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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于百姓来说，是开门七件事之一，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之于文人墨客来说，茶通六艺，谓之“琴棋书画诗酒茶”。而对于3岁起在父亲的教导下饮茶，并且大半生与茶打交道的陈宗懋院士来说，他与茶有着一生道不完的情缘。
“站错队伍”，与茶美丽邂逅
1933年10月，陈宗懋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之家，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经商。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陈宗懋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1950年，17岁的陈宗懋准备报考医学院。到了报名地点，他看到排了两个队，一个队很长，一个队相对人少一点，陈宗懋就站在了人少的那一队埋头看书。到了跟前他才知道，这个队是报考农学院的。就这样，站错了队的陈宗懋选定了自己的终身职业。
进入复旦农学院学习后，陈宗懋发现农学专业里有很多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比如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加上陈宗懋的聪慧和刻苦，在农学院的学习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搬迁至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
1954年，陈宗懋大学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呼兰特产试验场(现中国农科院甜菜研究所)，从事甜菜病害的研究。六年后，陈宗懋被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从此，他与茶树植保结下了不解之缘。
勇于创新，茶叶研究硕果累累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技术还是个空白，陈宗懋敏锐地察觉到，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展无公害茶叶，茶叶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必不可少。于是，他果断地开始了此项技术研究，开创了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研究的先河。
利用外语好的优势，陈宗懋密切关注国外研究的新动态。当时，国内检测农药残留的技术还很落后，用薄层层析进行检测，灵敏度比较低，只能检测到ppm(百万分之一)级水平。陈宗懋广泛查阅国外文献，借鉴加拿大的一篇文献中介绍的酶抑制方法，将检测从ppm水平提高到0.01ppm水平，灵敏度一下子提高了近100倍。在检测仪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这对检测工作很有帮助。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他边摸索边实践，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农药的水溶解度是决定茶叶饮用安全性的重要参数。茶在冲泡后，饮用的是茶汤而不是直接食用茶叶，测定茶汤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才是正确做法。他的这一建议，后来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采纳。在农药研究中，他还提出按照农药常用参数和主要生态条件进行茶叶中农药残留水平的预测研究。这种只采用简单参数和公式，对一种作物进行分析就可预测不同类型农药使用后残留水平的方法，在国际上尚属首创。
20世纪90年代，陈宗懋根据国际上化学生态的新热点，开创了茶树害虫化学生态研究新领域。他认为，害虫危害茶树而天敌又吃害虫，这三者似乎是受某些特定的化合物所控制的。如能剖析自然界的这种化学生态联系机制，就可找到新的茶园害虫防治途径。茶叶是一种特殊饮品，在化学农药受到限制使用的今天，茶树害虫化学生态研究的意义尤为重大。陈宗懋因这一学术创新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是在国内较早招收昆虫化学生态学博士研究生的专家。
振臂高呼，只为中国茶走向世界
多年来，如何减少茶叶的农药残留一直是陈宗懋的研究课题，但他并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开展科研工作，他认为主动当好政府的参谋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20世纪70年代起，陈宗懋多次向农业部等部门提出在茶叶中禁用高残留和剧毒农药，选用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建议，得到了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专家的认可，并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在他的积极参与下，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程度大幅度下降，超标率明显降低。
自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上对我国茶叶的检测标准越来越苛刻，使得我国茶叶出口遭到了严重打击。为此，陈宗懋积极与欧洲茶叶委员会联系，出示了数百页的实验资料，以科学数据为依据，据理力争。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他的建议终于被欧洲茶叶委员会部分接受。1998年，欧洲议会通过并正式颁布了对于茶叶检测的新标准，其中某些农药比原标准放宽了5～100倍，这对我国茶叶出口十分有利。同时，他的实验室还被欧洲茶叶委员会认证为我国唯一有资格进行向欧洲出口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每年承担6000～8000只出口茶样的分析任务。
