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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可持续发展无疑是社会发展观上的一次范式转换，但如果这种发展观所由以建立的资本化制度框架未被触及，资本关系的逻辑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面渗透和总体统治未被扬弃，那么它仍然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因此，彰显和阐扬马克思在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时对资本关系所作的批判性话语，仍有着重要的当代意义；马克思“社会化解决思路”所开启的化解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努力，依然为我们在实践上解决当前和未来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对传统工业化发展观批判性省思和扬弃的产物，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观上的一次范式转换。对于这种新范式的确立和旧范式的批判，由于人们主要局限在“人—自然”关系上对以往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所作的实践上和伦理观念上的批判，从根本上缺失对“人—人”之间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检视和批判，尤其是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近代以来支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资本统治的逻辑”，从而使人们在可持续发展观框架下所讨论的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现实真实的历史境况而显得有些空疏阔论之感。实际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想发展观的现实难题和真正界限正是以资本关系为中心视界所构筑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观的界限，只要这一界限未被触及或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仍然是值得置疑的。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及其局限性
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发展模式通常是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即范式转换。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跃迁，是通过一种崭新的范式对以往范式作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从而使取代前后的范式之间彼此不能并立或相容。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观照当代人类发展观的演变历程，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范式——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确实标识着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新阶段、新形态，它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完成了发展内涵上的更新。即用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观取代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实现了发展观念上由一维到多维、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发展被看成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它突出了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跃迁，“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和人文范畴，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其中对每一个因素的忽视和牺牲都会使社会整体付出代价。第二，实现了发展主体和目标上的转换。即从发展主体的非人化（物本化）倾向到发展主体的人本化倾向转变，以“客体”为中心视界到以“主体”为中心视界的发展观转变。人们认识到，发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经济主义”发展观那种“见物不见人”，为了追求经济最大增长率，把人仅仅视为征服自然、发展经济的工具的片面观点中确立起来的。可见，人们对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已远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和技术增长，赋予其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特征和人文价值内涵。可持续发展观所实现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观念更新，已为当代社会各界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基础之上的，任何离开一定社会关系形态的发展观只有在抽象的理论思辨中才能找到，正如离开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只是一种抽象的生产形式一样。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反复加以强调的。据此，我们不禁要问，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发展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框架基础之上的，它有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和变动传统发展理论得以建基并导致困境的社会前提——资本化了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资本结构特质。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问题的设问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可持续发展观在对传统发展理论保有激烈批判外观的同时，其实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既未触及当代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本质原因——资本关系逻辑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全面的渗透和整个的统治，也未触及实现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对社会关系资本化框架的根本限制和改造。因此，所有这些貌似激进批判外观下的讨论都是在认可现存资本关系和制度框架合理性的前提下来展开的，至多可理解为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的改良。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使得人们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上的分歧和划界主要滞留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纷争之中：（1）停留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非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抽象争论。似乎只要人们转变了对自然界的物用化态度和工具价值理念，就可以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且不说这种观念改变在实践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即便人们确立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新观念，但只要建立在资本生产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框架内的实践活动没有被触及，只要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所由以建立的私有财产范围没有被超出，它只能还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发展在社会学意义上并非纯全是一个“中性”范畴。（2）停留于发展方式上的革新。即把社会不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对抗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错误造成的，似乎近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社会走向了歧途。因此人们或者采取反文明发展的方式（所谓零增长、负增长）、或者通过改变科技在现代生产中的工艺学运用，来拯救日益陷入困境的人类生存危机。显然，试图通过变换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改造方式来否弃经济增长方式的做法，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资本关系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观的适时提出并被各国政界在理念上的广泛认同，但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上的矛盾和对抗却依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的根本在于，确立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这一观念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社会存在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由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通过受制于资本原则支配下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和改造，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在这里，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中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社会关系维度，特别是他对资本关系所作的批判话语以及社会化的解决思路再一次呈现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局限性的扬弃和超越。
