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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陈建华教授《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以下简称《紫罗兰》）一书就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周瘦鹃”研究。周瘦鹃的研究在近几年浮出历史的地表，尤其是海外学者对于周氏的关注和研究不断有新的视角和材料补入。但陈建华对周氏及其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的研究，可以说是开了民国学术的“一口深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与尘封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半月》杂志上的时髦美人与“十里洋场”来的民国式才子的邂逅，一拍即合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脉络。数年后，周瘦鹃的研究从美利坚漂洋过海入香江，在清水湾畔停驻、对话、充盈，最终回归“故里”，重返沪上，落成铅字汇成巨作。该书结构篇幅之深广，史料文献之翔实，从零散的故纸堆、旧报刊打捞起“周瘦鹃”，借之重返晚清“复古”的文学革命，进而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此同时，该书亦旁敲侧击地提醒着我们在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开端时，必须要注意报刊文章的文体特征。1901年，梁启超所撰的《中国各报存佚表》一文颇具洞察力地指出：“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晚清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涌现直接影响到写作文体的自觉转变乃至新体裁的出现，如演说文、时评、杂文等。此外，刊登于报纸杂志上的文学创作具有面向作为具体个体的大众读者意识。这一特征对以报刊为中心的现代文人群体的出现乃至文学流派的形成，即一个新文坛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对于周瘦鹃这般为中产阶级的“经济感情”所代言的“文人”，无论是“礼拜六派”的标签抑或掺杂着个人情欲与都市想象的“紫罗兰”形象，都指向了文学创作与大众媒介的重叠——报刊媒介是文学创生的“原生态”，而文学书写是媒介自身的衍生品，媒介之道即成文学之肉身。
文言与白话的纠葛，是阅读和理解《紫罗兰》及其作者研究意图的一种方式和路径。陈建华不仅是要将周瘦鹃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视野”。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周瘦鹃与茅盾二人的“新旧”文学论战谈起，勾勒出在民初中国，“白话”如何与道德和政治的“合法性”相挂钩，进而将偏向文言写作的旧派文人场景与心态完整地呈现出来。此外，本书看重周氏对文学抒情传统的继承，并强调周氏的电影事业与“影戏小说”的翻译对建构中国本土电影工业所发挥的重要意义。但最呼应本书标题的，恰恰是该书的第二份。陈建华专门以《紫罗兰与“爱的社群”》为标题，来探究周瘦鹃如何以紫罗兰为名，于公共媒介的凝视中，“表演”个人之爱和“操纵”大众之情，使自身的写作成为一种诉诸“有情”的现代主体建构的方式。
美国学者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1950）一书里重新了审视中国情爱话语谱系。她强调道，“爱”一方面“宣告了私密、个体与日常的诞生”，使得现代的自我意识始终以“感性自我”（sentimentalself）得以显现。在另一方面，“感性自我”的出现又意味着对宏观的、英雄主义的乌托邦叙述的否定与消解。郭婷亦在其近年研究中重新挖掘了“爱”的历史表述。她在Politics of Love：Love as a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tical Leaders一文中指出，“爱情”一词最早由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所创造，“爱”意味着“道德维度”而“情”则指涉了“私人情感”。“爱情（罗曼蒂克之爱）的文学运动是极为复杂的，它不仅包含了对推翻王朝反儒学或怀旧之情，而且还催生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的姿态在不失中国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之同时，还体现出公民感”。对于周瘦鹃而言，爱情虽是私人的隐秘经验，但更是一种集体的狂欢想象与商品性的消费。
