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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竖琴>前记》中曾论及俄罗斯文学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形成了“为人生”的主流，列举了近代俄国文学四大家的姓氏，认为他们是“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其中即有陀思妥夫斯基(现通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者)，虽然他们“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但却也道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叫唤，呻吟，困穷，酸辛”乃至“挣扎”。
由于对近代以至“五四”前后一段时期的翻译文学史涉猎甚浅，未能考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初引进中国的具体时间；但鲁迅曾指出最先“陆续翻译他们(即指陀氏等。——笔者)的一些作品”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这大概与史实不会相悖太远。现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其十三卷一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即辟有“陀斯妥以夫斯基研究”专栏，刊发有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小航的《陀思妥以夫斯基传略》、郎损的《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同时还披露了陀氏小影、手迹。在此之前，《小说月报》十二卷还编印过“俄国文学专号”的增刊，其“论文”部分有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其中即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略；其“译丛”部分则有陈大悲译的陀氏短篇《贼》。文学研究会的另一机关刊物《文学周报》(《时事新报》副刊)第十九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也特辟了“陀氏百年纪念专号”，第二十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十二期至三十五期(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都有关于陀氏的文章、资料。以上就是“五四”时期关于陀氏介绍的概况。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品的中译单行本，则是由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翻译出版的。陀氏作品第一种中译本即他的成名作——书简体小说《穷人》，韦丛芜译，经鲁迅校阅并编入《未名丛刊》，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印数一千五百册。译稿由韦丛芜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完成，翌年春即送交鲁迅先生审阅。(查《鲁迅日记》，韦与鲁迅交往的最早日期为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该日记有：“得霁野信并蓼南文稿。”蓼南即韦丛芜，文稿疑即《穷人》译稿)鲁迅后据原白光的日译本予以校订。
《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条记有：“往东亚公司买《支那童话集》、……《赌博者》，……各一本，共泉十元二角。”《赌博者》即为上述原白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五卷，其中除《赌博者》(湖风版洪灵菲中译本题作《赌徒》——笔者)外尚附有《穷人》，此即为鲁迅据之以校改译稿的日译本。检索《鲁迅日记》，可见二五年至二六年间鲁迅、韦丛芜信札往来频仍，并时相过从，惜这些函件大多散佚，已无从查考其内容，其中极可能涉及《穷人》译稿推敲事。现存鲁迅书简中唯一论及《穷人》译稿的，仅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致韦素园笺，其中说到：“昨看见张凤举，他说Dosto-jewski的《穷人》，不如译作‘可怜人’之确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穷’与‘可怜’二义。倘也与英文一样，则似乎可改，请与霁野一商，改定为荷。”译本的题名也商榷再三，可见鲁迅先生在培育文学青年时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态度。
《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条记有：“上午寄素园信并《穷人》小引。”鲁迅在《小引》中说：“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回丛芜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鲁迅还根据《陀思妥夫斯基文学著作集》(《Dostoievsky’s litterarsche Sch-riften》)、梅列士柯夫斯基：《陀思妥夫斯基与托尔斯泰》(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以及曙梦的《露西亚文学研究》等书，当然更依据自己历年积累的心得，在《小引》中撮要介绍了陀氏的生平与创作，认为陀氏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揭示“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正因为陀氏充溢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爱与同情，故而激起鲁迅的通感与共鸣，颇为称赏陀氏自称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所显示的“灵魂的深”。同时，鲁迅也指出陀氏笔下的人物均经历了“精神的苦刑”，大都是“没有活路的”，处于“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惟有进向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另外，也有些送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不过，后一类人完成“苦的涤除”、走上“苏生的路”的历程，却表现得十分渺茫与虚妄，形象比前一类人要显得苍白与孱弱。