二、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在实践中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考察自然观的基本视域，那么，在感性对象性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则是其考察自然观的本质维度。对于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关系这一双重维度及其内在关联，我们可作以下简要的慨述。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同一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双重维度，它们彼此交织、互为中介。马克思坚持主张“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的人的存在”，反对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对立起来，进而“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观点”。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这样，“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说明：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前提或中介，人们正是在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活动中渗透着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并以之为前提，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人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水平和程度实际上制约着人际交往关系的范围、形式和性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而“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其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处于不同的层面，其作用和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活动的显性层面，该层面揭示的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认识论维度，关注的是人如何发现自然规律进而改造自然界的问题，属于实践活动中的技术的和感性的层面，它对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则是实践活动的隐性层面，该层面揭示的是实践活动中的本体论维度，属于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存在基础，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方式、性质和前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正如马克思在考察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关系时，以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在考察商品价值形成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关系时，以抽象劳动作为商品的本质一样。马克思自然观的独特贡献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在别人只看见人与物（自然）关系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照面”实际上就是与他人的“相遇”，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反映和折射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再次，历史地考察人—自然、人—人关系在历史上的演化过程，我们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本体论地位。对人来说，自然界有一个“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的历史演进过程。从远古时代直到工业革命前的古代文明时期，自然界一直是人们崇拜的神秘对象，采集渔猎型的生产方式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同样也是一种“顺应自然性的生产”，正是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使“自然成了人的榜样”。
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开展和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人类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资本及其服务于资本的科学技术使自然祛除了巫魅和神秘的面纱，人类广泛而深刻地介入自然，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造成了在资本关系下对自然界最普遍的占有和掠夺，自然成为人类宰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商品交换普遍化、货币成为统治性力量的社会中，孤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己主义式竞争被看作是人类的不变本性，引起了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上的普遍物化；而物性化和抽象化的社会关系对人来说一旦成为某种外在必然性强制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对立，它“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和人与人关系的对抗在历史上是一道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紧张，其根由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以资本关系为原则对自然的抽象统治和对资本关系的普遍服从所造成的。在这里，与其说是“人对自然的支配”，还不如说是资本关系对自然的支配，人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换言之，服从“资本统治的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对抗的真正社会根源。
三、资本关系的统治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性生成
承上所述，“人化自然”是一个随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内涵和性质的生成性范畴。在自然界还没有被历史进程根本改变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就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这种互为前提条件的关系一旦“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确立之后，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就不可逆转地随着资本关系的世界性扩张而愈演愈烈，它实际上成为资本关系统治下的“资本生产逻辑”普遍化并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和表征。
对于资本关系的本性和功能，马克思有着两个方面的本质界定：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资本是“一定量的积累和储存的劳动”。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它遵循着利润至上和无限扩张的内在本性，“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它使得“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成为必要和可能。资本普遍地利用自然属性的要求，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使自然成为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有用物”，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资本普遍地利用人的属性的要求，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使“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条件。资本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人对物、对自然关系上的普遍占有和高度支配权，以及它对社会物质文明和个人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使其在客观上起到推动近代“文明的伟大作用”；其二，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它反映了货币持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即积累起来的劳动（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的外观掩盖下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关系内在地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对抗性，又体现了“资本文明的局限”。
由于资本关系处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轴心地位”，它实际上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原则。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它是现代社会中的“普照之光”和特殊的“以太”，认为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了其他存在物的一切特性，决定了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物的比重，因此它成了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利。在这一“普照之光”照耀下的人、自然、科学、技术等，都会在这一光照中改变其原有的色彩和固有的特性，而只是成为资本关系中的“有用性”客体和材料，服从于资本这一主体“形式因”的抽象统治。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1）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本的增长方式”，就是资本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面渗透和全球统治的方式；（2）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中心主义”，就是资本关系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支配中心，而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无非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
