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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主导型”的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中国金融改革在走过了一段曲折历程之后正处于一个新的“节点”上,学术进步突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及诸多因素这限制的重要方式，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政府主导型中国金融改革及其金融学术思想的剖析与反思
中国金融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政府主要利用银行体系来吸收储蓄并向国有企业贷款，启动和通过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融资，其目的都是发展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为了缓和改革过程中的矛盾，政府把金融体系作为各阶层利益矛盾的缓冲器，利用它来承担部分改革成本，从而使政府可以通过金融部门“透支”改革的收益。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在为改革付出代价的同时却也使自身的发展滞后，并遗留下若干累积性矛盾。
我们注意到，纵观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金融学术思想多以对经典理论的解释和对政策实践的研究为主，似乎没有一条完整的主线贯穿其中，尚未形成学术门派以及系统的金融学说。这是中国金融学术思想的问题或者缺陷，同时也是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所面临的重要障碍，是目前之所以处于“节点”的重要原因。
中国金融改革面临新的“节点”
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中国金融取得了重要成就。一直沿袭的行政权利干预金融运行的状况已经得到缓解、中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市场化取向也预示着改革潮流不可逆转。尽管有理由认为，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更深远的研究证实，中国金融改革不仅任重道远且目标仍然模糊，前景并不明朗，而目前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向上突破”或是“箱形整理”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到今天，面临诸多问题，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式改革与冷冻疗法孰优孰劣、政府主导的改革与市场主导的改革何者更有效率，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甚至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可能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制约更大、影响更深刻。它们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性认识：
第一，对金融改革成就估计过高，似乎存在某种盲目乐观情绪。对中国金融改革是否取得成功，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不少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对其取得的成就持保守态度，主要证据在于中国金融历经近30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主导或者控制着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压抑仍然显著，金融市场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是否成功不能单用市场化程度这个尺度来衡量，主要应该关注近30年以来，中国金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超常稳定，以及在金融改革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
我们认为，市场化尽管不是唯一的尺度，但却是衡量经济转轨的最重要的指标。中国金融改革许多深层次问题还远未解决，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现有若干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人为的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赖于制度，从而显得脆弱而缺少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进一步推出具有金融创新性质的制度变迁，并通过学术进步来超越它。
第二，仍然受某些传统、陈旧甚至“左”的观念的影响。金融改革受传统、陈旧甚至“左”的观念的影响颇深。一些人鉴于历史积淀及传统等原因，总是习惯于从思想意识而不是从科学思辨的角度去面对现实。某些学术性的问题，动辙被推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致使许多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下去。这种旨在为意识形态“正名”的非学术风气困扰着人们的思维，并经常使改革的步伐进二退三。显然这也是造成经济与金融发展出现“节点”的重要原因。在金融方面，诸如股市赌场等辩论便可见一斑。其实，给股市一个怎样的名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股市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股票市场作为一种多元博弈结构，重要的是相关制度是否能有效地引导投资者、上市公司、经纪人等市场主体的理性行为，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对于中国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场，我们不是要对它进行社会道德判断，讨论其“好”还是“不好”，而是要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关心它是否公开、公正和公平，并由此演绎出，在效率与公平原则下促进资本流动与优化资源配置等证券市场的终极目标来。
推动学术进步以深化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反思的三个重要问题
突破或超越上述“节点”以深化金融改革，需要依靠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思想和观念更加民主、理性、务实和富有效率，需要更广泛、更深刻地推动金融学术进步，从而需要深刻反思并积极面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重视金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加强其独立性。中国学术研究历来缺乏科学传统，重思想而轻科学，这也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思想家众，而科学家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金融学术研究似乎也秉承了这样的传统。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学术界若不能形成一种与政府、与政策相对独立、甚至完全独立的地位，其结果不仅伤害学术进步、窒息学术生命，还伤害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误导改革实践，甚至祸国殃民，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在宏观政策及政府监管方面似乎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金融市场的某些方面也有诸多表现。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到今天，需要更多地强调金融学术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就要重视西方金融学术的研究方法中关于“可验证”的思想意蕴，要重视实证研究。
第二、要倡导对西方金融学术的“本土化”研究。本土化就是对一般理论的具体化或者灵活变通地运用一般理论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的过程。科学的理论都必须经过本土化之后才能真正成其为科学。中国古代“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所蕴含的也许是最早的关于本土化的思想了。历史的经验都表明，大凡成功的引进，都经过了成功的本土化，而盲目照搬外国经验、缘木求鱼、未经本土化的引进，大都失败了。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即使西方金融研究主流范式能被娴熟运用并能产生一批“标准”的符合西方金融研究规范的学术成果，恐怕也会因其不能适应中国的特定约束条件而难以有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学术界而言，我们似乎负有一种承上启下的特殊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更好、更透彻地在理解和比较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包括他们符合科学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我们更要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和实证，要努力创建一种适合中国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研究方法，鼓励金融研究范式创新。
