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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于波罗的海边的国家，有着北欧的静谧美景和东欧的低消费，却没有太多大呼小叫的游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争夺的过往，在这里留下诸多历史痕迹。它全国的人口还比不上北京的一个区，却拥有高居世界第一的森林覆盖率，加上海洋暖流的作用，让这里的金秋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至美，置身于此的感觉，可以用其国名Estonia的谐音来表达——爱沙尼亚，爱上你啊！
我从北京飞到赫尔辛基，之后顺利地赶上了赫尔辛基开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的晚班船。幸好不是周五，否则一大波涌到“穷邻居”家过周末的芬兰群众，很可能让我买不到船票，而赫尔辛基经济型酒店一晚的价格，在塔林完全可以住上四星甚至五星级酒店了。
看过波罗的海的美丽夕照，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和塔林著名的社会主义代表建筑Linnahall就出现在眼前。随着红色年代的落幕，“一片神鸦社鼓”的衰败不可避免，但独立后的爱沙尼亚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歌咏场地，曾创下三万人高唱同一首歌的纪录——千万别拿遍布中华大地的广场舞与之相比，人家的段位要高得多，这个百万人口的小国，歌咏，特别是合唱艺术，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爱沙尼亚曾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战”前也被沙俄统治，但塔林却鲜少俄式风情，反而更像一座德国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里无疑与西边的邻居更为亲近。早在13世纪建城之初，塔林就是德意志商贸军事同盟“汉萨联盟”的成员，如今城中最大、最著名的中世纪主题风格餐厅就叫作“Old Hansa”，餐厅斜对面那座城中仅存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曾是德意志商人开市政辩论会的“黑头兄弟会”，绿、红、黄三色并有复杂装饰雕刻的大门，是塔林明信片和旅游手册上的招牌景观。
圣尼古拉斯教堂（Niguliste Kirik）以渔民和水手的主保圣人圣尼古拉命名，由1230年左右从哥特兰岛来此定居的德国商人建造，曾毁于“二战”战火，1980年重建，如今是宗教艺术博物馆，在里面可以看到一群打扮成鬼灵精怪的人与骷髅“共舞”，这就是塔林最著名也最昂贵的艺术作品——15世纪德国雕塑家、画家伯恩特·诺特克（Bernt Notke）的名作《死亡之舞》（Dance Macabre），估价逾10亿美元。
俄罗斯给塔林留下的痕迹，绝不仅是红色时代的Linnahall和Viru Hotel，早在1900年，沙皇感到难以驾驭这块民族意识强烈的领土，就在上城Toompea山顶建立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42年在边境附近的佩普西湖上赢得了与瑞典人的大战，显然沙皇意在树立帝国的权威。这座教堂壮观的东正教洋葱圆顶差点被“一战”后独立的爱沙尼亚当局拆除，1991年再次独立后，更为自信的爱沙尼亚人选择了将其作为历史瑰宝仔细修复。
