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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4年，阜平县高街村村民自编自演的《穷人乐》在晋察冀边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村剧运得益于此，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立足当下，审视《穷人乐》所带来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穷人乐》 群众 戏曲意识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8-0168－03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每当念及这首童谣，都会使人想起儿时“看大戏”的情景：俊俏的扮相，铿锵的唱腔，炫目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
自古以来，戏曲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蔚然成风。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的高街村，无论斗争形式何等严酷，无论生活多么贫穷，村民们都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戏曲的创作、表演与观赏活动之中。以他们编演的《穷人乐》为代表，在宣传抗日主张、鼓舞民众士气方面发挥了“高台教化”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边区戏剧运动的开展。时过境迁，当年村民们在演戏、看戏的艺术实践所表现出的浓厚的爱戏集体意识，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因为，它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依然有着积极的启迪之义。
一、高街村剧团与《穷人乐》
资料表明，高街村（今属河北省）作为抗日工作先进村，有着良好的政治基础，村干部的抗日觉悟较高。在他们的组织下，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中，他们遵从村民喜爱戏曲的民风传统，及时开展了以抗日宣传为目的的村民戏曲运动。其实，早在1936年该村村民就自发组建了业余剧团，人员当中有半数以上是村干部，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能够将演剧与识字结合起来，在村民中影响很大。时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晋察冀边区成立之后，他们在边区政府的组织下，对剧团的各项业务工作进行了新的提升，结合抗日的斗争现实，自行创作、表演了《减租减息》一剧。1938年，村剧团又对邻村的表演剧目予以移植改编，演出受到好评。受此鼓舞，高街村剧团的演剧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坚持编演活报剧和歌表演，演自己编的农民戏，将生活与演剧相结合，用新形式表达农民的喜怒哀乐。
在高街村的演艺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是，剧团在边区“抗敌剧社”汪洋、张非等专业人士帮助下，自编自演了《穷人乐》一剧。该剧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的经历。它撷取了从“抗战”到“大生产”两个重要的现实情节，艺术地再现了高街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发生的新变化。该剧从创作到表演，均由村民承担。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演出，好评如潮。
回顾该剧创作，最初的排演过程中由于多数村民——演员缺乏演戏经验，常会“笑场”，表演缺乏表情，似乎在“做游戏”。因此，张非等人运用戏剧表演的“体验说”予以诱导，启发他们从“不要忘记生活”中学会如何真实地将自己的劳动与生活模仿出来。逐渐地，村民们“入戏”了，例如将劳作中的动作真切而艺术化地再现出来，得益此番训练，为村民们演戏奠定了基础。
《穷人乐》一剧演出，做到了“真人演真事”，但创作并非一帆风顺。起初资料匮乏，张非等人决定将抗战之前村民受喇嘛剥削的生活作背景，重点放在合作社的“乐”上。可村民认为并未将他们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悲惨生活表现出来。他们说“没有阴天，就没有晴天”虽然村民几次提出修改意见，但都并未被采纳。直到1943年在北岳区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被批评“群众的立场不够坚定”，经抗敌剧社耐心帮助，村剧团几易其稿，《穷人乐》终于面目一新，令村民观后为之一“乐”。该剧融合了话剧、舞蹈、歌唱、快板等形式，演出提高了村民的审美能力，对当地表演人才培养起到了示范作用。总之，由于《穷人乐》将本村民众受压迫与翻身解放的情节酣畅地展现出来，村民看戏时更多地将自己融入其中，“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乐了”。村民此番“如是说”，正是其成功的要素，经验耐人寻味。
《穷人乐》的创作使我们看到，只有以群众为中心，努力贴近他们的生活，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内心，产生群众喜爱的戏剧。事实上，高街村的抗战生活由村民搬上舞台，融于艺术，真切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哲理。
回顾《穷人乐》的成功，一方面体现了村民可以接受戏剧艺术训练，村民——观众——演员的“角色”转换，学会了如何创作剧本、如何演戏、如何进行舞台表演等各项技能，使村剧团成为乡民的文娱组织，承担起了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任务。在艺术上，村民通过熟悉的方言“自己演自己”“本土化”的故事情节更易被乡亲们喜爱。演戏成为群众表达生活、情感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专业剧团也为自己吸取了新鲜血液，专业人才的后续队伍不断扩大。此时的村民，不仅是戏剧的观众，也是政策宣传的对象；村民看戏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项政治活動。群众通过戏剧表演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使戏剧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