（作者单位：郭江，四川省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李辉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对政府主导型中国金融改革及其金融学术思想的剖析与反思
中国金融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政府主要利用银行体系来吸收储蓄并向国有企业贷款，启动和通过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融资，其目的都是发展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为了缓和改革过程中的矛盾，政府把金融体系作为各阶层利益矛盾的缓冲器，利用它来承担部分改革成本，从而使政府可以通过金融部门“透支”改革的收益。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在为改革付出代价的同时却也使自身的发展滞后，并遗留下若干累积性矛盾。
我们注意到，纵观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金融学术思想多以对经典理论的解释和对政策实践的研究为主，似乎没有一条完整的主线贯穿其中，尚未形成学术门派以及系统的金融学说。这是中国金融学术思想的问题或者缺陷，同时也是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所面临的重要障碍，是目前之所以处于“节点”的重要原因。
中国金融改革面临新的“节点”
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中国金融取得了重要成就。一直沿袭的行政权利干预金融运行的状况已经得到缓解、中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市场化取向也预示着改革潮流不可逆转。尽管有理由认为，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更深远的研究证实，中国金融改革不仅任重道远且目标仍然模糊，前景并不明朗，而目前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向上突破”或是“箱形整理”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到今天，面临诸多问题，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式改革与冷冻疗法孰优孰劣、政府主导的改革与市场主导的改革何者更有效率，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甚至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可能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制约更大、影响更深刻。它们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性认识：
第一，对金融改革成就估计过高，似乎存在某种盲目乐观情绪。对中国金融改革是否取得成功，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不少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对其取得的成就持保守态度，主要证据在于中国金融历经近30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主导或者控制着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压抑仍然显著，金融市场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是否成功不能单用市场化程度这个尺度来衡量，主要应该关注近30年以来，中国金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超常稳定，以及在金融改革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
我们认为，市场化尽管不是唯一的尺度，但却是衡量经济转轨的最重要的指标。中国金融改革许多深层次问题还远未解决，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现有若干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人为的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赖于制度，从而显得脆弱而缺少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进一步推出具有金融创新性质的制度变迁，并通过学术进步来超越它。
第二，仍然受某些传统、陈旧甚至“左”的观念的影响。金融改革受传统、陈旧甚至“左”的观念的影响颇深。一些人鉴于历史积淀及传统等原因，总是习惯于从思想意识而不是从科学思辨的角度去面对现实。某些学术性的问题，动辙被推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致使许多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下去。这种旨在为意识形态“正名”的非学术风气困扰着人们的思维，并经常使改革的步伐进二退三。显然这也是造成经济与金融发展出现“节点”的重要原因。在金融方面，诸如股市赌场等辩论便可见一斑。其实，给股市一个怎样的名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股市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股票市场作为一种多元博弈结构，重要的是相关制度是否能有效地引导投资者、上市公司、经纪人等市场主体的理性行为，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对于中国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场，我们不是要对它进行社会道德判断，讨论其“好”还是“不好”，而是要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关心它是否公开、公正和公平，并由此演绎出，在效率与公平原则下促进资本流动与优化资源配置等证券市场的终极目标来。
推动学术进步以深化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反思的三个重要问题
突破或超越上述“节点”以深化金融改革，需要依靠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思想和观念更加民主、理性、务实和富有效率，需要更广泛、更深刻地推动金融学术进步，从而需要深刻反思并积极面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重视金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加强其独立性。中国学术研究历来缺乏科学传统，重思想而轻科学，这也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思想家众，而科学家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金融学术研究似乎也秉承了这样的传统。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学术界若不能形成一种与政府、与政策相对独立、甚至完全独立的地位，其结果不仅伤害学术进步、窒息学术生命，还伤害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误导改革实践，甚至祸国殃民，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在宏观政策及政府监管方面似乎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金融市场的某些方面也有诸多表现。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到今天，需要更多地强调金融学术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就要重视西方金融学术的研究方法中关于“可验证”的思想意蕴，要重视实证研究。
第二、要倡导对西方金融学术的“本土化”研究。本土化就是对一般理论的具体化或者灵活变通地运用一般理论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的过程。科学的理论都必须经过本土化之后才能真正成其为科学。中国古代“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典故所蕴含的也许是最早的关于本土化的思想了。历史的经验都表明，大凡成功的引进，都经过了成功的本土化，而盲目照搬外国经验、缘木求鱼、未经本土化的引进，大都失败了。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即使西方金融研究主流范式能被娴熟运用并能产生一批“标准”的符合西方金融研究规范的学术成果，恐怕也会因其不能适应中国的特定约束条件而难以有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学术界而言，我们似乎负有一种承上启下的特殊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更好、更透彻地在理解和比较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包括他们符合科学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我们更要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和实证，要努力创建一种适合中国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研究方法，鼓励金融研究范式创新。
（作者单位：郭江，四川省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李辉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