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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蛛网般的电线拦截了视线，我的目光无法与苍穹对话。胡同还在以曲线和斜角匍匐前行。阳光白花花地爬在水泥地上，也刺进我的脸，其前锋直抵神经中枢，尾部则淌成汗花。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我念叨着这个地方，仿佛一个游击队员，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部落里苦苦寻觅。不时突突地追上来一辆电动车，或者迎面扭秧歌般过来一部小汽车。间或有收破烂的蹬着三轮车在哪儿吆喝。想不到当年的贫民聚集地，迄今保留着旧时面貌。只是，那个蜗居胡同里写《纪念刘和珍君》《死地》《可惨与可笑》的先生，再不会行色匆匆出现在这狭仄的地方。
猛然发现右侧闪出一个院落，悬挂着“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牌匾。门口，有先生的照片，墨凝似的胡须，永远严峻凛冽的目光。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告知，今日周一，闭馆。我一时无措，却不肯立即转身离去，久久伫立在原地，希冀有回旋的余地。
奇迹没有发生。
我只能守着一条残留着旧光阴的胡同。市声起起落落。阳光准确地扑落在那个三开间的四合院里。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绍兴人鲁迅携母亲及名义夫人朱安在这个幽静的小院里度过了一段“北漂”岁月。春天是最闹的时候，丁香、黄刺梅、碧桃、榆叶梅招蜂引蝶，暗夜、白昼满满飘着馨香。先生的眼睛自然看见这人间的妩媚，先生的眼睛更看见了丑恶和不平。一篇篇檄文，在客厅后的“老虎尾巴”里诞生；一支支投枪，从西三条胡同射出。白花花的日光，多么像激流过后的静水，留着抗争的痕迹。
鲁迅先生是于九十二年前的夏天搬进西三条的。自从与周作人夫妇交恶后，先生访遍各种胡同，以其当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只能选择这个人力车夫、赶骡子车的苦力杂居的小胡同里。鲁迅花了半年工夫，从房屋设计到请工匠，甚至到配置玻璃，无不亲力亲为，终于拾掇出一个简陋但可以挡风遮雨的小小港湾。那段时日，北京城风雨如晦，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接踵而至，殷红的血流淌于街头，刺目惊心。西三条胡同尽头的那盏油灯萤火如豆，先生拍案而起，鲜明地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我徜徉于胡同之中，猜想着那四合院里的往事。幽暗的历史天空下，隐现着先生佝偻的背影，周老夫人慈祥的面容，还有朱安沉静如潭的目光。没有谁去劝阻先生冒险的口诛笔伐，只要先生痛快，老夫人和朱安没有一句怨言。先生守着陋室，解析着旧中国的病，给国民们开着药方。夹杂于人流中，也没有什么人去更多地关注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他们也决计不会想到，这个男子鹰一般的眼睛迄今令人如同芒刺在背。
西三条的四季像一页一页的书，翻过去。过往的人像一页一页的书，翻过去。我，也是一页书里的某个字词，翻过去。
先生的目光，在胡同里构成曲线和斜角，继续阅读人间。
二
最不愿意看到菜市口，它容易使人想起一些萎缩的历史情节。“戊戌六君子”便是在这里上演了其生命的绝唱。
却终究绕不过菜市口。浏阳会馆与它比邻而坐，不过咫尺。凭吊谭嗣同，此二者，都是主角。
顶着骄阳，前往寻觅浏阳会馆，一口气冲进了烂缦胡同里。盯着一扇红漆木门兀自呆了半晌。清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十三日，谭嗣同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出生。这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地处菜市口十字路口西南角，曾经聚集着湖南会馆、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等，堪称“会馆胡同”。我觉得实在蹊跷，如何就直奔了这儿呢？阳光仿佛被巨大的镜子折射回来，生生地切割着眼睛。我走在密密的电线和网线交织的空间里，搜寻着老旧的建筑，希冀捕捉到一个奇男子留在烂缦胡同里的足迹。我一无所获。
北口，右转，看见又一扇红漆门上挂着“南半截胡同”字样，猜想浏阳会馆就在附近。据《京师坊巷志稿》和《顺天府志》记载，浏阳会馆位于库堆胡同，该胡同在北半截胡同和南半截胡同中间部位斜出，民国时期，库堆胡同并入北半截胡同。百年不长，变迁已是翻天覆地。
