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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出现在国外一些媒体上的图像不是这位中国作家本人,而是电影《红高粱》的女主角巩俐。
这部1987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小说《红高粱家族》。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國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引发轰动,成为西方观察家窥视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的一道缝隙。
同时,它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有个作家叫莫言。
《红高粱》崭露头角
在莫言获奖的当天,微博上将当年拍《红高粱》时的一张旧照片翻了出来:23岁的巩俐站在莫言、张艺谋和姜文三个赤裸着上身男人旁边,神情羞涩。“当年莫言32岁,张艺谋比他还大些,巩俐大二……如果来一老道,说,你,将来拿戛纳奖,你,将来拿威尼斯奖,你拿金熊奖,至于你,诺贝尔文学奖。估计谁都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这张老照片的配文这样说。
其实不单公众,就连莫言自己也猜想不到自己能获奖。2009年12月,已经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名的莫言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时,谈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看也获不了,是吧?
当初在剧本改编时,莫言对张艺谋未作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姜文饰)、‘我奶奶’(巩俐饰)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尽管最后呈现在莫言面前的剧本定稿和他的小说几乎是两码事了,但毫不妨碍那么多年来人们把电影《红高粱》和他捆绑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纽约评论家理查德·布罗蒂(Richard Brody)重看了这部电影,对《红高粱》所展示的美学,有了进一步的体悟,“张艺谋的电影仍然显得过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他运用电影媒介的方式,仍是某种非个人化的表现、和去个性化的漂亮”。 但他格外留意到电影中,那个承担叙述者的话外音运用,使得那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个人记忆凸显出来,“而这要归功于莫言的文本给它投上的色彩”。
莫言的小说有别于他的电影合作者,正在于他没有张艺谋电影所定义的中国民俗风情式的“漂亮”和“原始”,而是进一步反思了中国当代艺术表现手段中流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的根源。
迄今为止,莫言有4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除《红高粱家族》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但在西方被提及最多的,仍是他亮相海外的“处女作”《红高粱家族》。这部以谷物与酒精的关系为入口的小说,更容易勾起西方读者、书评人的想象。
在《纽约客》的评论中,莫言被拿来与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相提并论,不仅因为这个美洲人曾被奉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更因为《红高粱家族》的阅读体验,让他们想到了有浓重民俗神话色彩的政治控诉小说《玉米人》(阿斯图里亚斯写作于1949年的代表作)。
“靠谱翻译”
如果说张艺谋要感谢莫言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最佳剧本,那么莫言则要向自己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谢。
“葛浩文”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近二十年里,他一手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等的小说译成英文,俨然是向英语世界引介中国文学作品的传道者。而他的名字,也成了中国年轻作家们口耳相传的进入西方读者圈的“靠谱翻译”标签。美国评论家厄普代克甚至谑称,“英语世界的中文翻译似乎成了葛文浩一个人的孤独星球”。
1993年初版的《红高粱家族》并不是葛浩文接触到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在此之前,他在一份香港刊物上看到了莫言写于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我很惊讶,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
此间,一次偶然的机会,葛浩文经台北的朋友推荐看到了《红高粱家族》,没看多少,他就坐不住了,决定暂时放下《天堂蒜薹之歌》,先翻《红高粱家族》。就这样,他在二十年里陆续翻译了六本莫言作品,从最先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到《酒国》、《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集。
据葛浩文说,《红高粱家族》的英文版在十几年里发行到两万册,已很不容易,曾创下中国文学海外销量的最高纪录,只是后来被同为他翻译的《狼图腾》所打破。
除了少数殿堂级作家,“外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读者中难以立足”是出版业尽人皆知的。当初《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行时,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曾寄望,“莫言的声音将打通进入美国读者内心的通道,就像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曾经做到过的。”