这里，我想说些题外的话，即二三十年代时，中国一些勇于变革、敢于身殉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者，亦同鲁迅一样，一度热衷于陀氏的绍介。例如“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李伟森就曾编译过，《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记及回想录》(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洪灵菲翻译了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湖风书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版)和《赌徒》(湖风书局，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我想，他们之所以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关著作及作品，当然是因为陀氏对黑暗社会暴露得深刻、对贫苦民众同情得真切吧，也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在蒋介石“法治”之下的际遇，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人民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勋政”下的命运并无二致，故而借助陀氏犀利的笔锋来揭露独夫的专制与暴虐。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陀氏作品中所宣扬的“阴暗哲学”，亦即高尔基曾指出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听天由命，顺从一切，宽恕一切”的“无为思想”(高尔基语)，也当然是不以为然的。鲁迅晚年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而作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对于陀氏的思想与创作有了更深刻的剖析，针对“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认为正是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病态产物，进而指出陀晚年热衷于宣传正教的“神”——基督，和中国孔教崇奉的“礼”一样，都是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鲁迅极为透辟地揭示，要扬弃对于恶势力的“百分之百的忍从”，而代之以“虚伪”。这种有特定涵义的“虚伪”，是被压迫者渐次觉醒、起而抗争的前奏，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是必需和必要的，“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当然早已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的“说教”，而昭示了陀氏所不敢正视的“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一朴素的真理。
至于《穷人》，鲁迅在《小引》中关于它的问世及影响也有所记叙：“《穷人》是作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并且还以惊叹的口吻写道：“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以上评介，可以说是全般揄扬，无一微辞。但十年之后在论及《穷人》时却如此说道：“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虽无贬抑，却已存疑。鲁迅对陀氏认识的深化，还散见于他晚年写的文章以及所编辑与支持的刊物。例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所写的文章中曾说：“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在鲁迅所赞助，庄启东、陈君冶编辑的《春光》上，则译载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妥斯退夫斯基论》(云林译，刊该刊一卷二号，一九三四年四月)，其中对于作为艺术家与思想家的陀氏作了精到的评析，阐扬了他的伟大与不凡，也揭示了他“极端恶魔主义”的重负，指出“妥斯退夫斯基的精神的源流，就是一面避免着顽强的独裁制，一面与这河床(按指宗教——笔者)合流着。”但陀氏思想中有一条主线是不能忽视的，即他始终满怀忧戚与希冀瞩目祖国的未来，他的爱国赤诚是毋庸置疑的。最后，卢那察尔斯基写道：“俄国现在是多难的，但是正在向光荣的道路前进。它的背后，站立着祝福他前进的伟大的预言者们的姿影。而这些预言者之中，最有魅力的最美丽的姿影恐怕就是妥斯退夫斯基吧。”象以上这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剖析陀氏的作家论，可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
《<穷人>小引》曾先刊发于《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而《穷人》印本亦于同月下旬出版。(《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条记有：“午后托广平往北新书局取《语丝》，往未名社取《穷人》。”)
《穷人》作为陀氏作品第一个中译本问世，倒也装饰得绰约淡雅，封面素洁、朴直、沉郁，与书的内容却也吻合无间。以蓝灰色厚纸为底纹的书面上，上方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笔龙蛇似的签名式；右侧配置一小方陀氏版画肖像，署名“FV”，系法国画家跋乐顿所作，刀法粗疏而传神，于一片昏暗中浮现着陀氏愁蹙的苦脸，似乎在向我们叙说那令人揪心与寒颤的故事；左侧书名则由鲁迅手书近隶体的“穷人”两字，苍劲瘦削，给人以形销骨立之感，书名下缀有“韦丛芜译”一行小字。装订款式即为《未名丛刊》统一的道林纸印毛边装，经过半个多世纪仍悦目而柔韧，不愧为鲁迅亲手擘划的中国现代出版物中的精品。扉页亦为《未名丛刊》的统一格式，方框内仅注明丛刊、作品、作者、译者之名，虽无任何花饰却醒目而美观。扉页后印有一帧陀氏抱膝而坐的照片，端重、愁苦、冷峻的神色一如他作品的风格，下端则署有陀氏的花体签名式。鲁迅撰《小引》置于卷首地位，紧衔其后的即为译本所据原本之一——美国现代丛书社《现代丛书》版的英译本《引言》，ThomasSeltzer所撰，其中也概述了陀氏的生平与创作，其中引述了别林斯基在读完《穷人》原稿时惊呼：“一位新果戈理出现了！”并兴奋地对陀氏说道：“告诉我，青年，你理会你这里所写的一切是如何地真实么？你真正捉住这一切可怕的真理么？不！在你这大年纪是不可能的。你深入事物的本质了。真理显示于你如同显示于一个艺术家似的。这是天赋的。护持这种天才，忠诚地对它，你将成为一个大著作家。”可惜这段话的出处我未能查到。
