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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法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中国烟王"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案最引人瞩目的大约是两点：
一、罪犯的身份非凡。褚时健是原玉溪红塔
（集团）公司总裁和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僻处滇南，原是一家不大起眼的企业，褚1977
年任厂长后，效益迅速跃进，"红塔山"成为中国第一品牌，红塔集团成为中国烟草业龙头，褚时健自然居功至伟。
二、贪污的数额惊人。据不完全统计，褚及其家人贪污、收受款项折合人民币高达5000
多万元。此案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2．7
亿，并为烟厂追回账外资金人民币11亿多、美元2556万，经审计后，为国家上缴税费、罚款就达1．8亿多。
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大贪污犯褚时健并非早就是贪污犯。1989年，当时60岁的褚曾申请退休，但"有关方面"唯恐更迭领导人会影响企业运行，拒绝了他的请求。如果当初就退休，一生真伪有谁知？他岂非就是功德完满的优秀企业家？是什么东西在几年之中，使褚时健这个过去的右派、后来的企业家沦为官仓硕鼠？
这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他为什么贪污？褚自己说得明白："我对玉溪烟厂的贡献这么大，多用一点、多得一点算得了什么 ！"个人收益与企业创利之间的脱节，实际上暴露出企业所有制与企业经营机制的矛盾：生产制度已经市场化了，但分配制度仍是行政化的。企业国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个人收入虽然一定程度上与利润挂钩（奖金部分 ），但本质上仍属计划经济（命令体制）式的行政性工资，个人收入并不自动与企业收益同步增长。不论是与企业收益相比，还是与私有制社会的同类企业家相比，褚时健都自然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心理。这是贪污的内因，或者说贪污的动机。
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能贪污？褚的贪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私分公款，二是通过为他人批烟倒卖获得贿赂。报道称，近几年大凡企业一把手发生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都牵涉到若干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形成"串案"。褚时健私分公款也是将集团副总裁、总会计师、销售主任等人都拖下水。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就被拖下水？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红塔集团在形式上是现代企业，对外经营遵循市场规则，但对内控制必然仍是垂直式的一元化控制，一把手不仅是行政总经理，也是党委系统的大管家，是土皇帝，具有超行政的无形权力，其他经理人员即使无意卷入贪污，但在褚的家长式控制下，也不敢不随波逐流。至于通过批烟获得贿赂，更是权力介入市场的普遍腐败形式。
何清涟先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中国经济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市场化。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腐败的真正根源，与其说是权力市场化，不如说是权力一元化---国有企业的经营已是市场化的，但控制仍是一元化的，在这种情形下，权力介入市场岂不是必然的吗？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一元化体制导致特权现象；在市场经济时代，权力一元化体制导致腐败现象。褚时健之所以胆大包天，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在玉溪烟厂可以一手遮天。这是他贪污的外因，或者说贪污的条件。
由此可见，无论是分配制度问题，还是权力一元化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企业国有制问题。当国有制遭遇市场，当权力遭遇金钱，一方面，作为"领导"的经营者，其个人收入不能体现企业创利，遂可能出现"富庙穷方丈"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经营者的"领导"，其控制性的权力极易通过介入市场而非法获益，遂可能出现"穷庙富方丈"现象。这就意味着，褚时健贪污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和道德操守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贡献如此之巨，收入如此之微；权力如此之大，贪污如此之易，岂不是不拿白不拿？更重要的是，产生褚时健的制度土壤是普遍性的，因而，产生褚时健式的人物也是普遍性的，于是就形成了马军所指出的现象：优秀企业家的归宿往往是监狱、刑场或外逃！
如何消除这种制度性腐败？根本出路，唯有所有制改革。但所有制改革的探讨与实践虽曾兴盛一时，结果却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所有制改革搞得不好的话，可能产生严重问题：一、所有制改革使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危机雪上加霜。二、所有制改革同样会陷入权力一元化的陷阱。如果企业负债经营，甚至资不抵债，则企业职工可能被迫出资入股，实质上是在强制性的情况下承担企业债务；如果企业运作正常，则掌权者可以优先乃至垄断地低价获得企业资本，实质上是使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账户。三、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化，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会不会殊途同归于私有化？
正因为如此，有人担心，所有制改革，退则回到毛泽东，进则紧跟戈尔巴乔夫，所以进（私有制）退（国有制）失据，左（计划经济）右（自由经济）为难，只能走走停停。当年东西方冷战正酣之际，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旗雷蒙·阿隆对国际政局曾有著名概括：战争不可能，和平无希望。现在似乎也可以这样概括当前中国国企改革的工形势：推行私有制不可能，传统国有制无希望。