自1993年由葛浩文翻译了《红高粱》的英语译本以来,二十年里,莫言的作品已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如今的亚马逊网站上,能找到的中文以外语言版本的莫言作品共计371种(包括重版、再版),在中文作家中称得上是个领跑者。
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
顾彬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将原作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正是因为“最初读到葛浩文的《红高粱》英译本,非常喜欢”,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才开始着手翻译莫言。而此前她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是苏童的《妻妾成群》。
诺奖揭晓当晚,已翻译了三部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在微博上发布了“太阳、蛋糕”的图像,淡然的喜悦,尽在不言中。外界在这个时候频繁引用她的老师——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之一的马悦然的话,“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中国作家得诺奖)时候到了。”突然从一个冷僻领域跌入风暴中心的这个北欧女子,此时却显出了超然的冷静:她选择第一时间向莫言作品的英语译者葛浩文致敬。 体制内身份并没受排斥
莫言在国外出版的有些小说,和在国内的版本略有不同。譯者葛浩文称,他翻译所依据的《丰乳肥臀》的稿本,就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对1996年在国内出版时遭遇的增删做了重新修订,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更简洁、电脑打印的稿本”。
在西方,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并没有评论家引为排斥的论据。作为中国首位合法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更多被当成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接纳。
在2005年发表于法国《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莫言记述了在1937年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的体验:周围的人都在为片中女主角的悲剧命运哭泣时,他感到不可理喻的“荒谬”,“差不多忍受了同等苦难的观众,怎么可能看到比我们还惨的生活而为之哭泣?”他最终得出这样的观察,在“文革”中“人们丧失的不仅是生活的自由,还有感受力的自由”。
而这一点,正是厄普代克、史景迁等西方知识分子进入莫言作品的切口。厄普代克在给《丰乳肥臀》所写的评论中,曾提到,“莫言作品的低俗闹剧和粗野淫秽的表面之下,那种道德风险反而消失了。尚未被拖垮的读者在疲惫中所忍受的,是上个世纪中国人生存的连绵苦难。”
2008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论莫言的力作《生死疲劳》时,甚至从“小说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看出了“反政治的激情”。他进而预言,“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他的小说艺术成就在西方读者中所引起的争议,在于他不同于传统、陈旧的语言叙事风格。热情的西方译者在把莫言比作拉伯雷或狄更斯式“粗俗、大胆、幽默的语言大师”时,也承认“他那种中国民间传统讲故事的方法,有时也会显得啰嗦”。 厄普代克在评论莫言泼墨奔放而旁枝错杂的文体时,就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今年10月11日文学奖最终揭晓时,表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还特别推荐了其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而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政治风波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
我离开这个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待在高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朋友很多,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
(2012年10月12日,高密媒体见面会)
这部1987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小说《红高粱家族》。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國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引发轰动,成为西方观察家窥视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的一道缝隙。
同时,它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有个作家叫莫言。
《红高粱》崭露头角
在莫言获奖的当天,微博上将当年拍《红高粱》时的一张旧照片翻了出来:23岁的巩俐站在莫言、张艺谋和姜文三个赤裸着上身男人旁边,神情羞涩。“当年莫言32岁,张艺谋比他还大些,巩俐大二……如果来一老道,说,你,将来拿戛纳奖,你,将来拿威尼斯奖,你拿金熊奖,至于你,诺贝尔文学奖。估计谁都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这张老照片的配文这样说。
其实不单公众,就连莫言自己也猜想不到自己能获奖。2009年12月,已经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名的莫言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时,谈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看也获不了,是吧?