不远处的土坡上，一座落寞的四合院孤寂地俯瞰车流人流，红墙灰瓦，门墩上犹如布满斑斑血迹。周围的建筑已被拆除，唯有这座院落突兀地蹲在那儿，似乎痴心等待那位奇男子归来。
坡下树木蓬勃，坡上老建筑缄默。一个男子静坐于门前的竹椅上，任凭我走近那扇朱漆大门。我瞥见那门牌号：北半截胡同41号。一侧，一块“谭嗣同故居”的牌子陈旧不堪。灰色鱼鳞瓦上，野草摇曳。门敞开着，门洞上端残留着木架构，颇似进入一口废弃的矿井。有谁还记得，1898年那些风云际会、云诡波谲的动荡日子，一位叫谭嗣同的浏阳人以此为栖身地，为变法而疾呼奔走，甚至不惜抛下头颅，渴望换来一个国家的强盛。我抚摸着粗糙的门，仿佛抚摸着历史老人的脸，一种疼痛烟雾一般弥散开来。
其实，浏阳会馆与谭家有着不解之缘。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与同乡见湖南会馆不敷使用，便就近购得官房一座，作为湖南会馆公产，不久命名“浏阳会馆”，谭继洵还兴致勃勃地题写了门匾。1874年，升迁为户部员外郎的谭继洵率全家入住会馆，谭嗣同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左右的快乐时光。读书，戏蝶，抚琴，对弈。少年的心像一块肥沃的土地，滋长着自然科学的植物。终于，有一天，这些植物随着春风生机勃勃，并发出呐喊：“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已经无法想象一百多年前的情景。那时，会馆由前后两个相连的跨院和一个侧跨院组成，有房屋三十间，占地约八百平方米。而今，里面到处是低矮的平房，通道狭窄，令几棵树努力朝天空扯着脖子疯长。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嘶鸣声。我一怔，情不自禁想起那个高呼“君主不替民办事，可更换之”的奇男子，他的泣血哀号，怕是走不出菜市口。
偶遇居民，對方竟然目不斜视，对我的唐突波澜不惊。我猜想一定还有来自各地的凭吊者走进了这里。可供活动的空间实在有限。我打量着青砖砌成的墙面，张望那几乎与电线接吻的灰瓦，发呆，遐想，这是我此刻的生活状态。 寄身浏阳会馆的谭嗣同却没有我的闲情。他有太多的政务要处理，他有太多的疑难杂症要把脉，他有太多的理想要付诸行动。书、剑、琴，是谭嗣同的知音。他将自己的住处起名为“莽苍苍斋”，自书一对联道：“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后来听从康有为之劝，改写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家国天下，是其终极理想，任何风雨也挡不住一只鸿鹄的飞翔。
仿佛，他依旧在窗边写着书信和诗文。仿佛，他依旧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讨国策民生，纵横天下，勾画蓝图。菜市口成为变法维新志士们的云集之地，他们渴望激活一个王朝的死水。以菜市口为中心，谭嗣同居住于其西南，康广仁、刘光第、杨锐居住于其东南，林旭居住于其西北，杨深秀居住于其东北，方圆不出一公里。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谶言般的天机，已经不得而知。菜市口是出发地，也是终结地。生与死，不过咫尺间。
大杂院里的午时真寂静。有一种活在老北京的感觉。耳际偶尔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瞬间恢复了安静。
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逃，安静地等候在浏阳会馆，等待死神来临。那么多理想，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瞬息之间化为乌有，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谭嗣同怀抱着热血和理想，在朝阳升起时泰然入狱。
安静，需要定力，甚至牺牲。我触摸着斑驳的墙身，独自聆听一声声蝉鸣。
三
上斜街几乎裸露着身体任凭烈日炙烤。蝉躲在某处林荫间漫不经心地叫唤。街景似乎滞后于京城的发展足有半个世纪。
我与自己的影子晃过整条街道，却没有寻觅到龚自珍故居的一丝呼吸。向檐下几位唠嗑的老人打听，他们尴尬地道，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这才注意，斜对面，坐落着一所小学。心弦一颤，怀念起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吟诵“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旧光阴。