“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资本的增长方式”。资本内在本性的实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无限度自行增值的内在要求加速了现代生产无止境向外扩张的步伐。“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资本通过不断回到起点的这种螺旋形推进方式实现着财富总量的自我膨胀和本性显现，使资本关系在世界上确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所有的时代还要多的生产力总量，使人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无穷的财富。同时，资本生产所固有的运动和扩张本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不断完成其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拓展，“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及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十分清楚，资本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就是对全球资源利用开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过程。资本本性的现实化直接地体现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自然界因此成为资本增值这一有用性体系建构的材料和要素，“有用性”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根本态度。“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要。”资本在对待自然物时的压榨态度正像对待雇用工人的态度一样，“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商品，可以卖或者是进一步加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把它们转化为市场性商品的花费而已。”可见，自近代资本关系确立以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技术化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增长总量，只不过是资本增长方式和资本关系扩张的同义语。
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当代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批判的一个中心范畴，认为这种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主体性哲学是酿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祸首。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决定论”立场并未深入思考这种观念所以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以资本原则支配下的实际生活过程和资本的生产方式使人们选择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不是相反。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念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同义词，而人类中心主义（可幻化为理性自我中心）和近代主体性哲学的阐扬不过是资本中心主义（可现实化为利己主义）的观念表达和理性演绎。正是资本生产关系中心地位的崛起和确立，使人们在自然观念上发生了彻底的转换：从敬畏、崇拜自然转而征服、控制自然；同样地，试图在不改变资本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仅仅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转变，认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然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
在谈到人类中心主义时，人们还往往把科学理性、技术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证明，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完成了对自然的控制，而且就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征。事实上，科学技术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形式，它在生产中的运用也并非“价值中立”。在私有制条件下，它直接受制于资本的统治，成为资本增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含在资本中的东西”。一方面，资本的发展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广泛地为资本所利用，完成了科学与生产的结合。马克思曾把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称为“实践的科学”，在这里，“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属性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换言之，科学的进步主要体现为资本扩张能力的增强，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资本致富和支配劳动权力增大的客观力量。“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是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而科学技术一旦成为提升“资本生产力”工具的时候，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全面而丰富性生成的“脐带”也就会被割断。人把自然工具化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工具化；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和作为有机身体的人自身由此构成了两个僵硬的和对峙的实体。
四、资本关系下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及其扬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可持续发展观所阐述的代内公正、代际公正不能撇开特定的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结构，否则就可能成为一种抽象的公正。“公正”在任何时候都是特定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结构在理念世界中的反映，而这种理念一经形成立刻就成为服务于特定社会关系集团的理论工具。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公平时认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直接源自于现实的经济运动，其核心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制度化体现，因此现代社会的公正观体现为资本运动的制度化安排，它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外观下隐藏着极端的不公正。如，占有物品上的差异，生产条件本身分配上的不公正等等。在这种前提下，生产的任何增长也就立刻表现为资本总量的扩张和支配雇用工人权利的增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以及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变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公正观念上的不合理性。
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现象始终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孪生物：从经过血与火的方式而载入史册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立一个以资本关系为中轴的世界体系均是如此。正如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所坦言的，“1500年后的整个世界，世界上财富的分配变得日益不公平。欧洲的扩展及其对其他地域的控制的逐步扩大，导致有利于欧洲和工业化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1500年后欧洲投资与商业和工业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新建立的殖民地，而正是对世界资源实施的控制，才加强了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巨大扩展的基础，结果造成了高度不平等的世界。”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同样证明了在资本关系框架内试图寻求社会公正的不可能性“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便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中‘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一部分地区的资本积累高于另一部分，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最终形成资本积累速度快的核心地区和资本积累速度慢的边缘地区。”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在批判传统发展理论过程中并未触及资本关系及其制度框架，它所完成的批判并未申明产生代内不公、代际不公的社会存在论基础。正是缺失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反而认同了等价交换的所有原则，即在原则立场上依然局限在资本关系的范围内，使得可持续发展观缺乏与传统发展观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界标，而且与传统发展观分享着共同的理论前提，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观不彻底性之所在。而只要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未被揭穿，社会公正只能是一种基于应然状态的理想愿望。