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作曲家之一。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年里，人们对他生平与创作的关注和研究仍然有增无减，有关他的论文与著作不计其数。从音乐理论的角度来看，已是研究得非常详尽了。而许多诸如他的人生观、政治立场、同现实社会的关系以及他的人格与性格等问题，在苏联时代政治封闭的情况下一直鲜为人知，人们掌握的大多都是官方发表的对当局有利的资料。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实施，意识形态开始解禁，大批新的资料随之出现，从而帮助人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可以说是为他重新定位，而他也终于有机会获得完全有别于以前的崭新评价。因此，上述这些问题也成了这些年来最热门、备受争议的焦点。人们对肖斯塔科维奇的高度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更深入地领悟他的创作，是与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以及每个作品创作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是旅居美国的俄国音乐家沃尔科夫于1979年在纽约发表了《见证》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犹如炸弹爆炸一样的轰动效应。读者看到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极权主义国家的受害者，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肖斯塔科维奇对迫害他的人的极端憎恨，因为这个人血腥屠杀了千百万无辜的百姓。他也回忆了自己可怕的一生和许多被害死的朋友和同行。作为回应，当时苏联政府急忙出版了另一本书——《肖斯塔科维奇论时代和自己》（1980年）以此反击沃尔科夫的《见证》。书中收集了作曲家一生中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发表的演说文稿。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我作为一位音乐家，特别感激亲爱的共产党对我们苏联音乐和音乐工作者的关怀，党的英明领导可以保证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第213页)。
在俄国，许多人对《见证》一书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书中也包含了不少真实的地方。至少专家认为：第一，沃尔科夫同肖斯塔科维奇接触交谈的时间是七十年代初，当时作曲家已是身患重病，非常的痛苦，并知道自己活的日子有限了。在这样的情绪下谈话是可以想象的，就像人在绝望时会说出比平时激烈很多的话一样。第二，许多人认为作者把他们的谈话内容过分加深颜色，所以很不客观。另外，一些与肖斯塔科维奇十分亲近的朋友认为, 有高度涵养的、平时一向温和客气的肖斯塔科维奇不可能会对他喜欢的 朋友与 同行说出那么恶毒的、那么小心眼的话。而且，作曲家的夫人和儿子都没有认可这本书。《见证》虽然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但至今没有在俄国出版，原因不在于官方允许不允许，因为这样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这里主要牵涉到的是道德问题。
从上面两本书中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肖斯塔科维奇, 虽然在以后的许多资料里可以看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大部分文章是请人代写的 ，而他只是在文章下面签一个名而已( 格里克曼 《书信集》信件71)。
许多学者指出，官方不止一次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进行批判（如在二十年代对歌剧《鼻子》，1936年对歌剧《卡捷琳娜 ——伊兹迈洛娃》，1948年苏共批判他的作品为“形式主义作品”等），在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作曲家。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批判后紧接着就会有被逮捕或枪毙的危险。肖斯塔科维奇亲眼看到了许多自己的亲人和艺术家朋友们的此类遭遇，他自己也曾一度每天都在等待这个可怕厄运的到来。所以在作曲家心灵深处，恐惧感如影随形，一生中处处追随着他，这使得他一方面深深憎恨当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步、妥协。
这样的矛盾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在写出一个有胆量和有分量的、不受官方欢迎的、在政治上有危险性的作品后，通常又会马上写一个妥协性的作品 ——光明轻快的、通俗的、附和官方政策路线的、大众化的作品。比如他在写了《24 首前奏曲与赋格》后马上又写了自己评价并不高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并为电影《攻克柏林》写配乐；在创作自传性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后又写作了纪念列宁的《第十二交响曲》；在创作了手法新颖、哲理性很强的《第十四交响曲》后，突然写作了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作品——用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诗谱写的合唱组曲《忠实》。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位好友李特文诺娃在回忆作曲家的——书中写道：当时她曾问作者，为什么他用了这位“仆从诗人”的那么差劲的诗来谱写合唱曲，作曲家说：“是呀，这些诗很差，非常非常差……以后我会写自传的，在自传里我会解释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会写这一作品的。”遗憾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写自传。属于“妥协性”的作品还有：交响诗《十月》《第十一交响曲（1905 年）》，10首革命诗人的诗谱写的大合唱，轻歌剧《莫斯科—切辽姆什卡》等。