由于在国内外茶叶科研、生产、贸易上作出的贡献，陈宗懋从1995年起连续6次被农业部派遣，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政府间茶叶会议。在他的努力下，我国主办了3次茶叶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提高我国茶叶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推动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弘扬国饮，让茶千里飘香
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饮茶、咏茶，品味隽永绵绵、悠长不断的茶文化。但是，近几十年，在中国，茶似乎正被各种饮料所取代，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爱饮碳酸饮料。与此同时，国际上喝茶之风却正在盛行。英国将茶称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法国人视茶为“最浪漫的饮品”；在日本，茶被视为“万寿之药”；在美国，茶饮料被誉为“时髦的健康饮品”。被视为“东方文明象征”的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几十年来，陈宗懋一直竭力推崇茶为“国饮”。他说，茶及茶文化都源于中国，作为一种天然的绿色保健饮料，茶稳列世界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首。为了民族产业，为了民族文化，为了民族健康，一定要力倡茶为国饮。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加大对茶文化的研究和茶科研的推广。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茶学专家，陈宗懋经常受邀在各地考察茶园的种植情况，为茶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虽过古稀之年，陈宗懋还在为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以及茶文化的发扬光大而奔走呼号。
养生有道，与茶相伴一生
一头黑发，朝气蓬勃、思维敏捷，见到陈宗懋的人都会啧啧感叹：这哪里是77岁的老头儿，分明只有60多岁嘛。一个社会活动频繁、事务缠身，而且仍在带教研究生的科学家如何能有这样强健的身体?记者忙讨教养生秘籍。他说，“我的养生之道主要是喝茶”。
陈宗懋从3岁起喝茶，到如今喝茶已有70余年。他喝茶有讲究，春夏季喝偏凉性的茶，如绿茶；秋冬季喝偏热性的茶，如红茶、乌龙茶。他喜喝浓茶，每天泡5次茶，每次泡3克茶叶，坚持多年未变。他反对将第一次泡茶叶的水倒掉，因为绝大部分茶叶都很干净，无需洗茶，第一泡水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倒掉很可惜。他认为，每份茶叶只需泡3次水，3次后虽然茶色仍浓，但是茶多酚基本没有了，应弃之。
爱茶、研究茶、为茶奔波，陈宗懋一生都在与茶打交道。当选院士后，有至交送给陈宗懋一幅字：古有茶博士，今有茶院士；博士善泡茶，院士写大志：茶经谱新篇，茶学无休止：攀登再攀登，求索永不已。这可谓陈宗懋“茶人生”的真实写照。
“站错队伍”，与茶美丽邂逅
1933年10月，陈宗懋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之家，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经商。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陈宗懋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1950年，17岁的陈宗懋准备报考医学院。到了报名地点，他看到排了两个队，一个队很长，一个队相对人少一点，陈宗懋就站在了人少的那一队埋头看书。到了跟前他才知道，这个队是报考农学院的。就这样，站错了队的陈宗懋选定了自己的终身职业。
进入复旦农学院学习后，陈宗懋发现农学专业里有很多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比如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加上陈宗懋的聪慧和刻苦，在农学院的学习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搬迁至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
1954年，陈宗懋大学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呼兰特产试验场(现中国农科院甜菜研究所)，从事甜菜病害的研究。六年后，陈宗懋被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从此，他与茶树植保结下了不解之缘。
勇于创新，茶叶研究硕果累累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技术还是个空白，陈宗懋敏锐地察觉到，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展无公害茶叶，茶叶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必不可少。于是，他果断地开始了此项技术研究，开创了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研究的先河。
利用外语好的优势，陈宗懋密切关注国外研究的新动态。当时，国内检测农药残留的技术还很落后，用薄层层析进行检测，灵敏度比较低，只能检测到ppm(百万分之一)级水平。陈宗懋广泛查阅国外文献，借鉴加拿大的一篇文献中介绍的酶抑制方法，将检测从ppm水平提高到0.01ppm水平，灵敏度一下子提高了近100倍。在检测仪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这对检测工作很有帮助。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他边摸索边实践，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农药的水溶解度是决定茶叶饮用安全性的重要参数。茶在冲泡后，饮用的是茶汤而不是直接食用茶叶，测定茶汤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才是正确做法。他的这一建议，后来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采纳。在农药研究中，他还提出按照农药常用参数和主要生态条件进行茶叶中农药残留水平的预测研究。这种只采用简单参数和公式，对一种作物进行分析就可预测不同类型农药使用后残留水平的方法，在国际上尚属首创。