“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仅从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从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只有当人们成为自然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对传统工业化发展观批判性省思和扬弃的产物，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观上的一次范式转换。对于这种新范式的确立和旧范式的批判，由于人们主要局限在“人—自然”关系上对以往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所作的实践上和伦理观念上的批判，从根本上缺失对“人—人”之间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检视和批判，尤其是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近代以来支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资本统治的逻辑”，从而使人们在可持续发展观框架下所讨论的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现实真实的历史境况而显得有些空疏阔论之感。实际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想发展观的现实难题和真正界限正是以资本关系为中心视界所构筑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观的界限，只要这一界限未被触及或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仍然是值得置疑的。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及其局限性
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发展模式通常是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即范式转换。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跃迁，是通过一种崭新的范式对以往范式作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从而使取代前后的范式之间彼此不能并立或相容。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观照当代人类发展观的演变历程，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范式——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确实标识着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新阶段、新形态，它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完成了发展内涵上的更新。即用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观取代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实现了发展观念上由一维到多维、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发展被看成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它突出了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跃迁，“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和人文范畴，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其中对每一个因素的忽视和牺牲都会使社会整体付出代价。第二，实现了发展主体和目标上的转换。即从发展主体的非人化（物本化）倾向到发展主体的人本化倾向转变，以“客体”为中心视界到以“主体”为中心视界的发展观转变。人们认识到，发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经济主义”发展观那种“见物不见人”，为了追求经济最大增长率，把人仅仅视为征服自然、发展经济的工具的片面观点中确立起来的。可见，人们对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已远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和技术增长，赋予其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特征和人文价值内涵。可持续发展观所实现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观念更新，已为当代社会各界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基础之上的，任何离开一定社会关系形态的发展观只有在抽象的理论思辨中才能找到，正如离开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只是一种抽象的生产形式一样。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反复加以强调的。据此，我们不禁要问，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发展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框架基础之上的，它有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和变动传统发展理论得以建基并导致困境的社会前提——资本化了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资本结构特质。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问题的设问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可持续发展观在对传统发展理论保有激烈批判外观的同时，其实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既未触及当代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本质原因——资本关系逻辑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全面的渗透和整个的统治，也未触及实现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对社会关系资本化框架的根本限制和改造。因此，所有这些貌似激进批判外观下的讨论都是在认可现存资本关系和制度框架合理性的前提下来展开的，至多可理解为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的改良。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使得人们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上的分歧和划界主要滞留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纷争之中：（1）停留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非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抽象争论。似乎只要人们转变了对自然界的物用化态度和工具价值理念，就可以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且不说这种观念改变在实践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即便人们确立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新观念，但只要建立在资本生产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框架内的实践活动没有被触及，只要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所由以建立的私有财产范围没有被超出，它只能还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发展在社会学意义上并非纯全是一个“中性”范畴。（2）停留于发展方式上的革新。即把社会不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对抗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错误造成的，似乎近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社会走向了歧途。因此人们或者采取反文明发展的方式（所谓零增长、负增长）、或者通过改变科技在现代生产中的工艺学运用，来拯救日益陷入困境的人类生存危机。显然，试图通过变换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改造方式来否弃经济增长方式的做法，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资本关系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观的适时提出并被各国政界在理念上的广泛认同，但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上的矛盾和对抗却依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的根本在于，确立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这一观念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社会存在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由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通过受制于资本原则支配下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和改造，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在这里，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中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社会关系维度，特别是他对资本关系所作的批判话语以及社会化的解决思路再一次呈现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局限性的扬弃和超越。