另一经常讨论的，也属于他的“妥协性”的问题——1960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作曲家古拜杜琳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知道了这消息后都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当时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了，而是处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而且在当时，就是要担任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主席这一高职，也不是一定要入党的，为什么他却要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肖斯塔科维奇的好友格里克曼在《 书信集》中详细地阐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入党经过：当时党组织对他施加了粗暴的、毫无掩盖的压力。为了避开党的会议，他跑到列宁格勒去躲在姐姐家里。他哭着对格里克曼说：“他们早就追踪着我，……”（《书信集》信件137）。但最后肖斯塔科维奇还是“投降”了。为此，他付出的是极大的精神上的痛苦。当他入党后不久摔坏了腿，格里克曼去医院看他时，他说：“可能我有罪孽，所以上帝惩罚了我，比如说我入了党”（《 书信集》信件139）。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书信集》这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亲近的好友、曾当过他秘书的格里克曼在1993 年发表的（俄文版叫《给朋友的信》）。里面收录了肖斯塔科维奇从1941年至1974 年写给他的将近300封信，最主要的是格里克曼给予的注解，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写的信都非常简练，含蓄，语句不多。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肖斯塔科维奇毫无掩盖真正的面目，它为研究作曲家生平与创作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学者们都一致认为《书信集》是在作曲家去世后出现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中国能翻译出版这本书，此乃中国读者之幸。
学者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肖斯塔科维奇，其中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讨好“主人”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原则，甚至于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毫无疑问，他是极其复杂的时代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那种国家制度下，他和许许多多同他一样的艺术家，为了保存自己，为了有保障地写出伟大的跨时代的作品，他必须“妥协”，必须“口不应心”。肖斯塔科维奇很清楚自己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清楚自己的作品意义与价值。不但如此，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作曲家杰尼索夫在回忆中说，肖斯塔科维奇曾不止一次痛苦地承认自己是“懦夫”。李特文诺娃在回忆录中说到肖斯塔科维奇在听到毕加索欢迎苏维埃政权时气愤地说：“我是坏蛋，是懦夫……但是我在监狱里，我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害怕。他是自由的，当然他什么都可以说，他可以不撒谎”。
当记者与从1948年一直到90年代曾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的作曲家赫连尼科夫谈话时，问及有关当时他作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一系列杰出作曲家的报告：“当时您是否能避开不作这个报告？”他回答说：“您试试看避开！要是您当时在我的位置上您就能明白一切了，您记得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一句话吗? 她说没在恐怖时代过过日子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赫连尼科夫论时间与自己》）
还是有一批学者认为肖斯塔科维奇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艺术家，他没有写过“妥协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并非是为了讨好领导的，而是内心的需求，因为他是同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同甘共苦、一起艰难跋涉过来的作曲家。马· 雅库伯夫写道：“1948 年肖斯塔科维奇在恐惧、告密、出卖、自欺的气氛中支持住了，没有倒下去。他用通用的套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不顾一切地继续自己的创作，写出了令人惊叹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反犹太作为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写出了《犹太民间诗歌》等，把时代的悲剧，自己在公共场合下受到的鞭挞和种种屈辱化为音乐，在音乐里把时代的事物与情感表现出来了。”
在沃尔科夫的《见证》中的肖斯塔科维奇说他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乐不是在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才开始写的， 而在战前就构思了这个作品。第一乐章描写法西斯军队进军的进行曲形象本来应当描写极权主义的。这和以前的有关这个作品的说法完全不同。众所周知，这部交响乐反映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保卫列宁格勒的英雄主义精神，作者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列宁格勒。所以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论也不小。也有人认为这段音乐反映的是作曲家所处的时代的凶恶与强暴，无论这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最后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有关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
在七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学习作曲时经常会见到肖斯塔科维奇。他就住在作曲家协会的那栋大楼里，看到他的年轻妻子扶着脚有病的他上楼下楼。在音乐厅里，在演奏他作品时，我每一次都不会放过请他签名的机会。当时他每一首新作品的首演都会成为莫斯科文化生活的大事。记得有一次，在首演中提琴奏鸣曲后，我参加了作曲家协会举办的讨论会，一些苏联作曲家与理论家发了言。有一位发言者说肖斯塔科维奇用音乐反映和记载了我们的时代，而作曲家非常谦虚地回答说：我自己觉得，我只不过是把人类的恶表现出来了。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七十年代的事。世界上最出色交响乐团之——伦敦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我们没有票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挤在音乐厅门前进不去。在开演前几分钟，我们有几十个人冲破重围，进了音乐厅，坐在楼厅的阶梯上。当天晚上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由著名的海丁克指挥。这场音乐会至今让我忘不了，记得音乐会结束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出来时，那种震撼使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每个人的眼睛像狂人一样，好像是我们刚刚亲眼看到了南京大屠杀，到处都是鲜血。