关于周瘦鹃与其初恋情人紫罗兰的爱恨纠缠，自然是一桩难以厘清的“文学公案”。因为对于周瘦鹃而言，紫罗兰不仅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恋人，还“象征着爱与同情、他的感性、想象及私密空间”。他将自我和紫罗兰的现实遭遇不断打碎、重构，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默契双簧，更成为民初浪漫文学及印刷文化中的一个“母题”与隐喻。所以，若读者以“福尔摩斯”的视角来追寻周瘦鹃和其恋人的历史遗迹，恐怕亦会失望几分。因为在婚姻之法与伦理之风的双重审判下，紫罗兰的真实身份必然是缺席的存在。然而陈建华却以考据的心态，重返那个时代，掀开了周氏一个人的恋情/私密空间与其所制造的一群人“爱情”/公共领域之间的悖论。他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孝母而娶胡凤君，在虚构小说中咀嚼感伤情史。妻贤子孝的一夫一妻婚姻与浪漫私人的情爱体验，两者共同建构了近代文人的“面子”和“里子”。
服从资本运作与文化生产的逻辑，“紫罗兰”作为一个人、一种花及一本杂志，不断地在文学商品的市场里复制了自身的多种面向。从王蕴章的《紫罗兰曲》、袁寒云的《紫罗兰娘日记》、黄转陶的《紫兰艳史》到张春帆的《紫兰女侠》、张恨水的《换巢鸾凤》，“紫罗兰”的改写本质上是变奏了传统文人的诗文唱和机制，在完成自我经典化的生成中，抵达了美学与道德相博弈的紧张性。更为有趣的是，陈建华将周氏及其周围友人对“紫罗兰情史”的写作视为“一种有灵魂的商品形式”。“在周瘦鹃及其同仁那里，通过名花美人与抒情传统传播爱的现代性福音，打造都市日常生活的图腾、美好未来的集体憧憬，蕴含着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的家庭、自我完善、新旧兼备的文化议程”。换言之，上海租界因有了“紫罗兰”的缘故，才有了情味。她可以是名媛、是闺秀、是明星、是交际花，她可以衰老、可以褪色、可以枯萎、甚至可以另嫁他人，只要想起她一眼，笔下的故事就注定万般柔情，引人侧目。
人间悲欢本不共通，却因为文本背后那一抹看不清也道不明的美人影，达成了大众“情人”之相。都市欲望的众生图也不过是为了成全周氏个人的自恋自怜，平添了几分暧昧的回响。
唐人张彦远曾在其《历代名画记》一书中发出“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的感慨之语。后晚清学者王国维更作《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为“消遣（to kill time）”正名，论之为“嗜好”之缘由，以医“空虚、消极的苦痛”。如果说周瘦鹃新旧兼备写作，是从形式上戳中了以白话文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缺憾”，那么他笔下被贴上“游戏”、“消遣”之作，在内容上为在剧烈转型中的市井大众，以传统的语汇和情感锻造了日常生活的体验，缓和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和苦闷。该书的末章题为《上海世俗的百年沧桑》。作者“挪用”了周瘦鹃的“眼光”，从文学小报與新剧电影的汇合讲到张爱玲及上海的维多利亚文学气息，最后落脚在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上，这或是一条由周瘦鹃起头的上海文学史。“如要概括周瘦鹃他们的历史经验，就其‘正能量’而言，那是一种充盈着普世之爱的世俗精神——珍视日常生活、私密空间和亲情伦理;新旧杂糅的语言实践、都市心态的诗化演绎;同情女性与弱小群体、抗议社会不公;包括爱国、反帝，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国际主义”。而在这份世俗上海的谱系里，“大众”不断复现，它不期然地丰富了“白话作为国语”的实践中，国民情感结构与身份的姿态与面向，也为民初社会提供了现代价值的信息。
（陈建华：《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与此同时，该书亦旁敲侧击地提醒着我们在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开端时，必须要注意报刊文章的文体特征。1901年，梁启超所撰的《中国各报存佚表》一文颇具洞察力地指出：“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晚清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涌现直接影响到写作文体的自觉转变乃至新体裁的出现，如演说文、时评、杂文等。此外，刊登于报纸杂志上的文学创作具有面向作为具体个体的大众读者意识。这一特征对以报刊为中心的现代文人群体的出现乃至文学流派的形成，即一个新文坛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对于周瘦鹃这般为中产阶级的“经济感情”所代言的“文人”，无论是“礼拜六派”的标签抑或掺杂着个人情欲与都市想象的“紫罗兰”形象，都指向了文学创作与大众媒介的重叠——报刊媒介是文学创生的“原生态”，而文学书写是媒介自身的衍生品，媒介之道即成文学之肉身。
文言与白话的纠葛，是阅读和理解《紫罗兰》及其作者研究意图的一种方式和路径。陈建华不仅是要将周瘦鹃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视野”。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周瘦鹃与茅盾二人的“新旧”文学论战谈起，勾勒出在民初中国，“白话”如何与道德和政治的“合法性”相挂钩，进而将偏向文言写作的旧派文人场景与心态完整地呈现出来。此外，本书看重周氏对文学抒情传统的继承，并强调周氏的电影事业与“影戏小说”的翻译对建构中国本土电影工业所发挥的重要意义。但最呼应本书标题的，恰恰是该书的第二份。陈建华专门以《紫罗兰与“爱的社群”》为标题，来探究周瘦鹃如何以紫罗兰为名，于公共媒介的凝视中，“表演”个人之爱和“操纵”大众之情，使自身的写作成为一种诉诸“有情”的现代主体建构的方式。