鉴此，1944年12月《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评论：称赞该剧“真实反映了高街村群众从苦难到快乐的翻身过程……它是边区劳动人民光荣斗争史的真实反映，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特别是我们从《穷人乐》中找到了一个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为此，中共晋察冀分局做出向高街村剧团学习的《决定》，此举推动了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各村纷纷响应，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广大民众以自己身边的生活为题材，努力挖掘生活中的典型人事，选择喜闻乐见的剧种和表演方式，使之成为戏剧表演活动中的主体创造者。
《穷人乐》作为晋察冀边区演剧活动的一面旗帜，从演员的真实、剧本的真实、再到语言的乡土气息，都体现出高街村剧团独有的特征。高街村剧团在乡村文艺活动中的引领作用，尤其它用演剧形式武装群众思想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二、晋察冀边区的农村戏剧运动
晋察冀边区的戏剧运动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村剧团蜂拥而起，农民一跃成为戏剧运动的主体，农村剧运也成为边区文化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村剧团几乎遍布于晋察冀边区的各个角落，为当时处于战争年代的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时过境迁，农村剧运在历史进程中留存的经验，是现今文化建设事业发展中不可磨灭的财富。 晋察冀边区农村戏剧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晋察冀边区敌后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戏剧逐渐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其中，1939年组织开展的边区戏剧运动座谈会，为戏剧运动在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边区政府积极响应，并制定相关举措使戏剧运动得以快速的发展。演剧事业需有经费为保障，边区政府便多方筹措资金予以支持。同时，各地领导机构在为村剧团提供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将农民的演剧活动认定为正式工作，并给予一定的工资补助。在政府有力的引导下，各村村民积极参与到剧运之中。除此之外，政府组织开办乡艺培训班，培养村民的戏剧才能，为戏剧运动不断输送新鲜血液，仅在1940年舉办的两期乡艺培训班，就有600余人参与。群众一步步地由观众转换为演员身份，成为戏剧运动的主体。
戏剧运动的形式多样，街头剧、活报剧、歌舞剧等均有涉猎。其中，以《穷人乐》为代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在戏剧运动发展中所占比重较大。不同剧种的演出，满足了不同群众的需求，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些村民自编自演的翻身戏，先是娱乐大众，使其活跃于群众中，其次才是教化作用，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党的方针政策。各村剧团通过政府部门组织的文艺汇演加强业务提升，促进各村相互借鉴交流。1940年边区首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各村剧团接受了政府检阅。
边区戏剧运动的开展，除了党与政府的支持外，也离不开专业剧团的帮助。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有着高超的技艺与艺术声望，譬如抗敌剧社在1942年，临危受命演出曹禺的《日出》，从剧本、服装、再到演出，短短三天内完成，向冀中党委部门展现出了文艺工作者精湛的技艺。文艺工作者在提升自身技术的同时，积极扶持各乡村剧团，涉及到剧本创作、导演、表演等各方面内容。对于从未接触过表演的村民而言，剧团成员从“如何入戏、如何表现”等方面进行引导。如西北战团戏剧组成员在1940年，唐县、完县、繁峙县开办了三期的“乡村艺术干部培训班”，培养了数百名的文艺青年骨干。之后，各文艺骨干回到各村再对村民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循环，源源不断的戏剧人才涌现在晋察冀边区。
三、建设与时俱进的“村剧团”
村剧团与戏剧运动在抗战时期得以兴盛，不单是因为它配合了宣传抗日主张，更因戏剧源于生活，深受群众喜爱之故。
如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形成于民族解放战争年代的“村剧团”及其经验，是否还有其本质属性与当代价值，它在新农村建设中又该如何发展。笔者以为，“村剧团”虽处时代不同，但其本质尚未改变。建设村剧团的目的，不仅在于“乐与政通”的功能论，对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传承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村剧团”在许多农村的发展式微，形势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戏曲受重视的程度衰减，戏曲人才流失较重；另一方面是农村剧团组织与领导的缺失。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内蒙古“乌兰牧骑”的经验，以此方式建设现代的“村剧团”。
“乌兰牧骑”是我们熟悉的现代之词，即“红色文化工作队”。其特点是牧民自己组织小型文艺宣传队，通过就地取材、自编自演等形式表现农牧民喜爱的歌舞节目。该组织自1957年问世以来，常年活跃于当地牧区，为群众送去欢乐。立足当下，建设新时代的村剧团，“乌兰牧骑”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其显要处，在于长期驻扎村屯，且乡风民情浓厚。
常驻本村的“乌兰牧骑”，对于培养村民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教育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本村群众而言，常驻剧团以周边的人或事编写剧本，配以当地剧种，选取本村能演、会演的村民演剧，将《穷人乐》“真人演真事”的模式搬上舞台。其次，每个村若有剧团，可便于村民现场观看，逢年过节，可在村中搭台演出，村民聚集在村口观看演出的场景，似一种浓郁的乡愁。