此案最引人瞩目的大约是两点：
一、罪犯的身份非凡。褚时健是原玉溪红塔
（集团）公司总裁和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僻处滇南，原是一家不大起眼的企业，褚1977
年任厂长后，效益迅速跃进，"红塔山"成为中国第一品牌，红塔集团成为中国烟草业龙头，褚时健自然居功至伟。
二、贪污的数额惊人。据不完全统计，褚及其家人贪污、收受款项折合人民币高达5000
多万元。此案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2．7
亿，并为烟厂追回账外资金人民币11亿多、美元2556万，经审计后，为国家上缴税费、罚款就达1．8亿多。
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大贪污犯褚时健并非早就是贪污犯。1989年，当时60岁的褚曾申请退休，但"有关方面"唯恐更迭领导人会影响企业运行，拒绝了他的请求。如果当初就退休，一生真伪有谁知？他岂非就是功德完满的优秀企业家？是什么东西在几年之中，使褚时健这个过去的右派、后来的企业家沦为官仓硕鼠？
这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他为什么贪污？褚自己说得明白："我对玉溪烟厂的贡献这么大，多用一点、多得一点算得了什么 ！"个人收益与企业创利之间的脱节，实际上暴露出企业所有制与企业经营机制的矛盾：生产制度已经市场化了，但分配制度仍是行政化的。企业国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个人收入虽然一定程度上与利润挂钩（奖金部分 ），但本质上仍属计划经济（命令体制）式的行政性工资，个人收入并不自动与企业收益同步增长。不论是与企业收益相比，还是与私有制社会的同类企业家相比，褚时健都自然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心理。这是贪污的内因，或者说贪污的动机。
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能贪污？褚的贪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私分公款，二是通过为他人批烟倒卖获得贿赂。报道称，近几年大凡企业一把手发生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都牵涉到若干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形成"串案"。褚时健私分公款也是将集团副总裁、总会计师、销售主任等人都拖下水。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就被拖下水？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红塔集团在形式上是现代企业，对外经营遵循市场规则，但对内控制必然仍是垂直式的一元化控制，一把手不仅是行政总经理，也是党委系统的大管家，是土皇帝，具有超行政的无形权力，其他经理人员即使无意卷入贪污，但在褚的家长式控制下，也不敢不随波逐流。至于通过批烟获得贿赂，更是权力介入市场的普遍腐败形式。
何清涟先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中国经济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市场化。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腐败的真正根源，与其说是权力市场化，不如说是权力一元化---国有企业的经营已是市场化的，但控制仍是一元化的，在这种情形下，权力介入市场岂不是必然的吗？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一元化体制导致特权现象；在市场经济时代，权力一元化体制导致腐败现象。褚时健之所以胆大包天，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在玉溪烟厂可以一手遮天。这是他贪污的外因，或者说贪污的条件。
由此可见，无论是分配制度问题，还是权力一元化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企业国有制问题。当国有制遭遇市场，当权力遭遇金钱，一方面，作为"领导"的经营者，其个人收入不能体现企业创利，遂可能出现"富庙穷方丈"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经营者的"领导"，其控制性的权力极易通过介入市场而非法获益，遂可能出现"穷庙富方丈"现象。这就意味着，褚时健贪污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和道德操守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贡献如此之巨，收入如此之微；权力如此之大，贪污如此之易，岂不是不拿白不拿？更重要的是，产生褚时健的制度土壤是普遍性的，因而，产生褚时健式的人物也是普遍性的，于是就形成了马军所指出的现象：优秀企业家的归宿往往是监狱、刑场或外逃！
如何消除这种制度性腐败？根本出路，唯有所有制改革。但所有制改革的探讨与实践虽曾兴盛一时，结果却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所有制改革搞得不好的话，可能产生严重问题：一、所有制改革使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危机雪上加霜。二、所有制改革同样会陷入权力一元化的陷阱。如果企业负债经营，甚至资不抵债，则企业职工可能被迫出资入股，实质上是在强制性的情况下承担企业债务；如果企业运作正常，则掌权者可以优先乃至垄断地低价获得企业资本，实质上是使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账户。三、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化，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会不会殊途同归于私有化？
正因为如此，有人担心，所有制改革，退则回到毛泽东，进则紧跟戈尔巴乔夫，所以进（私有制）退（国有制）失据，左（计划经济）右（自由经济）为难，只能走走停停。当年东西方冷战正酣之际，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旗雷蒙·阿隆对国际政局曾有著名概括：战争不可能，和平无希望。现在似乎也可以这样概括当前中国国企改革的工形势：推行私有制不可能，传统国有制无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