呢？
毫无疑问，我们不需要没有情怀而无病呻吟的献媚态，不需要没有深度而浮光掠影的玩游戏，不需要没有内容而故弄玄虚的卖乖巧，不需要没有技巧而扯旗放炮的喊口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此才是我们需要的抗疫文艺。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顺应时代而又表现时代，表现时代而又超越时代，这样的文艺，才不会是过眼烟云的昙花一现，而是透彻肺腑的警世佳作。这要从三个层面上来回答，即我们不但需要鼓舞人心的“英雄赞歌”，而且需要直面灾难的“生命浩歌”，更需要痛定思痛的“生灵哀歌”。
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2]“致敬最美的逆行者”“献给白衣天使”，诗人没有停留在“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和“众志成城”“大爱无疆”表面和苍白的礼赞，而是写出了“死神”与“阳光”的较量中将人类的“爱”展示得淋漓尽致，立意高远，境界宏阔，谱写出了一曲“英雄赞歌”。
2020年3月5日一个年青的医生推着一位高龄的患者欣赏日落的照片，一时红遍网络，夕阳西下，余晖脉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推着老人静静地前行，他们都指着西天的太阳。这是一张十分业余的摄影，但通过劫后余生、岁月静好的美好瞬间，传递的是渴望阳光与自由，这张照片在微博上感动了很多人，网友们纷纷留言：“温暖到让人落泪。”“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日落余晖下的瞬间，往往能给人力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仿佛演奏出的是一曲顽强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和美好的憧憬的“生命浩歌”。
“英雄的赞歌”让我们在热血沸腾中景仰，可是抗疫还未取得最后胜利，就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看，抗疫“永遠在路上”。舞干戚的刑天，射烈日的后羿和挑战神圣的普罗米修斯、反抗命运的俄狄浦斯王，就只能是神话世界的英雄，现实的生活只有为平凡职业选择而逆行的白衣天使，为社会运转而敬业的公职人员，为守护家园而奉献的人民警察。从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礼赞和敬仰他们是英雄，寄托的是我们真切的感恩之情和崇高的理想之志。
“生命的浩歌”，生老病死的命运遭遇，悲欢离合的生活境遇，喜怒哀乐的人生感遇，构成了每一个平凡而普通、柔弱而卑微的生命过程，之所以是“浩歌”是因为它如涓涓细流汇成浩浩江河，是因为它似静静流淌而涌动着滔滔巨浪，就像那位风烛残年的老者，不幸染病，生命雪上加霜，犹如缓缓坠落于暮霭中的夕阳，而对生的渴望，对光明的向往，依然如西天的晚霞，在静静地燃烧。毫无疑问，这张“信手拈来”的作品，让无数个专业的创作相形见绌。 这是融“英雄赞歌”和“生命浩歌”为一体的作品：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携手蔡徐坤佟丽娅推出的原创抗疫公益MV《山河无恙在我胸》。歌手在低沉而平缓的旋律中，一遍又一遍地吟唱道：“去时风雨锁寒江，归来落樱染轻裳;漫天飞花中，微笑望苍穹。山河无恙在我胸，愿君归来若春风。”伴随着两位歌手的深情演唱，屏幕上不断呈现出央视的播音员、专注的医生们、忙碌的志愿者，还有高耸的黄鹤楼、缤纷的樱花园、奔流的长江水。“去时风雨锁寒江，归来落樱染轻裳”，共赴疫情于烟雨莽苍苍的寒冬，天使归来在樱花纷扬的仲春，没有意气风发的出征，也无胜利归来的凯旋，山河无恙，思绪无尽，这就是“生灵的哀歌”。
“赞歌”气壮山河，“浩歌”长歌当哭，那么，“生灵的哀歌”呢？中国当代抗灾文艺如何走出这漫长而艰巨的“卡夫丁峡谷”？
三
“卡夫丁峡谷”是指公元前 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羞辱罗马战俘，令其从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峡谷。后来，人们赋予“卡夫丁峡谷”以灾难和耻辱的意义，又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包括这次疫情在内的所有灾难和人们的无能为力，无不具有“卡夫丁峡谷”的双重含义。
历经这一百余年来的国破家亡、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当代中国的抗灾文艺应该是发育最成熟的文艺种类之一，然而却鲜有对它的美学观照，及“神学”思考。
所谓美学观照，就是在直面灾难现象后悲剧精神的高扬。灾难导致断壁残垣和断肢残体、家破人亡和生离死别，是人类文明和个体生命最大的不幸，回避或轻视这些不幸，都是对文明和和生命的最大不敬。好莱坞的《泰坦尼克号》《辛德勒的名单》《末日崩塌》和《传染病》等灾难影片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就是因为它直面山崩地裂和山呼海啸、恶魔横行和病魔肆虐，高度写实性地呈现出具具尸体和累累伤痕，极度真实性地表现了垂垂待毙和哀哀无告，但这些并没有让我们缴械投降，反而使我们激发出战胜并超越苦难的坚定信念、反抗命运的顽强力量的悲剧精神。这就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超越的是现实的不幸，获得的是精神的升华，从而让卑微而苦难的生命顶天立地、光彩照人、永垂不朽。
所谓“神学”启迪，就是在引入忏悔理念和“原罪”意识的介入。面对死亡，逼迫人们思考，包括这次疫情在内的灾难，为何突如其来，为何越发频繁，为何愈演愈烈，人类和自然究竟哪里“出事”了，原来“枪响之后，没有幸存者”。那么，有担当的作家和有力度的文艺，就一定会将反思的触角指向灾难的根源，在承担无法偿还的罪责中默默忏悔，主动而自觉、深刻而痛彻地追思和反省我们曾经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哪怕是以善良和正义的名义进行的，从而为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为人类的行为找到全新的通道。那就是，生死为何一步之遥，福祸为何一念之间，理性精神常常受阻于科学的进步，唯物主义每每受到生活的挑战。“神学启迪”就是将我们反思的领域推向杳冥的世界，缉拿灾难元凶，最后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凶犯”，原来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这就是笔者十年前提出的“美学介入后的神学冥思”，就是将人类生存意义推向极致后的自觉，它体现为人性和神性双重视阈下的宗教意义的悲剧意识，它意味着此岸和彼岸来回游弋中的生命感悟，它不仅沉重而且沉思，不仅悲伤而且悲悯，不仅畏避而且畏惧，不仅虔诚而且虔敬。如此，才是赵冀期待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更是鲁迅倡导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
随着时间的流逝，灾难终将过去，逝者如斯夫，生者长已矣。且不说表现唐山大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以后的抗灾文艺，至今依然多是重复“颂歌飞扬”和“凯歌嘹亮”的套路。歌颂抗疫中的英雄，当然是不可缺位，但是，置身灾难，中国的抗灾文艺不但需要熟悉的“诗学”浪漫情怀，鼓舞人民，万众一心地战胜灾难，而且需要沉重的“美学”悲剧精神和“神学”探寻“原罪””的沉思。
参考文献：
[1]魯迅.文艺与革命[C]//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5.
[2]吉狄马加.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EB/OL].[2020-02-10].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20-02/10/c.138769904.htm.
[3]鲁迅.论睁了眼睛看[G]//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21.
作者简介：范藻，四川成都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及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