只能凭直觉拐进一条古色古香的巷子。不时掠过老建筑，厚实的青砖，鳞片优美的瓦，寂寞而不苟言笑的围墙。我臆想，龚自珍流寓京城时，也会驮着满身阳光，叹一声赤日炎炎似火烧。当然，也叹息乱纷纷的朝政，忧虑鸦片荼毒着国民。不觉间涌入人流，被叫卖声惊醒，此处，竟是校场五条巷，一时囧了，自己南辕北辙了。
无奈，干脆笨人笨办法，重新走回上斜街入口。经一中年男子指点，方才发现，右侧，不远处的数级台阶处，墙壁上钉着一块毫不起眼的牌子，上书“龚自珍故居”。一扇狭小的门蹲在那儿，露出一条仅容两人并肩的巷子。我不敢相信，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其居住地怎是如此地不堪？！
我没有急于入内，而是兜了半圈，希望找到一个更合适的门户。然而，我失望了。
弯腰跨上青石台阶，忽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往事浓缩成阴影，匍匐于台阶的局部位置。独自行走于巷间，被那些构图杂乱无章的电线割断视线，或者被闲置于檐下的沙发及其他杂物阻拦遐想。我分明置身于一座荒凉的小村庄，绝非一代思想家曾经栖身的宅院。渐渐回过神来，龚自珍的故居，已经被岁月裂变为多家居住的大杂院。
没有遇见任何人。唯有爬山虎可以与我对话，那浓绿的语言，随时要滴落下来。当初龚自珍对科举考试屡败屡战时，情势也是如此，烈焰熊熊，不惧名落孙山。将近而立之年，他才侥幸以举人身份挑选为内阁中书，开始与典籍、档案打交道的日子。位卑未敢忘忧国。龚自珍以诗文为武器，主张“更法”“改图”，抵御外来侵略，文字充满爱国激情，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天下人人识君，却终无用武之地。龚自珍蜗居一隅，守着一盏孤灯，最终明白，离开，是最佳的选择。
在我的概念中，京城似乎从来只是龚自珍的驿站，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漂”青年。埋身于书库里，龚自珍像一条饥饿的蚕，尽情将典籍当作桑叶。在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撰后，他写出了颇有分量的《西域置行省议》。十年潜读，近不惑之年的龚自珍经过六次会试，终于成为一名进士，可惜的是，其殿试时的那篇《御试安边抚远疏》过于直陈无隐，让某些尸位素餐的当权者如坐针毡，龚自珍未能进入翰林院，依旧在内阁中书位置上原地踏步。曾经沧海，浮云遮望，忧国忧民的诗人看穿了这肮脏虚伪的王朝，索性放马纵蹄，更加抨击时弊，揭露那些面具后面的丑陋真相。他不能不看到隐忧：“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他批评鼠目寸光者道：“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他的内心世界浸满苍凉，仰天空惆怅：“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身心疲惫的龚自珍辞官南归。
阳光穿透槐树叶片。我怀疑飞檐的烟火色也是拜烈日所赐。昔日的主人早已一叶扁舟回了江南，此地空余旧址。再声名鹊起的弄潮儿，也挡不住岁月刀刃的锋利，何况，我仅仅是一个渺如尘埃的过客，只能无助地轻手轻脚走过来，复又走过去。
我一一辨析着院里的老房子，猜度到底哪一栋真正属于龚自珍。没有谁为我解密。趴在一个色彩斑驳的木窗口，我犹如一位诡秘的偷窥者。我偷窥到了万马齐喑的晚清，偷窥到一位忧国者无奈地写着《己亥杂诗》，给自己的良心找到一个出口。
别离帝都后，龚自珍一心一意地做着教书匠，先是执鞭于丹阳云阳书院，再兼任杭州紫阳书院讲席，江浙的旖旎风光和书香渐渐愈合了诗人的伤口。如果顺风顺水地活下去该多好，遗憾的是时势没有给龚自珍更多的机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末，面对如火如荼的禁烟运动，他慨当以慷，做好奔赴上海参加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岂知，不久后，突发暴病而撒手人寰。
一切，包括阳光，忽然变得如此乱纷纷。老屋顾自平静，毕竟，它还将在上斜街烟熏火燎地生活下去。
我摸着那块“龚自珍故居”的牌子，无语，灼烫。也许，有诗人的那句“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便已足够。
作者简介：彭文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國铁路作家协会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纯粹风景》《惊尘疏影》《城市游泳》《沿着铁路散步》《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岁月之刀原来如此锋利》《储蓄阳光》等多部散文集。曾获全国第七届、第八届铁路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转载或入选文集。
