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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改变了中国理解世界的方式
2006年7月26日凌晨，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所在的位于黎巴嫩的联合国观察哨所被以色列军队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34岁的杜照宇在9月21日国际和平日25周年前夕为国际维和献出了生命，他也是第八位牺牲的中国维和军人。
18年前，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从此，身穿橄榄绿军装、头戴蓝色贝雷帽的中国军人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个冲突地区。
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联合国成立时，宪章里并没有关于维和的规定。宪章第六章规定了解决争端的和平手段，第七章规定的则是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和使用武力等强制性手段。维和行动既有和平手段的特点，又有一定的强制性，介于第六章和第七章规定的两种手段之间，被称为“六章半”。
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委会成员。1989年，中国首次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独立的进程。
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了五名军事观察员，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中国向柬埔寨派出了一支450人的工兵大队(前后两批共派出800人)。自此，中国先后参加了11项维和行动，向全球派出5000多人次的维和人员，包括军队、警察、文职官员、工程连、运输大队和医疗分队。
2001年12月，中国国防部成立维和事务办公室，设立维和人员训练中心。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庞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仍有1489名中回军人在全球九个维和任务区以及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中国派遣的维和人员工作过的地区包括：东帝汶、波黑、利比里亚、阿富汗、科索沃、海地、中东、西撒哈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民主刚果、科特迪瓦、苏丹、黎巴嫩。肩负的使命从平息地区冲突，监督停火协议，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到战后重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更多方面。
“层次广泛，次数增多，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是新时期中国维和的显著特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薛磊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维和改变了中国理解世界的方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妙发曾是1971年中国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
“今年是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35周年，也是中国加入联合国维和委员会的第18个年头。在我看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从被动的接受地位到逐渐主动，以积极、负责任的形象参与国际事务最好的见证轨迹。”吴妙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观念转变经历四次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1949年至1971年间。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新中国第一次直接与联合国为主导的集体安全秩序产生激烈冲撞。冷战期间，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战略考虑，对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第二阶段从恢复联大席位至80年代初。尽管中国重返联合国，但在联合国采取维和行动方面依旧持保留批评的态度。这和当时依靠第三世界国家，批判美苏霸权政治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联。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贯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中国开始积极参加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各种主权国家组织。而两极体系的崩溃也让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愈发感到联合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维和行动方面。
第四阶段从2001年开始，随着中国向刚果(金)派遣工程兵大队和医疗大队为开端。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各个方面。“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的剧烈震荡让新一代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成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和者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准星。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认为维和行动实际上只起到消防队灭火的作用，对于引起冲突背后的社会经济和冷战体制等因素并不能加以消除，维和不过是大国炫耀武力的试验场。”吴妙发这样评价当时的看法。
现在，中国的维和部队遍布在除南美之外的世界各个热点地区。胡锦涛主席在今年4月访美与布什总统会谈中，也向世界清楚地传递了信息：中国要当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现在我们相信，不仅是超级大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参加维和行动来提高国际声誉，为外交活动增添筹码。作为地区性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吴妙发说。
2006年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温家宝总理在出席欧亚峰会上提出中国拟向黎巴嫩派遣大约1000人的维和部队，并将就此事和联合国进行探讨。据悉，这将是中国向海外派遣的最大规模成建制的维和部队。
应对“高风险性”
迄今，中国已经有八名军人在维和行动中牺牲。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海外媒体对中国维护军队的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军人“奉献”、“牺牲”的优良传统和“不畏困难”的精神。
2006年3月，中国向以黎边境的联合国维和区派遣200多人的工兵营，执行排雷，修建和维护道路等任务。这是中国派往中东地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这支中国维和工兵营由一个排雷连、一个工程连、一个保障连和一个一级医院组成。
据媒体报道，他们在黎巴嫩的营区距黎以边界仅15公里，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基地仅一墙之隔。黎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工兵营成为执行救援任务最繁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头顶上有呼啸而过的战机轰鸣，重磅炸弹在身边落下……
在积极参与维和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维和行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在他国地区的准军事行为，所带来的高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蔡佳禾认为，除了做好各种必备的防范措施和预警方案，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可少，不能因为中国在海外的良好声誉而放松在派遣国或地区的安全防护心态。
