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全球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亚洲动能，而亚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包容开放的国际环境与广阔的国际市场。在欧美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亚洲国家则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改革的观点和设想。“亚洲 ”伙伴关系可以说是对这些理念最为全面的概括。其不仅旨在进一步推动亚洲国家之间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还在于突破地理概念的限制来巩固和进一步拓展亚洲地区与世界其它地区间多样的伙伴关系。
要理解“亚洲 ”伙伴关系，就需要弄清其所处的全球和区域时代背景。
从全球层面看，欧美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经济全球化亟需新动能。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短期势头向好，但是中长期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下降、跨国直接投资动能不足等均表明经济全球化进展乏力。与此同时，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其根源在于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不相适应。尽管亚洲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但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与自身经济实力不相称。
从区域层面看，亚洲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但区域合作潜力尚待深挖。近年来，区域主要大国如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然而，相对于一体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欧洲来说，亚洲国家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均较为欠缺，区域内仅东盟的一体化水平较高，亚洲身份缺乏实质性内涵，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无法形成合力。而且，区域内主要经济体近年都减少了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亚洲生产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均在下降，服务业缺乏竞争力。在过去几年中，亚洲经济体还因地缘政治等因素而未能将主要资源投入经济合作，这就为亚洲国家深化经济合作留下了很大空间。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时代背景，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与解决目前全球和亚洲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契合，重申了亚洲国家协同合作、跨区域合作以及参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由于部分亚洲国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无法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权利，因而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缺乏动力。通过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既能解释亚洲国家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又能挖掘亚洲国家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潜力，并且有助于它们发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首先，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展示了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和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国家数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积极且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过程中，亚洲国家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能。据亚行研报，2017年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然而，亚洲经济体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使其极易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而且，亚洲国家之间日趋紧密的货物贸易联系和逐渐扩大的贸易规模，并未显著减少亚洲整体对欧美发达市场的依赖。世界经济的复苏与亚洲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环境。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实践“亚洲 ”伙伴关系，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借鉴，可传递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景，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亚洲方案。
其次，倡導“亚洲 ”伙伴关系有助于挖掘亚洲国家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潜力。近年来，亚洲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最大引擎。但亚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并未因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而得到相匹配的提升。通过挖掘区域合作潜力和拓展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双轮驱动，“亚洲 ”伙伴关系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亚洲方案。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欧美国家逆全球化的兴起给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挑战。作为应对，“亚洲 ”伙伴关系试图通过凝聚亚洲内部动力来带动跨区域合作，进而推进全球化进程。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背景下，由东盟十国主导，中、日、韩、澳、新、印等六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被视作“亚洲 ”伙伴关系的一次重要实践。类似地，如亚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投行等立足亚洲放眼世界的合作机制都可纳入“亚洲 ”伙伴关系的范畴。可以说，旨在加深亚洲内部合作与扩展外部“朋友圈”的“亚洲 ”伙伴关系，既展现了亚洲国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潜力，又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挑战的坚定回应。
最后，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有助于塑造亚洲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对于亚洲国家而言，由于长期缺少类似于欧盟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导致部分国家之间往往因分歧较大而无法形成合力，进而使得亚洲国家在与欧美大国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因此，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只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而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在“亚洲 ”伙伴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尝试通过协调区域内和区域间大国关系，以议题领域为突破口来提升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当前，气候治理、能源治理、疾病防控、移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热点问题往往在区域层面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在亚洲层面或跨区域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可以帮助亚洲有关国家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积累治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并促进与区域外国家的交流与分享，进而为全球治理做出实质性贡献。
总之，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亚洲国家在区域内部凝聚共识，而且还能够促进发展跨区域伙伴关系。以现有的区域内合作机制和跨区域合作平台为依托，亚洲国家在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明确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可以想见，通过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亚洲国家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并以具体实践助力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的时代背景
要理解“亚洲 ”伙伴关系，就需要弄清其所处的全球和区域时代背景。
从全球层面看，欧美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经济全球化亟需新动能。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短期势头向好，但是中长期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下降、跨国直接投资动能不足等均表明经济全球化进展乏力。与此同时，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其根源在于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不相适应。尽管亚洲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但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与自身经济实力不相称。
从区域层面看，亚洲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但区域合作潜力尚待深挖。近年来，区域主要大国如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然而，相对于一体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欧洲来说，亚洲国家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均较为欠缺，区域内仅东盟的一体化水平较高，亚洲身份缺乏实质性内涵，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无法形成合力。而且，区域内主要经济体近年都减少了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亚洲生产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均在下降，服务业缺乏竞争力。在过去几年中，亚洲经济体还因地缘政治等因素而未能将主要资源投入经济合作，这就为亚洲国家深化经济合作留下了很大空间。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时代背景，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与解决目前全球和亚洲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契合，重申了亚洲国家协同合作、跨区域合作以及参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的几方面作用
由于部分亚洲国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无法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权利，因而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缺乏动力。通过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既能解释亚洲国家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又能挖掘亚洲国家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潜力，并且有助于它们发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首先，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展示了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和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国家数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积极且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过程中，亚洲国家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能。据亚行研报，2017年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然而，亚洲经济体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使其极易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而且，亚洲国家之间日趋紧密的货物贸易联系和逐渐扩大的贸易规模，并未显著减少亚洲整体对欧美发达市场的依赖。世界经济的复苏与亚洲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环境。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实践“亚洲 ”伙伴关系，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借鉴，可传递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景，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亚洲方案。
其次，倡導“亚洲 ”伙伴关系有助于挖掘亚洲国家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潜力。近年来，亚洲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最大引擎。但亚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并未因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而得到相匹配的提升。通过挖掘区域合作潜力和拓展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双轮驱动，“亚洲 ”伙伴关系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亚洲方案。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欧美国家逆全球化的兴起给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挑战。作为应对，“亚洲 ”伙伴关系试图通过凝聚亚洲内部动力来带动跨区域合作，进而推进全球化进程。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背景下，由东盟十国主导，中、日、韩、澳、新、印等六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被视作“亚洲 ”伙伴关系的一次重要实践。类似地，如亚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投行等立足亚洲放眼世界的合作机制都可纳入“亚洲 ”伙伴关系的范畴。可以说，旨在加深亚洲内部合作与扩展外部“朋友圈”的“亚洲 ”伙伴关系，既展现了亚洲国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潜力，又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挑战的坚定回应。
最后，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有助于塑造亚洲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对于亚洲国家而言，由于长期缺少类似于欧盟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导致部分国家之间往往因分歧较大而无法形成合力，进而使得亚洲国家在与欧美大国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因此，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只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而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在“亚洲 ”伙伴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尝试通过协调区域内和区域间大国关系，以议题领域为突破口来提升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当前，气候治理、能源治理、疾病防控、移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热点问题往往在区域层面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在亚洲层面或跨区域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可以帮助亚洲有关国家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积累治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并促进与区域外国家的交流与分享，进而为全球治理做出实质性贡献。
总之，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亚洲国家在区域内部凝聚共识，而且还能够促进发展跨区域伙伴关系。以现有的区域内合作机制和跨区域合作平台为依托，亚洲国家在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明确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可以想见，通过倡导“亚洲 ”伙伴关系，亚洲国家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并以具体实践助力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