塔林的“第一高度”，属于浸信会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始建于13世纪的圣奥拉夫教堂（St Olav’s Church）在1549年便达到了现在的高度——127米，直到1625年都是世界第一。塔尖建得如此之高，初衷是让远方的航船一眼就能望到塔林港的所在，不想高度也带来厄运——它曾6次被雷劈中，1944—1991年，克格勃还把发射台装在它上面。 不过，在塔林人心目中，象征家乡的那座塔，是高度只有64米的市政厅塔，塔尖的风向标是一撇胡子的形状，胡子的主人，就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老托马斯。
传说在很久以前，塔林每年春天都要举行射箭比赛，看谁能把高杆上的木鹦鹉射下来，只有贵族才能参加。有一年，所有参赛选手都没能射中目标，人群中有个叫托马斯的小男孩却射中了，但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赢得比赛反而为他惹来麻烦，为了躲避贵族的迫害，他参了军，并在利沃尼亚战争中尽显英雄本色，成为真正的贵族，死后更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又过了许多年，人们发现市政厅塔顶的风向标越来越像老托马斯的胡须，于是干脆将其设计成胡须形状，称它为“老托马斯”。
可能因为老托马斯的“胡佑”，建于15世纪初的塔林市政厅是目前北欧唯一保存完好的哥特式市政厅，站在老城的任何一条路上，其余建筑可能被遮挡，唯独市政厅的塔楼永远会如期出现。守护神脚下的广场，8个世纪以来都是塔林毫无争议的生活中心——别处的店家换了一拨又一拨，广场上的许多百年小店至今还在经营，其中最长寿的要数市政厅隔壁的药店，已经超过500岁，沙皇都曾差人从这里购买古老的民族配方药，只是如今老柜台中的陈列，已经从中世纪草药换成了时尚的药妆。
“你知道吗？这条TT铁路（指连接塔林和塔尔图的铁路，Tallinn和Tartu首字母均为T）每年运送的人口是我们国家的三分之一呢！那就是四十万！要知道我们是个很小的国家。”在塔林开往塔尔图的火车上，我与列车员小哥攀谈，这位小哥英语不错，还挺有民族自豪感，他是爱沙尼亚排名第一的塔尔图大学的学生，每周两天没课时就在列车上勤工俭学。这条线一日开行三对，三节车厢满打满算也就坐四百人，像我坐的这一趟车连三分之一都没坐满，清净得如同自习室一般，难怪他手里拿着厚如砖头的学术书。
全城能见到的唯一残破的建筑是塔尔图大学的老教堂，其残缺的中段就像吃剩的鱼骨架一样，站在梁柱下的穿堂风中，依然可以想象它当初的恢弘。这条“大鱼”的头尾基本完好，位于头部的塔楼是登高一览全城的好地方，尾部是一座小礼堂，兼容了图书馆、校史馆以及一座象征性的校长办公室，均保留着大学建立之初的启蒙时代风格，意在昭示学校作为爱沙尼亚启蒙之母的地位。时至今日，爱沙尼亚的历届内阁中，出身塔尔图大学的成员都占据压倒性多数。
塔尔图古城不大，但规制完整，城墙不像塔林那样厚厚包裹，而是依山势而建，最大限度节约成本。老城南、北两座过街门楼，北边的叫“魔鬼门”，色调黑暗阴郁，南边的是“天使门”，明快阳光。天使门外的城墙犄角，是昔日重兵把守的军火库，如今在这里列队的只有上千个大号啤酒杯——塔尔图是著名的啤酒城，这里早就改成了最受大学师生和市民欢迎的啤酒屋。我的午饭就在这里解决，当日特菜是新鲜猎得的野猪肉和野鹿肉。点菜的姑娘一副学生模样，说话也是学术腔：“正是因为环保，我们才要吃鹿。它们的数量太多了，危害绝不小于野猪。”
塔林更像一座日耳曼城市，塔尔图的俄风则要浓郁得多。这里离爱、俄两国的边境线咫尺之遥，历史上有很多俄罗斯族人在此居住。我在车站看到有俄罗斯族人在示威，抗议爱沙尼亚政府准备在边境修筑一座高墙的决议。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此举意在防备大国可能的侵略；但对于大国的侨民和后裔，则意味着家园和祖国被无情地隔绝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怕只有祭出政治学的那句经典解释：有选择就会有牺牲，有政策就会有不平等。 在这座城市的最后半天时间，我交给了郊外的Varnja村。这是一座俄罗斯族聚居的村庄，教堂和墓地都是爱沙尼亚的国家古迹，木刻宗教画和最古老的墓碑历史均超过三百年，穿着民族服装的村民静静地坐在那儿，陪伴先人和神明，一坐就是半天。比起城市人，他们更愿意把时光用在慎终追远上。