二、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在实践中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考察自然观的基本视域，那么，在感性对象性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则是其考察自然观的本质维度。对于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关系这一双重维度及其内在关联，我们可作以下简要的慨述。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同一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双重维度，它们彼此交织、互为中介。马克思坚持主张“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的人的存在”，反对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对立起来，进而“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观点”。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这样，“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说明：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前提或中介，人们正是在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活动中渗透着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并以之为前提，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人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水平和程度实际上制约着人际交往关系的范围、形式和性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而“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其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处于不同的层面，其作用和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活动的显性层面，该层面揭示的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认识论维度，关注的是人如何发现自然规律进而改造自然界的问题，属于实践活动中的技术的和感性的层面，它对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则是实践活动的隐性层面，该层面揭示的是实践活动中的本体论维度，属于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存在基础，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方式、性质和前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正如马克思在考察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关系时，以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在考察商品价值形成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关系时，以抽象劳动作为商品的本质一样。马克思自然观的独特贡献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在别人只看见人与物（自然）关系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照面”实际上就是与他人的“相遇”，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反映和折射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再次，历史地考察人—自然、人—人关系在历史上的演化过程，我们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本体论地位。对人来说，自然界有一个“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的历史演进过程。从远古时代直到工业革命前的古代文明时期，自然界一直是人们崇拜的神秘对象，采集渔猎型的生产方式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同样也是一种“顺应自然性的生产”，正是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使“自然成了人的榜样”。
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开展和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人类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资本及其服务于资本的科学技术使自然祛除了巫魅和神秘的面纱，人类广泛而深刻地介入自然，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造成了在资本关系下对自然界最普遍的占有和掠夺，自然成为人类宰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商品交换普遍化、货币成为统治性力量的社会中，孤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己主义式竞争被看作是人类的不变本性，引起了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上的普遍物化；而物性化和抽象化的社会关系对人来说一旦成为某种外在必然性强制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对立，它“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和人与人关系的对抗在历史上是一道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紧张，其根由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以资本关系为原则对自然的抽象统治和对资本关系的普遍服从所造成的。在这里，与其说是“人对自然的支配”，还不如说是资本关系对自然的支配，人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换言之，服从“资本统治的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对抗的真正社会根源。
三、资本关系的统治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性生成
承上所述，“人化自然”是一个随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内涵和性质的生成性范畴。在自然界还没有被历史进程根本改变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就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这种互为前提条件的关系一旦“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确立之后，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就不可逆转地随着资本关系的世界性扩张而愈演愈烈，它实际上成为资本关系统治下的“资本生产逻辑”普遍化并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和表征。
对于资本关系的本性和功能，马克思有着两个方面的本质界定：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资本是“一定量的积累和储存的劳动”。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它遵循着利润至上和无限扩张的内在本性，“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它使得“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成为必要和可能。资本普遍地利用自然属性的要求，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使自然成为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有用物”，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资本普遍地利用人的属性的要求，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使“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条件。资本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人对物、对自然关系上的普遍占有和高度支配权，以及它对社会物质文明和个人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使其在客观上起到推动近代“文明的伟大作用”；其二，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它反映了货币持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即积累起来的劳动（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的外观掩盖下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关系内在地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对抗性，又体现了“资本文明的局限”。
由于资本关系处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轴心地位”，它实际上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原则。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它是现代社会中的“普照之光”和特殊的“以太”，认为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了其他存在物的一切特性，决定了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物的比重，因此它成了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利。在这一“普照之光”照耀下的人、自然、科学、技术等，都会在这一光照中改变其原有的色彩和固有的特性，而只是成为资本关系中的“有用性”客体和材料，服从于资本这一主体“形式因”的抽象统治。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1）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本的增长方式”，就是资本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面渗透和全球统治的方式；（2）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中心主义”，就是资本关系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支配中心，而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无非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