蛛网般的电线拦截了视线，我的目光无法与苍穹对话。胡同还在以曲线和斜角匍匐前行。阳光白花花地爬在水泥地上，也刺进我的脸，其前锋直抵神经中枢，尾部则淌成汗花。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我念叨着这个地方，仿佛一个游击队员，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部落里苦苦寻觅。不时突突地追上来一辆电动车，或者迎面扭秧歌般过来一部小汽车。间或有收破烂的蹬着三轮车在哪儿吆喝。想不到当年的贫民聚集地，迄今保留着旧时面貌。只是，那个蜗居胡同里写《纪念刘和珍君》《死地》《可惨与可笑》的先生，再不会行色匆匆出现在这狭仄的地方。
猛然发现右侧闪出一个院落，悬挂着“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牌匾。门口，有先生的照片，墨凝似的胡须，永远严峻凛冽的目光。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告知，今日周一，闭馆。我一时无措，却不肯立即转身离去，久久伫立在原地，希冀有回旋的余地。
奇迹没有发生。
我只能守着一条残留着旧光阴的胡同。市声起起落落。阳光准确地扑落在那个三开间的四合院里。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绍兴人鲁迅携母亲及名义夫人朱安在这个幽静的小院里度过了一段“北漂”岁月。春天是最闹的时候，丁香、黄刺梅、碧桃、榆叶梅招蜂引蝶，暗夜、白昼满满飘着馨香。先生的眼睛自然看见这人间的妩媚，先生的眼睛更看见了丑恶和不平。一篇篇檄文，在客厅后的“老虎尾巴”里诞生；一支支投枪，从西三条胡同射出。白花花的日光，多么像激流过后的静水，留着抗争的痕迹。
鲁迅先生是于九十二年前的夏天搬进西三条的。自从与周作人夫妇交恶后，先生访遍各种胡同，以其当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只能选择这个人力车夫、赶骡子车的苦力杂居的小胡同里。鲁迅花了半年工夫，从房屋设计到请工匠，甚至到配置玻璃，无不亲力亲为，终于拾掇出一个简陋但可以挡风遮雨的小小港湾。那段时日，北京城风雨如晦，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接踵而至，殷红的血流淌于街头，刺目惊心。西三条胡同尽头的那盏油灯萤火如豆，先生拍案而起，鲜明地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我徜徉于胡同之中，猜想着那四合院里的往事。幽暗的历史天空下，隐现着先生佝偻的背影，周老夫人慈祥的面容，还有朱安沉静如潭的目光。没有谁去劝阻先生冒险的口诛笔伐，只要先生痛快，老夫人和朱安没有一句怨言。先生守着陋室，解析着旧中国的病，给国民们开着药方。夹杂于人流中，也没有什么人去更多地关注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他们也决计不会想到，这个男子鹰一般的眼睛迄今令人如同芒刺在背。
西三条的四季像一页一页的书，翻过去。过往的人像一页一页的书，翻过去。我，也是一页书里的某个字词，翻过去。
先生的目光，在胡同里构成曲线和斜角，继续阅读人间。
二
最不愿意看到菜市口，它容易使人想起一些萎缩的历史情节。“戊戌六君子”便是在这里上演了其生命的绝唱。
却终究绕不过菜市口。浏阳会馆与它比邻而坐，不过咫尺。凭吊谭嗣同，此二者，都是主角。
顶着骄阳，前往寻觅浏阳会馆，一口气冲进了烂缦胡同里。盯着一扇红漆木门兀自呆了半晌。清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十三日，谭嗣同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出生。这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地处菜市口十字路口西南角，曾经聚集着湖南会馆、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等，堪称“会馆胡同”。我觉得实在蹊跷，如何就直奔了这儿呢？阳光仿佛被巨大的镜子折射回来，生生地切割着眼睛。我走在密密的电线和网线交织的空间里，搜寻着老旧的建筑，希冀捕捉到一个奇男子留在烂缦胡同里的足迹。我一无所获。
北口，右转，看见又一扇红漆门上挂着“南半截胡同”字样，猜想浏阳会馆就在附近。据《京师坊巷志稿》和《顺天府志》记载，浏阳会馆位于库堆胡同，该胡同在北半截胡同和南半截胡同中间部位斜出，民国时期，库堆胡同并入北半截胡同。百年不长，变迁已是翻天覆地。
不远处的土坡上，一座落寞的四合院孤寂地俯瞰车流人流，红墙灰瓦，门墩上犹如布满斑斑血迹。周围的建筑已被拆除，唯有这座院落突兀地蹲在那儿，似乎痴心等待那位奇男子归来。