2006年7月20 日于莫斯科
左贞观 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作曲家，俄罗斯爱乐乐团团长。1999年获叶利钦总统颁发的“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2005年获俄联邦总统普京颁发的“友谊勋章”。
（责任编辑张萌）
首先是旅居美国的俄国音乐家沃尔科夫于1979年在纽约发表了《见证》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犹如炸弹爆炸一样的轰动效应。读者看到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极权主义国家的受害者，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肖斯塔科维奇对迫害他的人的极端憎恨，因为这个人血腥屠杀了千百万无辜的百姓。他也回忆了自己可怕的一生和许多被害死的朋友和同行。作为回应，当时苏联政府急忙出版了另一本书——《肖斯塔科维奇论时代和自己》（1980年）以此反击沃尔科夫的《见证》。书中收集了作曲家一生中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发表的演说文稿。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我作为一位音乐家，特别感激亲爱的共产党对我们苏联音乐和音乐工作者的关怀，党的英明领导可以保证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第213页)。
在俄国，许多人对《见证》一书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书中也包含了不少真实的地方。至少专家认为：第一，沃尔科夫同肖斯塔科维奇接触交谈的时间是七十年代初，当时作曲家已是身患重病，非常的痛苦，并知道自己活的日子有限了。在这样的情绪下谈话是可以想象的，就像人在绝望时会说出比平时激烈很多的话一样。第二，许多人认为作者把他们的谈话内容过分加深颜色，所以很不客观。另外，一些与肖斯塔科维奇十分亲近的朋友认为, 有高度涵养的、平时一向温和客气的肖斯塔科维奇不可能会对他喜欢的 朋友与 同行说出那么恶毒的、那么小心眼的话。而且，作曲家的夫人和儿子都没有认可这本书。《见证》虽然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但至今没有在俄国出版，原因不在于官方允许不允许，因为这样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这里主要牵涉到的是道德问题。
从上面两本书中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肖斯塔科维奇, 虽然在以后的许多资料里可以看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大部分文章是请人代写的 ，而他只是在文章下面签一个名而已( 格里克曼 《书信集》信件71)。
许多学者指出，官方不止一次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进行批判（如在二十年代对歌剧《鼻子》，1936年对歌剧《卡捷琳娜 ——伊兹迈洛娃》，1948年苏共批判他的作品为“形式主义作品”等），在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作曲家。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批判后紧接着就会有被逮捕或枪毙的危险。肖斯塔科维奇亲眼看到了许多自己的亲人和艺术家朋友们的此类遭遇，他自己也曾一度每天都在等待这个可怕厄运的到来。所以在作曲家心灵深处，恐惧感如影随形，一生中处处追随着他，这使得他一方面深深憎恨当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步、妥协。
这样的矛盾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在写出一个有胆量和有分量的、不受官方欢迎的、在政治上有危险性的作品后，通常又会马上写一个妥协性的作品 ——光明轻快的、通俗的、附和官方政策路线的、大众化的作品。比如他在写了《24 首前奏曲与赋格》后马上又写了自己评价并不高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并为电影《攻克柏林》写配乐；在创作自传性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后又写作了纪念列宁的《第十二交响曲》；在创作了手法新颖、哲理性很强的《第十四交响曲》后，突然写作了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作品——用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诗谱写的合唱组曲《忠实》。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位好友李特文诺娃在回忆作曲家的——书中写道：当时她曾问作者，为什么他用了这位“仆从诗人”的那么差劲的诗来谱写合唱曲，作曲家说：“是呀，这些诗很差，非常非常差……以后我会写自传的，在自传里我会解释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会写这一作品的。”遗憾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写自传。属于“妥协性”的作品还有：交响诗《十月》《第十一交响曲（1905 年）》，10首革命诗人的诗谱写的大合唱，轻歌剧《莫斯科—切辽姆什卡》等。
另一经常讨论的，也属于他的“妥协性”的问题——1960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作曲家古拜杜琳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知道了这消息后都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当时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了，而是处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而且在当时，就是要担任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主席这一高职，也不是一定要入党的，为什么他却要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肖斯塔科维奇的好友格里克曼在《 书信集》中详细地阐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入党经过：当时党组织对他施加了粗暴的、毫无掩盖的压力。为了避开党的会议，他跑到列宁格勒去躲在姐姐家里。他哭着对格里克曼说：“他们早就追踪着我，……”（《书信集》信件137）。但最后肖斯塔科维奇还是“投降”了。为此，他付出的是极大的精神上的痛苦。当他入党后不久摔坏了腿，格里克曼去医院看他时，他说：“可能我有罪孽，所以上帝惩罚了我，比如说我入了党”（《 书信集》信件139）。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书信集》这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亲近的好友、曾当过他秘书的格里克曼在1993 年发表的（俄文版叫《给朋友的信》）。里面收录了肖斯塔科维奇从1941年至1974 年写给他的将近300封信，最主要的是格里克曼给予的注解，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写的信都非常简练，含蓄，语句不多。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肖斯塔科维奇毫无掩盖真正的面目，它为研究作曲家生平与创作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学者们都一致认为《书信集》是在作曲家去世后出现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中国能翻译出版这本书，此乃中国读者之幸。