20世纪90年代，陈宗懋根据国际上化学生态的新热点，开创了茶树害虫化学生态研究新领域。他认为，害虫危害茶树而天敌又吃害虫，这三者似乎是受某些特定的化合物所控制的。如能剖析自然界的这种化学生态联系机制，就可找到新的茶园害虫防治途径。茶叶是一种特殊饮品，在化学农药受到限制使用的今天，茶树害虫化学生态研究的意义尤为重大。陈宗懋因这一学术创新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是在国内较早招收昆虫化学生态学博士研究生的专家。
振臂高呼，只为中国茶走向世界
多年来，如何减少茶叶的农药残留一直是陈宗懋的研究课题，但他并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开展科研工作，他认为主动当好政府的参谋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20世纪70年代起，陈宗懋多次向农业部等部门提出在茶叶中禁用高残留和剧毒农药，选用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建议，得到了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专家的认可，并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在他的积极参与下，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程度大幅度下降，超标率明显降低。
自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上对我国茶叶的检测标准越来越苛刻，使得我国茶叶出口遭到了严重打击。为此，陈宗懋积极与欧洲茶叶委员会联系，出示了数百页的实验资料，以科学数据为依据，据理力争。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他的建议终于被欧洲茶叶委员会部分接受。1998年，欧洲议会通过并正式颁布了对于茶叶检测的新标准，其中某些农药比原标准放宽了5～100倍，这对我国茶叶出口十分有利。同时，他的实验室还被欧洲茶叶委员会认证为我国唯一有资格进行向欧洲出口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每年承担6000～8000只出口茶样的分析任务。
由于在国内外茶叶科研、生产、贸易上作出的贡献，陈宗懋从1995年起连续6次被农业部派遣，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政府间茶叶会议。在他的努力下，我国主办了3次茶叶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提高我国茶叶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推动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弘扬国饮，让茶千里飘香
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饮茶、咏茶，品味隽永绵绵、悠长不断的茶文化。但是，近几十年，在中国，茶似乎正被各种饮料所取代，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爱饮碳酸饮料。与此同时，国际上喝茶之风却正在盛行。英国将茶称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法国人视茶为“最浪漫的饮品”；在日本，茶被视为“万寿之药”；在美国，茶饮料被誉为“时髦的健康饮品”。被视为“东方文明象征”的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几十年来，陈宗懋一直竭力推崇茶为“国饮”。他说，茶及茶文化都源于中国，作为一种天然的绿色保健饮料，茶稳列世界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首。为了民族产业，为了民族文化，为了民族健康，一定要力倡茶为国饮。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加大对茶文化的研究和茶科研的推广。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茶学专家，陈宗懋经常受邀在各地考察茶园的种植情况，为茶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虽过古稀之年，陈宗懋还在为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以及茶文化的发扬光大而奔走呼号。
养生有道，与茶相伴一生
一头黑发，朝气蓬勃、思维敏捷，见到陈宗懋的人都会啧啧感叹：这哪里是77岁的老头儿，分明只有60多岁嘛。一个社会活动频繁、事务缠身，而且仍在带教研究生的科学家如何能有这样强健的身体?记者忙讨教养生秘籍。他说，“我的养生之道主要是喝茶”。
陈宗懋从3岁起喝茶，到如今喝茶已有70余年。他喝茶有讲究，春夏季喝偏凉性的茶，如绿茶；秋冬季喝偏热性的茶，如红茶、乌龙茶。他喜喝浓茶，每天泡5次茶，每次泡3克茶叶，坚持多年未变。他反对将第一次泡茶叶的水倒掉，因为绝大部分茶叶都很干净，无需洗茶，第一泡水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倒掉很可惜。他认为，每份茶叶只需泡3次水，3次后虽然茶色仍浓，但是茶多酚基本没有了，应弃之。
爱茶、研究茶、为茶奔波，陈宗懋一生都在与茶打交道。当选院士后，有至交送给陈宗懋一幅字：古有茶博士，今有茶院士；博士善泡茶，院士写大志：茶经谱新篇，茶学无休止：攀登再攀登，求索永不已。这可谓陈宗懋“茶人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