坡下树木蓬勃，坡上老建筑缄默。一个男子静坐于门前的竹椅上，任凭我走近那扇朱漆大门。我瞥见那门牌号：北半截胡同41号。一侧，一块“谭嗣同故居”的牌子陈旧不堪。灰色鱼鳞瓦上，野草摇曳。门敞开着，门洞上端残留着木架构，颇似进入一口废弃的矿井。有谁还记得，1898年那些风云际会、云诡波谲的动荡日子，一位叫谭嗣同的浏阳人以此为栖身地，为变法而疾呼奔走，甚至不惜抛下头颅，渴望换来一个国家的强盛。我抚摸着粗糙的门，仿佛抚摸着历史老人的脸，一种疼痛烟雾一般弥散开来。
其实，浏阳会馆与谭家有着不解之缘。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与同乡见湖南会馆不敷使用，便就近购得官房一座，作为湖南会馆公产，不久命名“浏阳会馆”，谭继洵还兴致勃勃地题写了门匾。1874年，升迁为户部员外郎的谭继洵率全家入住会馆，谭嗣同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左右的快乐时光。读书，戏蝶，抚琴，对弈。少年的心像一块肥沃的土地，滋长着自然科学的植物。终于，有一天，这些植物随着春风生机勃勃，并发出呐喊：“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已经无法想象一百多年前的情景。那时，会馆由前后两个相连的跨院和一个侧跨院组成，有房屋三十间，占地约八百平方米。而今，里面到处是低矮的平房，通道狭窄，令几棵树努力朝天空扯着脖子疯长。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嘶鸣声。我一怔，情不自禁想起那个高呼“君主不替民办事，可更换之”的奇男子，他的泣血哀号，怕是走不出菜市口。
偶遇居民，對方竟然目不斜视，对我的唐突波澜不惊。我猜想一定还有来自各地的凭吊者走进了这里。可供活动的空间实在有限。我打量着青砖砌成的墙面，张望那几乎与电线接吻的灰瓦，发呆，遐想，这是我此刻的生活状态。 寄身浏阳会馆的谭嗣同却没有我的闲情。他有太多的政务要处理，他有太多的疑难杂症要把脉，他有太多的理想要付诸行动。书、剑、琴，是谭嗣同的知音。他将自己的住处起名为“莽苍苍斋”，自书一对联道：“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后来听从康有为之劝，改写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家国天下，是其终极理想，任何风雨也挡不住一只鸿鹄的飞翔。
仿佛，他依旧在窗边写着书信和诗文。仿佛，他依旧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讨国策民生，纵横天下，勾画蓝图。菜市口成为变法维新志士们的云集之地，他们渴望激活一个王朝的死水。以菜市口为中心，谭嗣同居住于其西南，康广仁、刘光第、杨锐居住于其东南，林旭居住于其西北，杨深秀居住于其东北，方圆不出一公里。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谶言般的天机，已经不得而知。菜市口是出发地，也是终结地。生与死，不过咫尺间。
大杂院里的午时真寂静。有一种活在老北京的感觉。耳际偶尔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瞬间恢复了安静。
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逃，安静地等候在浏阳会馆，等待死神来临。那么多理想，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瞬息之间化为乌有，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谭嗣同怀抱着热血和理想，在朝阳升起时泰然入狱。
安静，需要定力，甚至牺牲。我触摸着斑驳的墙身，独自聆听一声声蝉鸣。
三
上斜街几乎裸露着身体任凭烈日炙烤。蝉躲在某处林荫间漫不经心地叫唤。街景似乎滞后于京城的发展足有半个世纪。
我与自己的影子晃过整条街道，却没有寻觅到龚自珍故居的一丝呼吸。向檐下几位唠嗑的老人打听，他们尴尬地道，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这才注意，斜对面，坐落着一所小学。心弦一颤，怀念起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吟诵“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旧光阴。
只能凭直觉拐进一条古色古香的巷子。不时掠过老建筑，厚实的青砖，鳞片优美的瓦，寂寞而不苟言笑的围墙。我臆想，龚自珍流寓京城时，也会驮着满身阳光，叹一声赤日炎炎似火烧。当然，也叹息乱纷纷的朝政，忧虑鸦片荼毒着国民。不觉间涌入人流，被叫卖声惊醒，此处，竟是校场五条巷，一时囧了，自己南辕北辙了。