读毕《穷人》，那“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的“可怜的老人”，所发出的裂人肺腑的“不成声的绝叫”，如此强烈地震撼人心，竟然在耳际回荡经日，似乎不绝于耳，其迫人的感染力当然要归功于原著，但也不能忽略了译笔的忠实、流畅。译者当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余岁的文学青年，译述态度是谦恭而严谨的，他所据以翻译的主要底本是英国女翻译家康斯坦斯·迦内特(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又参考了美国《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的英译本；译稿先经其兄韦素园以原文本校订，复又经鲁迅先生据日本翻译家原白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本加以校核，“以定从违”。三种文本的反复校改，译文的忠实与练达，当然无可疑虑了。
《彷徨》初版本(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版权页后刊有《未名丛刊》广告，其中关于《穷人》写道：“俄国陀斯妥夫斯基作，韦丛芜译。这是作者的第一部，也是即刻使他成为大家的书简体小说，人生的困苦与悦乐，崇高和卑下，以及留恋和决绝，都从一个少女和老人的通信中写出。译者对比了数种译本，并由韦素园用原文校定，这才印行，其正确可想。鲁迅序。并有作者画像一幅，并用其手书及法人跋乐顿画像作封面。”这则“广告”是关于《穷人》的最凝练的评介，很可能是鲁迅先生手拟的；其中未提及自己据日译本校定，正由于先生的谦逊，此亦可作系鲁迅亲撰的旁证。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更可见鲁迅先生对《穷人》所倾注的心力，而这渗透着鲁迅血汗的译本，也更应该得到后人的珍视，不要因为译者后来的蜕变而连同摈弃如敝履。
由于对近代以至“五四”前后一段时期的翻译文学史涉猎甚浅，未能考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初引进中国的具体时间；但鲁迅曾指出最先“陆续翻译他们(即指陀氏等。——笔者)的一些作品”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这大概与史实不会相悖太远。现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其十三卷一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即辟有“陀斯妥以夫斯基研究”专栏，刊发有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小航的《陀思妥以夫斯基传略》、郎损的《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同时还披露了陀氏小影、手迹。在此之前，《小说月报》十二卷还编印过“俄国文学专号”的增刊，其“论文”部分有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其中即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略；其“译丛”部分则有陈大悲译的陀氏短篇《贼》。文学研究会的另一机关刊物《文学周报》(《时事新报》副刊)第十九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也特辟了“陀氏百年纪念专号”，第二十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十二期至三十五期(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都有关于陀氏的文章、资料。以上就是“五四”时期关于陀氏介绍的概况。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品的中译单行本，则是由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翻译出版的。陀氏作品第一种中译本即他的成名作——书简体小说《穷人》，韦丛芜译，经鲁迅校阅并编入《未名丛刊》，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印数一千五百册。译稿由韦丛芜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完成，翌年春即送交鲁迅先生审阅。(查《鲁迅日记》，韦与鲁迅交往的最早日期为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该日记有：“得霁野信并蓼南文稿。”蓼南即韦丛芜，文稿疑即《穷人》译稿)鲁迅后据原白光的日译本予以校订。
《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条记有：“往东亚公司买《支那童话集》、……《赌博者》，……各一本，共泉十元二角。”《赌博者》即为上述原白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五卷，其中除《赌博者》(湖风版洪灵菲中译本题作《赌徒》——笔者)外尚附有《穷人》，此即为鲁迅据之以校改译稿的日译本。检索《鲁迅日记》，可见二五年至二六年间鲁迅、韦丛芜信札往来频仍，并时相过从，惜这些函件大多散佚，已无从查考其内容，其中极可能涉及《穷人》译稿推敲事。现存鲁迅书简中唯一论及《穷人》译稿的，仅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致韦素园笺，其中说到：“昨看见张凤举，他说Dosto-jewski的《穷人》，不如译作‘可怜人’之确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穷’与‘可怜’二义。倘也与英文一样，则似乎可改，请与霁野一商，改定为荷。”译本的题名也商榷再三，可见鲁迅先生在培育文学青年时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态度。
《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条记有：“上午寄素园信并《穷人》小引。”鲁迅在《小引》中说：“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回丛芜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鲁迅还根据《陀思妥夫斯基文学著作集》(《Dostoievsky’s litterarsche Sch-riften》)、梅列士柯夫斯基：《陀思妥夫斯基与托尔斯泰》(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以及