再言之，若村剧团常驻在每个村庄，对于戏曲人才的培养不失为一种新方式。因为村剧团从剧本的选择、编排至最终演出，均需由剧团人员亲自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编剧人员、演出人员、舞美人员都会在剧团的实践中不断更替，有助于各种戏剧人才的培养。
简言之，现代村剧团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对传递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种易于农民群众所理解、接受的形式，通过唱、念、做、打对其进行高台教化之意；另一当面，对当地村民而言，是一种审美能力的提升。村剧团常年“驻村”演戏，时间久之，耳濡目染，可陶冶村民情操，提高见识。此外，邻村间交换举办“文艺汇演”。以汇演形式，组织各村剧团参与，一则激发村剧团的演出热情，促使村剧团更好的创作；二则各村之间相互“竞争”，可从对手身上学到更多技艺，所谓“取长补短”。
如今，加强乡村剧团与戏曲艺术建设，不仅能带来审美愉悦，更是传播思想、团结群众，以娱乐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导向，是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简言之，建立现代村剧团，不仅是对传统戏曲、民间音乐的保护，更重要在于村剧团作为艺术传递的主体，从剧本选择、制作、演出都由村民自己完成，可促进各类专业性人才的发展。借助村剧团，村中年迈的老人也能更迅捷、直畅地了解党的新政策，明晰社会发展的新面貌。
梳理高街村剧团与《穷人乐》的创作，为现代村剧团建设增添了些许经验。村剧团的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忽视。2018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等传承发展”。可见，发展农村戏曲艺术，村剧团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村剧团并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有力支撑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M].三乐堂编印,2008:27.
[2]韩朝建.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以1944年河北阜平县高街村《穷人乐》的编演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8(03):129-139.
[3]刘双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穷人乐》的创作及影响[J].北方音乐,2018(11).
[4]黄娟.传统戏曲与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以晋北道情的发展现状为例[J].晋阳学刊,2019(04):142-143.
[5]周维东.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J].中山大学学报,2014(02):65-73.
[6]王林芳.《穷人乐》:群众文艺运动发展的新方向[J].党史博彩,2020(08):66-60.
关键词：《穷人乐》 群众 戏曲意识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8-0168－03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每当念及这首童谣，都会使人想起儿时“看大戏”的情景：俊俏的扮相，铿锵的唱腔，炫目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
自古以来，戏曲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蔚然成风。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的高街村，无论斗争形式何等严酷，无论生活多么贫穷，村民们都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戏曲的创作、表演与观赏活动之中。以他们编演的《穷人乐》为代表，在宣传抗日主张、鼓舞民众士气方面发挥了“高台教化”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边区戏剧运动的开展。时过境迁，当年村民们在演戏、看戏的艺术实践所表现出的浓厚的爱戏集体意识，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因为，它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依然有着积极的启迪之义。
一、高街村剧团与《穷人乐》
资料表明，高街村（今属河北省）作为抗日工作先进村，有着良好的政治基础，村干部的抗日觉悟较高。在他们的组织下，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中，他们遵从村民喜爱戏曲的民风传统，及时开展了以抗日宣传为目的的村民戏曲运动。其实，早在1936年该村村民就自发组建了业余剧团，人员当中有半数以上是村干部，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能够将演剧与识字结合起来，在村民中影响很大。时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晋察冀边区成立之后，他们在边区政府的组织下，对剧团的各项业务工作进行了新的提升，结合抗日的斗争现实，自行创作、表演了《减租减息》一剧。1938年，村剧团又对邻村的表演剧目予以移植改编，演出受到好评。受此鼓舞，高街村剧团的演剧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坚持编演活报剧和歌表演，演自己编的农民戏，将生活与演剧相结合，用新形式表达农民的喜怒哀乐。
在高街村的演艺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是，剧团在边区“抗敌剧社”汪洋、张非等专业人士帮助下，自编自演了《穷人乐》一剧。该剧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的经历。它撷取了从“抗战”到“大生产”两个重要的现实情节，艺术地再现了高街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发生的新变化。该剧从创作到表演，均由村民承担。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演出，好评如潮。