无奈，干脆笨人笨办法，重新走回上斜街入口。经一中年男子指点，方才发现，右侧，不远处的数级台阶处，墙壁上钉着一块毫不起眼的牌子，上书“龚自珍故居”。一扇狭小的门蹲在那儿，露出一条仅容两人并肩的巷子。我不敢相信，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其居住地怎是如此地不堪？！
我没有急于入内，而是兜了半圈，希望找到一个更合适的门户。然而，我失望了。
弯腰跨上青石台阶，忽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往事浓缩成阴影，匍匐于台阶的局部位置。独自行走于巷间，被那些构图杂乱无章的电线割断视线，或者被闲置于檐下的沙发及其他杂物阻拦遐想。我分明置身于一座荒凉的小村庄，绝非一代思想家曾经栖身的宅院。渐渐回过神来，龚自珍的故居，已经被岁月裂变为多家居住的大杂院。
没有遇见任何人。唯有爬山虎可以与我对话，那浓绿的语言，随时要滴落下来。当初龚自珍对科举考试屡败屡战时，情势也是如此，烈焰熊熊，不惧名落孙山。将近而立之年，他才侥幸以举人身份挑选为内阁中书，开始与典籍、档案打交道的日子。位卑未敢忘忧国。龚自珍以诗文为武器，主张“更法”“改图”，抵御外来侵略，文字充满爱国激情，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天下人人识君，却终无用武之地。龚自珍蜗居一隅，守着一盏孤灯，最终明白，离开，是最佳的选择。
在我的概念中，京城似乎从来只是龚自珍的驿站，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漂”青年。埋身于书库里，龚自珍像一条饥饿的蚕，尽情将典籍当作桑叶。在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撰后，他写出了颇有分量的《西域置行省议》。十年潜读，近不惑之年的龚自珍经过六次会试，终于成为一名进士，可惜的是，其殿试时的那篇《御试安边抚远疏》过于直陈无隐，让某些尸位素餐的当权者如坐针毡，龚自珍未能进入翰林院，依旧在内阁中书位置上原地踏步。曾经沧海，浮云遮望，忧国忧民的诗人看穿了这肮脏虚伪的王朝，索性放马纵蹄，更加抨击时弊，揭露那些面具后面的丑陋真相。他不能不看到隐忧：“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他批评鼠目寸光者道：“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他的内心世界浸满苍凉，仰天空惆怅：“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身心疲惫的龚自珍辞官南归。
阳光穿透槐树叶片。我怀疑飞檐的烟火色也是拜烈日所赐。昔日的主人早已一叶扁舟回了江南，此地空余旧址。再声名鹊起的弄潮儿，也挡不住岁月刀刃的锋利，何况，我仅仅是一个渺如尘埃的过客，只能无助地轻手轻脚走过来，复又走过去。
我一一辨析着院里的老房子，猜度到底哪一栋真正属于龚自珍。没有谁为我解密。趴在一个色彩斑驳的木窗口，我犹如一位诡秘的偷窥者。我偷窥到了万马齐喑的晚清，偷窥到一位忧国者无奈地写着《己亥杂诗》，给自己的良心找到一个出口。
别离帝都后，龚自珍一心一意地做着教书匠，先是执鞭于丹阳云阳书院，再兼任杭州紫阳书院讲席，江浙的旖旎风光和书香渐渐愈合了诗人的伤口。如果顺风顺水地活下去该多好，遗憾的是时势没有给龚自珍更多的机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末，面对如火如荼的禁烟运动，他慨当以慷，做好奔赴上海参加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岂知，不久后，突发暴病而撒手人寰。
一切，包括阳光，忽然变得如此乱纷纷。老屋顾自平静，毕竟，它还将在上斜街烟熏火燎地生活下去。
我摸着那块“龚自珍故居”的牌子，无语，灼烫。也许，有诗人的那句“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便已足够。
作者简介：彭文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國铁路作家协会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纯粹风景》《惊尘疏影》《城市游泳》《沿着铁路散步》《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岁月之刀原来如此锋利》《储蓄阳光》等多部散文集。曾获全国第七届、第八届铁路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转载或入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