学者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肖斯塔科维奇，其中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讨好“主人”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原则，甚至于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毫无疑问，他是极其复杂的时代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那种国家制度下，他和许许多多同他一样的艺术家，为了保存自己，为了有保障地写出伟大的跨时代的作品，他必须“妥协”，必须“口不应心”。肖斯塔科维奇很清楚自己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清楚自己的作品意义与价值。不但如此，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作曲家杰尼索夫在回忆中说，肖斯塔科维奇曾不止一次痛苦地承认自己是“懦夫”。李特文诺娃在回忆录中说到肖斯塔科维奇在听到毕加索欢迎苏维埃政权时气愤地说：“我是坏蛋，是懦夫……但是我在监狱里，我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害怕。他是自由的，当然他什么都可以说，他可以不撒谎”。
当记者与从1948年一直到90年代曾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的作曲家赫连尼科夫谈话时，问及有关当时他作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一系列杰出作曲家的报告：“当时您是否能避开不作这个报告？”他回答说：“您试试看避开！要是您当时在我的位置上您就能明白一切了，您记得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一句话吗? 她说没在恐怖时代过过日子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赫连尼科夫论时间与自己》）
还是有一批学者认为肖斯塔科维奇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艺术家，他没有写过“妥协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并非是为了讨好领导的，而是内心的需求，因为他是同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同甘共苦、一起艰难跋涉过来的作曲家。马· 雅库伯夫写道：“1948 年肖斯塔科维奇在恐惧、告密、出卖、自欺的气氛中支持住了，没有倒下去。他用通用的套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不顾一切地继续自己的创作，写出了令人惊叹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反犹太作为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写出了《犹太民间诗歌》等，把时代的悲剧，自己在公共场合下受到的鞭挞和种种屈辱化为音乐，在音乐里把时代的事物与情感表现出来了。”
在沃尔科夫的《见证》中的肖斯塔科维奇说他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乐不是在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才开始写的， 而在战前就构思了这个作品。第一乐章描写法西斯军队进军的进行曲形象本来应当描写极权主义的。这和以前的有关这个作品的说法完全不同。众所周知，这部交响乐反映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保卫列宁格勒的英雄主义精神，作者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列宁格勒。所以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论也不小。也有人认为这段音乐反映的是作曲家所处的时代的凶恶与强暴，无论这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最后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有关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
在七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学习作曲时经常会见到肖斯塔科维奇。他就住在作曲家协会的那栋大楼里，看到他的年轻妻子扶着脚有病的他上楼下楼。在音乐厅里，在演奏他作品时，我每一次都不会放过请他签名的机会。当时他每一首新作品的首演都会成为莫斯科文化生活的大事。记得有一次，在首演中提琴奏鸣曲后，我参加了作曲家协会举办的讨论会，一些苏联作曲家与理论家发了言。有一位发言者说肖斯塔科维奇用音乐反映和记载了我们的时代，而作曲家非常谦虚地回答说：我自己觉得，我只不过是把人类的恶表现出来了。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七十年代的事。世界上最出色交响乐团之——伦敦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我们没有票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挤在音乐厅门前进不去。在开演前几分钟，我们有几十个人冲破重围，进了音乐厅，坐在楼厅的阶梯上。当天晚上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由著名的海丁克指挥。这场音乐会至今让我忘不了，记得音乐会结束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出来时，那种震撼使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每个人的眼睛像狂人一样，好像是我们刚刚亲眼看到了南京大屠杀，到处都是鲜血。
2006年7月20 日于莫斯科
左贞观 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作曲家，俄罗斯爱乐乐团团长。1999年获叶利钦总统颁发的“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2005年获俄联邦总统普京颁发的“友谊勋章”。
（责任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