回顾该剧创作，最初的排演过程中由于多数村民——演员缺乏演戏经验，常会“笑场”，表演缺乏表情，似乎在“做游戏”。因此，张非等人运用戏剧表演的“体验说”予以诱导，启发他们从“不要忘记生活”中学会如何真实地将自己的劳动与生活模仿出来。逐渐地，村民们“入戏”了，例如将劳作中的动作真切而艺术化地再现出来，得益此番训练，为村民们演戏奠定了基础。
《穷人乐》一剧演出，做到了“真人演真事”，但创作并非一帆风顺。起初资料匮乏，张非等人决定将抗战之前村民受喇嘛剥削的生活作背景，重点放在合作社的“乐”上。可村民认为并未将他们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悲惨生活表现出来。他们说“没有阴天，就没有晴天”虽然村民几次提出修改意见，但都并未被采纳。直到1943年在北岳区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被批评“群众的立场不够坚定”，经抗敌剧社耐心帮助，村剧团几易其稿，《穷人乐》终于面目一新，令村民观后为之一“乐”。该剧融合了话剧、舞蹈、歌唱、快板等形式，演出提高了村民的审美能力，对当地表演人才培养起到了示范作用。总之，由于《穷人乐》将本村民众受压迫与翻身解放的情节酣畅地展现出来，村民看戏时更多地将自己融入其中，“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乐了”。村民此番“如是说”，正是其成功的要素，经验耐人寻味。
《穷人乐》的创作使我们看到，只有以群众为中心，努力贴近他们的生活，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内心，产生群众喜爱的戏剧。事实上，高街村的抗战生活由村民搬上舞台，融于艺术，真切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哲理。
回顾《穷人乐》的成功，一方面体现了村民可以接受戏剧艺术训练，村民——观众——演员的“角色”转换，学会了如何创作剧本、如何演戏、如何进行舞台表演等各项技能，使村剧团成为乡民的文娱组织，承担起了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任务。在艺术上，村民通过熟悉的方言“自己演自己”“本土化”的故事情节更易被乡亲们喜爱。演戏成为群众表达生活、情感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专业剧团也为自己吸取了新鲜血液，专业人才的后续队伍不断扩大。此时的村民，不仅是戏剧的观众，也是政策宣传的对象；村民看戏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项政治活動。群众通过戏剧表演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使戏剧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
鉴此，1944年12月《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评论：称赞该剧“真实反映了高街村群众从苦难到快乐的翻身过程……它是边区劳动人民光荣斗争史的真实反映，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特别是我们从《穷人乐》中找到了一个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为此，中共晋察冀分局做出向高街村剧团学习的《决定》，此举推动了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各村纷纷响应，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广大民众以自己身边的生活为题材，努力挖掘生活中的典型人事，选择喜闻乐见的剧种和表演方式，使之成为戏剧表演活动中的主体创造者。
《穷人乐》作为晋察冀边区演剧活动的一面旗帜，从演员的真实、剧本的真实、再到语言的乡土气息，都体现出高街村剧团独有的特征。高街村剧团在乡村文艺活动中的引领作用，尤其它用演剧形式武装群众思想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二、晋察冀边区的农村戏剧运动
晋察冀边区的戏剧运动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村剧团蜂拥而起，农民一跃成为戏剧运动的主体，农村剧运也成为边区文化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村剧团几乎遍布于晋察冀边区的各个角落，为当时处于战争年代的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时过境迁，农村剧运在历史进程中留存的经验，是现今文化建设事业发展中不可磨灭的财富。 晋察冀边区农村戏剧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晋察冀边区敌后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戏剧逐渐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其中，1939年组织开展的边区戏剧运动座谈会，为戏剧运动在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边区政府积极响应，并制定相关举措使戏剧运动得以快速的发展。演剧事业需有经费为保障，边区政府便多方筹措资金予以支持。同时，各地领导机构在为村剧团提供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将农民的演剧活动认定为正式工作，并给予一定的工资补助。在政府有力的引导下，各村村民积极参与到剧运之中。除此之外，政府组织开办乡艺培训班，培养村民的戏剧才能，为戏剧运动不断输送新鲜血液，仅在1940年舉办的两期乡艺培训班，就有600余人参与。群众一步步地由观众转换为演员身份，成为戏剧运动的主体。
戏剧运动的形式多样，街头剧、活报剧、歌舞剧等均有涉猎。其中，以《穷人乐》为代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在戏剧运动发展中所占比重较大。不同剧种的演出，满足了不同群众的需求，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些村民自编自演的翻身戏，先是娱乐大众，使其活跃于群众中，其次才是教化作用，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党的方针政策。各村剧团通过政府部门组织的文艺汇演加强业务提升，促进各村相互借鉴交流。1940年边区首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各村剧团接受了政府检阅。