按酒庄女主人邮件里的指引，我选择了中转时间最少的一班车，在岛的中心镇Liiva站下车，倒车的时间正好参观一下爱沙尼亚现存最古老的全木质教堂。这座教堂由古普鲁士人建于12世纪，未用寸钉片瓦。
换乘一天仅有两班的当地小巴，一路蜿蜒，两旁都是原木小屋，院子里大多搁着游艇或小船。Luscher
塔林：民族熔炉炼就的城
我从北京飞到赫尔辛基，之后顺利地赶上了赫尔辛基开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的晚班船。幸好不是周五，否则一大波涌到“穷邻居”家过周末的芬兰群众，很可能让我买不到船票，而赫尔辛基经济型酒店一晚的价格，在塔林完全可以住上四星甚至五星级酒店了。
看过波罗的海的美丽夕照，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和塔林著名的社会主义代表建筑Linnahall就出现在眼前。随着红色年代的落幕，“一片神鸦社鼓”的衰败不可避免，但独立后的爱沙尼亚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歌咏场地，曾创下三万人高唱同一首歌的纪录——千万别拿遍布中华大地的广场舞与之相比，人家的段位要高得多，这个百万人口的小国，歌咏，特别是合唱艺术，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爱沙尼亚曾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战”前也被沙俄统治，但塔林却鲜少俄式风情，反而更像一座德国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里无疑与西边的邻居更为亲近。早在13世纪建城之初，塔林就是德意志商贸军事同盟“汉萨联盟”的成员，如今城中最大、最著名的中世纪主题风格餐厅就叫作“Old Hansa”，餐厅斜对面那座城中仅存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曾是德意志商人开市政辩论会的“黑头兄弟会”，绿、红、黄三色并有复杂装饰雕刻的大门，是塔林明信片和旅游手册上的招牌景观。
圣尼古拉斯教堂（Niguliste Kirik）以渔民和水手的主保圣人圣尼古拉命名，由1230年左右从哥特兰岛来此定居的德国商人建造，曾毁于“二战”战火，1980年重建，如今是宗教艺术博物馆，在里面可以看到一群打扮成鬼灵精怪的人与骷髅“共舞”，这就是塔林最著名也最昂贵的艺术作品——15世纪德国雕塑家、画家伯恩特·诺特克（Bernt Notke）的名作《死亡之舞》（Dance Macabre），估价逾10亿美元。
俄罗斯给塔林留下的痕迹，绝不仅是红色时代的Linnahall和Viru Hotel，早在1900年，沙皇感到难以驾驭这块民族意识强烈的领土，就在上城Toompea山顶建立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42年在边境附近的佩普西湖上赢得了与瑞典人的大战，显然沙皇意在树立帝国的权威。这座教堂壮观的东正教洋葱圆顶差点被“一战”后独立的爱沙尼亚当局拆除，1991年再次独立后，更为自信的爱沙尼亚人选择了将其作为历史瑰宝仔细修复。
塔林的“第一高度”，属于浸信会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始建于13世纪的圣奥拉夫教堂（St Olav’s Church）在1549年便达到了现在的高度——127米，直到1625年都是世界第一。塔尖建得如此之高，初衷是让远方的航船一眼就能望到塔林港的所在，不想高度也带来厄运——它曾6次被雷劈中，1944—1991年，克格勃还把发射台装在它上面。 不过，在塔林人心目中，象征家乡的那座塔，是高度只有64米的市政厅塔，塔尖的风向标是一撇胡子的形状，胡子的主人，就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老托马斯。