“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资本的增长方式”。资本内在本性的实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无限度自行增值的内在要求加速了现代生产无止境向外扩张的步伐。“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资本通过不断回到起点的这种螺旋形推进方式实现着财富总量的自我膨胀和本性显现，使资本关系在世界上确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所有的时代还要多的生产力总量，使人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无穷的财富。同时，资本生产所固有的运动和扩张本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不断完成其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拓展，“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及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十分清楚，资本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就是对全球资源利用开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过程。资本本性的现实化直接地体现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自然界因此成为资本增值这一有用性体系建构的材料和要素，“有用性”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根本态度。“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要。”资本在对待自然物时的压榨态度正像对待雇用工人的态度一样，“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商品，可以卖或者是进一步加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把它们转化为市场性商品的花费而已。”可见，自近代资本关系确立以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技术化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增长总量，只不过是资本增长方式和资本关系扩张的同义语。
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当代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批判的一个中心范畴，认为这种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主体性哲学是酿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祸首。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决定论”立场并未深入思考这种观念所以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以资本原则支配下的实际生活过程和资本的生产方式使人们选择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不是相反。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念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同义词，而人类中心主义（可幻化为理性自我中心）和近代主体性哲学的阐扬不过是资本中心主义（可现实化为利己主义）的观念表达和理性演绎。正是资本生产关系中心地位的崛起和确立，使人们在自然观念上发生了彻底的转换：从敬畏、崇拜自然转而征服、控制自然；同样地，试图在不改变资本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仅仅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转变，认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然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
在谈到人类中心主义时，人们还往往把科学理性、技术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证明，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完成了对自然的控制，而且就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征。事实上，科学技术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形式，它在生产中的运用也并非“价值中立”。在私有制条件下，它直接受制于资本的统治，成为资本增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含在资本中的东西”。一方面，资本的发展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广泛地为资本所利用，完成了科学与生产的结合。马克思曾把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称为“实践的科学”，在这里，“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属性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换言之，科学的进步主要体现为资本扩张能力的增强，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资本致富和支配劳动权力增大的客观力量。“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是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而科学技术一旦成为提升“资本生产力”工具的时候，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全面而丰富性生成的“脐带”也就会被割断。人把自然工具化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工具化；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和作为有机身体的人自身由此构成了两个僵硬的和对峙的实体。
四、资本关系下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及其扬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可持续发展观所阐述的代内公正、代际公正不能撇开特定的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结构，否则就可能成为一种抽象的公正。“公正”在任何时候都是特定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结构在理念世界中的反映，而这种理念一经形成立刻就成为服务于特定社会关系集团的理论工具。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公平时认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直接源自于现实的经济运动，其核心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制度化体现，因此现代社会的公正观体现为资本运动的制度化安排，它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外观下隐藏着极端的不公正。如，占有物品上的差异，生产条件本身分配上的不公正等等。在这种前提下，生产的任何增长也就立刻表现为资本总量的扩张和支配雇用工人权利的增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以及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变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公正观念上的不合理性。
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现象始终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孪生物：从经过血与火的方式而载入史册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立一个以资本关系为中轴的世界体系均是如此。正如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所坦言的，“1500年后的整个世界，世界上财富的分配变得日益不公平。欧洲的扩展及其对其他地域的控制的逐步扩大，导致有利于欧洲和工业化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1500年后欧洲投资与商业和工业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新建立的殖民地，而正是对世界资源实施的控制，才加强了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巨大扩展的基础，结果造成了高度不平等的世界。”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同样证明了在资本关系框架内试图寻求社会公正的不可能性“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便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中‘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一部分地区的资本积累高于另一部分，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最终形成资本积累速度快的核心地区和资本积累速度慢的边缘地区。”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在批判传统发展理论过程中并未触及资本关系及其制度框架，它所完成的批判并未申明产生代内不公、代际不公的社会存在论基础。正是缺失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反而认同了等价交换的所有原则，即在原则立场上依然局限在资本关系的范围内，使得可持续发展观缺乏与传统发展观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界标，而且与传统发展观分享着共同的理论前提，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观不彻底性之所在。而只要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未被揭穿，社会公正只能是一种基于应然状态的理想愿望。“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仅从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从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只有当人们成为自然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