“预防机制的有效建立应在考虑的范畴之内，此外还需要一线指挥员临危处变的能力。”
2006年7月26日凌晨，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所在的位于黎巴嫩的联合国观察哨所被以色列军队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34岁的杜照宇在9月21日国际和平日25周年前夕为国际维和献出了生命，他也是第八位牺牲的中国维和军人。
18年前，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从此，身穿橄榄绿军装、头戴蓝色贝雷帽的中国军人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个冲突地区。
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联合国成立时，宪章里并没有关于维和的规定。宪章第六章规定了解决争端的和平手段，第七章规定的则是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和使用武力等强制性手段。维和行动既有和平手段的特点，又有一定的强制性，介于第六章和第七章规定的两种手段之间，被称为“六章半”。
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委会成员。1989年，中国首次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独立的进程。
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了五名军事观察员，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中国向柬埔寨派出了一支450人的工兵大队(前后两批共派出800人)。自此，中国先后参加了11项维和行动，向全球派出5000多人次的维和人员，包括军队、警察、文职官员、工程连、运输大队和医疗分队。
2001年12月，中国国防部成立维和事务办公室，设立维和人员训练中心。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庞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仍有1489名中回军人在全球九个维和任务区以及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中国派遣的维和人员工作过的地区包括：东帝汶、波黑、利比里亚、阿富汗、科索沃、海地、中东、西撒哈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民主刚果、科特迪瓦、苏丹、黎巴嫩。肩负的使命从平息地区冲突，监督停火协议，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到战后重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更多方面。
“层次广泛，次数增多，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是新时期中国维和的显著特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薛磊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维和改变了中国理解世界的方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妙发曾是1971年中国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
“今年是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35周年，也是中国加入联合国维和委员会的第18个年头。在我看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从被动的接受地位到逐渐主动，以积极、负责任的形象参与国际事务最好的见证轨迹。”吴妙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观念转变经历四次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1949年至1971年间。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新中国第一次直接与联合国为主导的集体安全秩序产生激烈冲撞。冷战期间，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战略考虑，对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第二阶段从恢复联大席位至80年代初。尽管中国重返联合国，但在联合国采取维和行动方面依旧持保留批评的态度。这和当时依靠第三世界国家，批判美苏霸权政治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联。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贯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中国开始积极参加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各种主权国家组织。而两极体系的崩溃也让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愈发感到联合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维和行动方面。
第四阶段从2001年开始，随着中国向刚果(金)派遣工程兵大队和医疗大队为开端。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各个方面。“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的剧烈震荡让新一代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成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和者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准星。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认为维和行动实际上只起到消防队灭火的作用，对于引起冲突背后的社会经济和冷战体制等因素并不能加以消除，维和不过是大国炫耀武力的试验场。”吴妙发这样评价当时的看法。
现在，中国的维和部队遍布在除南美之外的世界各个热点地区。胡锦涛主席在今年4月访美与布什总统会谈中，也向世界清楚地传递了信息：中国要当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现在我们相信，不仅是超级大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参加维和行动来提高国际声誉，为外交活动增添筹码。作为地区性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吴妙发说。
2006年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温家宝总理在出席欧亚峰会上提出中国拟向黎巴嫩派遣大约1000人的维和部队，并将就此事和联合国进行探讨。据悉，这将是中国向海外派遣的最大规模成建制的维和部队。
应对“高风险性”
迄今，中国已经有八名军人在维和行动中牺牲。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海外媒体对中国维护军队的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军人“奉献”、“牺牲”的优良传统和“不畏困难”的精神。
2006年3月，中国向以黎边境的联合国维和区派遣200多人的工兵营，执行排雷，修建和维护道路等任务。这是中国派往中东地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这支中国维和工兵营由一个排雷连、一个工程连、一个保障连和一个一级医院组成。
据媒体报道，他们在黎巴嫩的营区距黎以边界仅15公里，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基地仅一墙之隔。黎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工兵营成为执行救援任务最繁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头顶上有呼啸而过的战机轰鸣，重磅炸弹在身边落下……
在积极参与维和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维和行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在他国地区的准军事行为，所带来的高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蔡佳禾认为，除了做好各种必备的防范措施和预警方案，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可少，不能因为中国在海外的良好声誉而放松在派遣国或地区的安全防护心态。
“预防机制的有效建立应在考虑的范畴之内，此外还需要一线指挥员临危处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