当初在剧本改编时,莫言对张艺谋未作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姜文饰)、‘我奶奶’(巩俐饰)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尽管最后呈现在莫言面前的剧本定稿和他的小说几乎是两码事了,但毫不妨碍那么多年来人们把电影《红高粱》和他捆绑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纽约评论家理查德·布罗蒂(Richard Brody)重看了这部电影,对《红高粱》所展示的美学,有了进一步的体悟,“张艺谋的电影仍然显得过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他运用电影媒介的方式,仍是某种非个人化的表现、和去个性化的漂亮”。 但他格外留意到电影中,那个承担叙述者的话外音运用,使得那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个人记忆凸显出来,“而这要归功于莫言的文本给它投上的色彩”。
莫言的小说有别于他的电影合作者,正在于他没有张艺谋电影所定义的中国民俗风情式的“漂亮”和“原始”,而是进一步反思了中国当代艺术表现手段中流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的根源。
迄今为止,莫言有4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除《红高粱家族》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但在西方被提及最多的,仍是他亮相海外的“处女作”《红高粱家族》。这部以谷物与酒精的关系为入口的小说,更容易勾起西方读者、书评人的想象。
在《纽约客》的评论中,莫言被拿来与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相提并论,不仅因为这个美洲人曾被奉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更因为《红高粱家族》的阅读体验,让他们想到了有浓重民俗神话色彩的政治控诉小说《玉米人》(阿斯图里亚斯写作于1949年的代表作)。
“靠谱翻译”
如果说张艺谋要感谢莫言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最佳剧本,那么莫言则要向自己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谢。
“葛浩文”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近二十年里,他一手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等的小说译成英文,俨然是向英语世界引介中国文学作品的传道者。而他的名字,也成了中国年轻作家们口耳相传的进入西方读者圈的“靠谱翻译”标签。美国评论家厄普代克甚至谑称,“英语世界的中文翻译似乎成了葛文浩一个人的孤独星球”。
1993年初版的《红高粱家族》并不是葛浩文接触到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在此之前,他在一份香港刊物上看到了莫言写于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我很惊讶,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
此间,一次偶然的机会,葛浩文经台北的朋友推荐看到了《红高粱家族》,没看多少,他就坐不住了,决定暂时放下《天堂蒜薹之歌》,先翻《红高粱家族》。就这样,他在二十年里陆续翻译了六本莫言作品,从最先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到《酒国》、《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集。
据葛浩文说,《红高粱家族》的英文版在十几年里发行到两万册,已很不容易,曾创下中国文学海外销量的最高纪录,只是后来被同为他翻译的《狼图腾》所打破。
除了少数殿堂级作家,“外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读者中难以立足”是出版业尽人皆知的。当初《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行时,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曾寄望,“莫言的声音将打通进入美国读者内心的通道,就像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曾经做到过的。”
自1993年由葛浩文翻译了《红高粱》的英语译本以来,二十年里,莫言的作品已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如今的亚马逊网站上,能找到的中文以外语言版本的莫言作品共计371种(包括重版、再版),在中文作家中称得上是个领跑者。
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
顾彬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将原作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正是因为“最初读到葛浩文的《红高粱》英译本,非常喜欢”,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才开始着手翻译莫言。而此前她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是苏童的《妻妾成群》。
诺奖揭晓当晚,已翻译了三部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在微博上发布了“太阳、蛋糕”的图像,淡然的喜悦,尽在不言中。外界在这个时候频繁引用她的老师——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之一的马悦然的话,“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中国作家得诺奖)时候到了。”突然从一个冷僻领域跌入风暴中心的这个北欧女子,此时却显出了超然的冷静:她选择第一时间向莫言作品的英语译者葛浩文致敬。 体制内身份并没受排斥
莫言在国外出版的有些小说,和在国内的版本略有不同。譯者葛浩文称,他翻译所依据的《丰乳肥臀》的稿本,就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对1996年在国内出版时遭遇的增删做了重新修订,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更简洁、电脑打印的稿本”。
在西方,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并没有评论家引为排斥的论据。作为中国首位合法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更多被当成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接纳。
在2005年发表于法国《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莫言记述了在1937年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的体验:周围的人都在为片中女主角的悲剧命运哭泣时,他感到不可理喻的“荒谬”,“差不多忍受了同等苦难的观众,怎么可能看到比我们还惨的生活而为之哭泣?”他最终得出这样的观察,在“文革”中“人们丧失的不仅是生活的自由,还有感受力的自由”。
而这一点,正是厄普代克、史景迁等西方知识分子进入莫言作品的切口。厄普代克在给《丰乳肥臀》所写的评论中,曾提到,“莫言作品的低俗闹剧和粗野淫秽的表面之下,那种道德风险反而消失了。尚未被拖垮的读者在疲惫中所忍受的,是上个世纪中国人生存的连绵苦难。”
2008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论莫言的力作《生死疲劳》时,甚至从“小说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看出了“反政治的激情”。他进而预言,“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他的小说艺术成就在西方读者中所引起的争议,在于他不同于传统、陈旧的语言叙事风格。热情的西方译者在把莫言比作拉伯雷或狄更斯式“粗俗、大胆、幽默的语言大师”时,也承认“他那种中国民间传统讲故事的方法,有时也会显得啰嗦”。 厄普代克在评论莫言泼墨奔放而旁枝错杂的文体时,就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今年10月11日文学奖最终揭晓时,表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还特别推荐了其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而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政治风波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
我离开这个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待在高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朋友很多,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
(2012年10月12日,高密媒体见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