传说在很久以前，塔林每年春天都要举行射箭比赛，看谁能把高杆上的木鹦鹉射下来，只有贵族才能参加。有一年，所有参赛选手都没能射中目标，人群中有个叫托马斯的小男孩却射中了，但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赢得比赛反而为他惹来麻烦，为了躲避贵族的迫害，他参了军，并在利沃尼亚战争中尽显英雄本色，成为真正的贵族，死后更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又过了许多年，人们发现市政厅塔顶的风向标越来越像老托马斯的胡须，于是干脆将其设计成胡须形状，称它为“老托马斯”。
可能因为老托马斯的“胡佑”，建于15世纪初的塔林市政厅是目前北欧唯一保存完好的哥特式市政厅，站在老城的任何一条路上，其余建筑可能被遮挡，唯独市政厅的塔楼永远会如期出现。守护神脚下的广场，8个世纪以来都是塔林毫无争议的生活中心——别处的店家换了一拨又一拨，广场上的许多百年小店至今还在经营，其中最长寿的要数市政厅隔壁的药店，已经超过500岁，沙皇都曾差人从这里购买古老的民族配方药，只是如今老柜台中的陈列，已经从中世纪草药换成了时尚的药妆。
塔尔图：“北欧哈佛”怀抱里的精神首都
“你知道吗？这条TT铁路（指连接塔林和塔尔图的铁路，Tallinn和Tartu首字母均为T）每年运送的人口是我们国家的三分之一呢！那就是四十万！要知道我们是个很小的国家。”在塔林开往塔尔图的火车上，我与列车员小哥攀谈，这位小哥英语不错，还挺有民族自豪感，他是爱沙尼亚排名第一的塔尔图大学的学生，每周两天没课时就在列车上勤工俭学。这条线一日开行三对，三节车厢满打满算也就坐四百人，像我坐的这一趟车连三分之一都没坐满，清净得如同自习室一般，难怪他手里拿着厚如砖头的学术书。
全城能见到的唯一残破的建筑是塔尔图大学的老教堂，其残缺的中段就像吃剩的鱼骨架一样，站在梁柱下的穿堂风中，依然可以想象它当初的恢弘。这条“大鱼”的头尾基本完好，位于头部的塔楼是登高一览全城的好地方，尾部是一座小礼堂，兼容了图书馆、校史馆以及一座象征性的校长办公室，均保留着大学建立之初的启蒙时代风格，意在昭示学校作为爱沙尼亚启蒙之母的地位。时至今日，爱沙尼亚的历届内阁中，出身塔尔图大学的成员都占据压倒性多数。
塔尔图古城不大，但规制完整，城墙不像塔林那样厚厚包裹，而是依山势而建，最大限度节约成本。老城南、北两座过街门楼，北边的叫“魔鬼门”，色调黑暗阴郁，南边的是“天使门”，明快阳光。天使门外的城墙犄角，是昔日重兵把守的军火库，如今在这里列队的只有上千个大号啤酒杯——塔尔图是著名的啤酒城，这里早就改成了最受大学师生和市民欢迎的啤酒屋。我的午饭就在这里解决，当日特菜是新鲜猎得的野猪肉和野鹿肉。点菜的姑娘一副学生模样，说话也是学术腔：“正是因为环保，我们才要吃鹿。它们的数量太多了，危害绝不小于野猪。”
塔林更像一座日耳曼城市，塔尔图的俄风则要浓郁得多。这里离爱、俄两国的边境线咫尺之遥，历史上有很多俄罗斯族人在此居住。我在车站看到有俄罗斯族人在示威，抗议爱沙尼亚政府准备在边境修筑一座高墙的决议。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此举意在防备大国可能的侵略；但对于大国的侨民和后裔，则意味着家园和祖国被无情地隔绝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怕只有祭出政治学的那句经典解释：有选择就会有牺牲，有政策就会有不平等。 在这座城市的最后半天时间，我交给了郊外的Varnja村。这是一座俄罗斯族聚居的村庄，教堂和墓地都是爱沙尼亚的国家古迹，木刻宗教画和最古老的墓碑历史均超过三百年，穿着民族服装的村民静静地坐在那儿，陪伴先人和神明，一坐就是半天。比起城市人，他们更愿意把时光用在慎终追远上。
按酒庄女主人邮件里的指引，我选择了中转时间最少的一班车，在岛的中心镇Liiva站下车，倒车的时间正好参观一下爱沙尼亚现存最古老的全木质教堂。这座教堂由古普鲁士人建于12世纪，未用寸钉片瓦。
换乘一天仅有两班的当地小巴，一路蜿蜒，两旁都是原木小屋，院子里大多搁着游艇或小船。Lus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