美国学者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1950）一书里重新了审视中国情爱话语谱系。她强调道，“爱”一方面“宣告了私密、个体与日常的诞生”，使得现代的自我意识始终以“感性自我”（sentimentalself）得以显现。在另一方面，“感性自我”的出现又意味着对宏观的、英雄主义的乌托邦叙述的否定与消解。郭婷亦在其近年研究中重新挖掘了“爱”的历史表述。她在Politics of Love：Love as a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tical Leaders一文中指出，“爱情”一词最早由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所创造，“爱”意味着“道德维度”而“情”则指涉了“私人情感”。“爱情（罗曼蒂克之爱）的文学运动是极为复杂的，它不仅包含了对推翻王朝反儒学或怀旧之情，而且还催生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的姿态在不失中国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之同时，还体现出公民感”。对于周瘦鹃而言，爱情虽是私人的隐秘经验，但更是一种集体的狂欢想象与商品性的消费。
关于周瘦鹃与其初恋情人紫罗兰的爱恨纠缠，自然是一桩难以厘清的“文学公案”。因为对于周瘦鹃而言，紫罗兰不仅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恋人，还“象征着爱与同情、他的感性、想象及私密空间”。他将自我和紫罗兰的现实遭遇不断打碎、重构，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默契双簧，更成为民初浪漫文学及印刷文化中的一个“母题”与隐喻。所以，若读者以“福尔摩斯”的视角来追寻周瘦鹃和其恋人的历史遗迹，恐怕亦会失望几分。因为在婚姻之法与伦理之风的双重审判下，紫罗兰的真实身份必然是缺席的存在。然而陈建华却以考据的心态，重返那个时代，掀开了周氏一个人的恋情/私密空间与其所制造的一群人“爱情”/公共领域之间的悖论。他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孝母而娶胡凤君，在虚构小说中咀嚼感伤情史。妻贤子孝的一夫一妻婚姻与浪漫私人的情爱体验，两者共同建构了近代文人的“面子”和“里子”。
服从资本运作与文化生产的逻辑，“紫罗兰”作为一个人、一种花及一本杂志，不断地在文学商品的市场里复制了自身的多种面向。从王蕴章的《紫罗兰曲》、袁寒云的《紫罗兰娘日记》、黄转陶的《紫兰艳史》到张春帆的《紫兰女侠》、张恨水的《换巢鸾凤》，“紫罗兰”的改写本质上是变奏了传统文人的诗文唱和机制，在完成自我经典化的生成中，抵达了美学与道德相博弈的紧张性。更为有趣的是，陈建华将周氏及其周围友人对“紫罗兰情史”的写作视为“一种有灵魂的商品形式”。“在周瘦鹃及其同仁那里，通过名花美人与抒情传统传播爱的现代性福音，打造都市日常生活的图腾、美好未来的集体憧憬，蕴含着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的家庭、自我完善、新旧兼备的文化议程”。换言之，上海租界因有了“紫罗兰”的缘故，才有了情味。她可以是名媛、是闺秀、是明星、是交际花，她可以衰老、可以褪色、可以枯萎、甚至可以另嫁他人，只要想起她一眼，笔下的故事就注定万般柔情，引人侧目。
人间悲欢本不共通，却因为文本背后那一抹看不清也道不明的美人影，达成了大众“情人”之相。都市欲望的众生图也不过是为了成全周氏个人的自恋自怜，平添了几分暧昧的回响。
唐人张彦远曾在其《历代名画记》一书中发出“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的感慨之语。后晚清学者王国维更作《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为“消遣（to kill time）”正名，论之为“嗜好”之缘由，以医“空虚、消极的苦痛”。如果说周瘦鹃新旧兼备写作，是从形式上戳中了以白话文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缺憾”，那么他笔下被贴上“游戏”、“消遣”之作，在内容上为在剧烈转型中的市井大众，以传统的语汇和情感锻造了日常生活的体验，缓和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和苦闷。该书的末章题为《上海世俗的百年沧桑》。作者“挪用”了周瘦鹃的“眼光”，从文学小报與新剧电影的汇合讲到张爱玲及上海的维多利亚文学气息，最后落脚在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上，这或是一条由周瘦鹃起头的上海文学史。“如要概括周瘦鹃他们的历史经验，就其‘正能量’而言，那是一种充盈着普世之爱的世俗精神——珍视日常生活、私密空间和亲情伦理;新旧杂糅的语言实践、都市心态的诗化演绎;同情女性与弱小群体、抗议社会不公;包括爱国、反帝，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国际主义”。而在这份世俗上海的谱系里，“大众”不断复现，它不期然地丰富了“白话作为国语”的实践中，国民情感结构与身份的姿态与面向，也为民初社会提供了现代价值的信息。
（陈建华：《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