边区戏剧运动的开展，除了党与政府的支持外，也离不开专业剧团的帮助。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有着高超的技艺与艺术声望，譬如抗敌剧社在1942年，临危受命演出曹禺的《日出》，从剧本、服装、再到演出，短短三天内完成，向冀中党委部门展现出了文艺工作者精湛的技艺。文艺工作者在提升自身技术的同时，积极扶持各乡村剧团，涉及到剧本创作、导演、表演等各方面内容。对于从未接触过表演的村民而言，剧团成员从“如何入戏、如何表现”等方面进行引导。如西北战团戏剧组成员在1940年，唐县、完县、繁峙县开办了三期的“乡村艺术干部培训班”，培养了数百名的文艺青年骨干。之后，各文艺骨干回到各村再对村民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循环，源源不断的戏剧人才涌现在晋察冀边区。
三、建设与时俱进的“村剧团”
村剧团与戏剧运动在抗战时期得以兴盛，不单是因为它配合了宣传抗日主张，更因戏剧源于生活，深受群众喜爱之故。
如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形成于民族解放战争年代的“村剧团”及其经验，是否还有其本质属性与当代价值，它在新农村建设中又该如何发展。笔者以为，“村剧团”虽处时代不同，但其本质尚未改变。建设村剧团的目的，不仅在于“乐与政通”的功能论，对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传承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村剧团”在许多农村的发展式微，形势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戏曲受重视的程度衰减，戏曲人才流失较重；另一方面是农村剧团组织与领导的缺失。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内蒙古“乌兰牧骑”的经验，以此方式建设现代的“村剧团”。
“乌兰牧骑”是我们熟悉的现代之词，即“红色文化工作队”。其特点是牧民自己组织小型文艺宣传队，通过就地取材、自编自演等形式表现农牧民喜爱的歌舞节目。该组织自1957年问世以来，常年活跃于当地牧区，为群众送去欢乐。立足当下，建设新时代的村剧团，“乌兰牧骑”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其显要处，在于长期驻扎村屯，且乡风民情浓厚。
常驻本村的“乌兰牧骑”，对于培养村民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教育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本村群众而言，常驻剧团以周边的人或事编写剧本，配以当地剧种，选取本村能演、会演的村民演剧，将《穷人乐》“真人演真事”的模式搬上舞台。其次，每个村若有剧团，可便于村民现场观看，逢年过节，可在村中搭台演出，村民聚集在村口观看演出的场景，似一种浓郁的乡愁。
再言之，若村剧团常驻在每个村庄，对于戏曲人才的培养不失为一种新方式。因为村剧团从剧本的选择、编排至最终演出，均需由剧团人员亲自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编剧人员、演出人员、舞美人员都会在剧团的实践中不断更替，有助于各种戏剧人才的培养。
简言之，现代村剧团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对传递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种易于农民群众所理解、接受的形式，通过唱、念、做、打对其进行高台教化之意；另一当面，对当地村民而言，是一种审美能力的提升。村剧团常年“驻村”演戏，时间久之，耳濡目染，可陶冶村民情操，提高见识。此外，邻村间交换举办“文艺汇演”。以汇演形式，组织各村剧团参与，一则激发村剧团的演出热情，促使村剧团更好的创作；二则各村之间相互“竞争”，可从对手身上学到更多技艺，所谓“取长补短”。
如今，加强乡村剧团与戏曲艺术建设，不仅能带来审美愉悦，更是传播思想、团结群众，以娱乐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导向，是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简言之，建立现代村剧团，不仅是对传统戏曲、民间音乐的保护，更重要在于村剧团作为艺术传递的主体，从剧本选择、制作、演出都由村民自己完成，可促进各类专业性人才的发展。借助村剧团，村中年迈的老人也能更迅捷、直畅地了解党的新政策，明晰社会发展的新面貌。
梳理高街村剧团与《穷人乐》的创作，为现代村剧团建设增添了些许经验。村剧团的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忽视。2018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等传承发展”。可见，发展农村戏曲艺术，村剧团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村剧团并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有力支撑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M].三乐堂编印,2008:27.
[2]韩朝建.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以1944年河北阜平县高街村《穷人乐》的编演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8(03):129-139.
[3]刘双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穷人乐》的创作及影响[J].北方音乐,2018(11).
[4]黄娟.传统戏曲与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以晋北道情的发展现状为例[J].晋阳学刊,2019(04):142-143.
[5]周维东.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J].中山大学学报,2014(02):65-73.
[6]王林芳.《穷人乐》:群众文艺运动发展的新方向[J].党史博彩,2020(08):6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