这里，我想说些题外的话，即二三十年代时，中国一些勇于变革、敢于身殉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者，亦同鲁迅一样，一度热衷于陀氏的绍介。例如“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李伟森就曾编译过，《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记及回想录》(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洪灵菲翻译了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湖风书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版)和《赌徒》(湖风书局，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我想，他们之所以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关著作及作品，当然是因为陀氏对黑暗社会暴露得深刻、对贫苦民众同情得真切吧，也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在蒋介石“法治”之下的际遇，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人民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勋政”下的命运并无二致，故而借助陀氏犀利的笔锋来揭露独夫的专制与暴虐。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陀氏作品中所宣扬的“阴暗哲学”，亦即高尔基曾指出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听天由命，顺从一切，宽恕一切”的“无为思想”(高尔基语)，也当然是不以为然的。鲁迅晚年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而作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对于陀氏的思想与创作有了更深刻的剖析，针对“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认为正是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病态产物，进而指出陀晚年热衷于宣传正教的“神”——基督，和中国孔教崇奉的“礼”一样，都是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鲁迅极为透辟地揭示，要扬弃对于恶势力的“百分之百的忍从”，而代之以“虚伪”。这种有特定涵义的“虚伪”，是被压迫者渐次觉醒、起而抗争的前奏，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是必需和必要的，“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当然早已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的“说教”，而昭示了陀氏所不敢正视的“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一朴素的真理。
至于《穷人》，鲁迅在《小引》中关于它的问世及影响也有所记叙：“《穷人》是作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并且还以惊叹的口吻写道：“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以上评介，可以说是全般揄扬，无一微辞。但十年之后在论及《穷人》时却如此说道：“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虽无贬抑，却已存疑。鲁迅对陀氏认识的深化，还散见于他晚年写的文章以及所编辑与支持的刊物。例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所写的文章中曾说：“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在鲁迅所赞助，庄启东、陈君冶编辑的《春光》上，则译载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妥斯退夫斯基论》(云林译，刊该刊一卷二号，一九三四年四月)，其中对于作为艺术家与思想家的陀氏作了精到的评析，阐扬了他的伟大与不凡，也揭示了他“极端恶魔主义”的重负，指出“妥斯退夫斯基的精神的源流，就是一面避免着顽强的独裁制，一面与这河床(按指宗教——笔者)合流着。”但陀氏思想中有一条主线是不能忽视的，即他始终满怀忧戚与希冀瞩目祖国的未来，他的爱国赤诚是毋庸置疑的。最后，卢那察尔斯基写道：“俄国现在是多难的，但是正在向光荣的道路前进。它的背后，站立着祝福他前进的伟大的预言者们的姿影。而这些预言者之中，最有魅力的最美丽的姿影恐怕就是妥斯退夫斯基吧。”象以上这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剖析陀氏的作家论，可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
《<穷人>小引》曾先刊发于《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而《穷人》印本亦于同月下旬出版。(《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条记有：“午后托广平往北新书局取《语丝》，往未名社取《穷人》。”)
《穷人》作为陀氏作品第一个中译本问世，倒也装饰得绰约淡雅，封面素洁、朴直、沉郁，与书的内容却也吻合无间。以蓝灰色厚纸为底纹的书面上，上方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笔龙蛇似的签名式；右侧配置一小方陀氏版画肖像，署名“FV”，系法国画家跋乐顿所作，刀法粗疏而传神，于一片昏暗中浮现着陀氏愁蹙的苦脸，似乎在向我们叙说那令人揪心与寒颤的故事；左侧书名则由鲁迅手书近隶体的“穷人”两字，苍劲瘦削，给人以形销骨立之感，书名下缀有“韦丛芜译”一行小字。装订款式即为《未名丛刊》统一的道林纸印毛边装，经过半个多世纪仍悦目而柔韧，不愧为鲁迅亲手擘划的中国现代出版物中的精品。扉页亦为《未名丛刊》的统一格式，方框内仅注明丛刊、作品、作者、译者之名，虽无任何花饰却醒目而美观。扉页后印有一帧陀氏抱膝而坐的照片，端重、愁苦、冷峻的神色一如他作品的风格，下端则署有陀氏的花体签名式。鲁迅撰《小引》置于卷首地位，紧衔其后的即为译本所据原本之一——美国现代丛书社《现代丛书》版的英译本《引言》，ThomasSeltzer所撰，其中也概述了陀氏的生平与创作，其中引述了别林斯基在读完《穷人》原稿时惊呼：“一位新果戈理出现了！”并兴奋地对陀氏说道：“告诉我，青年，你理会你这里所写的一切是如何地真实么？你真正捉住这一切可怕的真理么？不！在你这大年纪是不可能的。你深入事物的本质了。真理显示于你如同显示于一个艺术家似的。这是天赋的。护持这种天才，忠诚地对它，你将成为一个大著作家。”可惜这段话的出处我未能查到。
读毕《穷人》，那“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的“可怜的老人”，所发出的裂人肺腑的“不成声的绝叫”，如此强烈地震撼人心，竟然在耳际回荡经日，似乎不绝于耳，其迫人的感染力当然要归功于原著，但也不能忽略了译笔的忠实、流畅。译者当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余岁的文学青年，译述态度是谦恭而严谨的，他所据以翻译的主要底本是英国女翻译家康斯坦斯·迦内特(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又参考了美国《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的英译本；译稿先经其兄韦素园以原文本校订，复又经鲁迅先生据日本翻译家原白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本加以校核，“以定从违”。三种文本的反复校改，译文的忠实与练达，当然无可疑虑了。
《彷徨》初版本(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版权页后刊有《未名丛刊》广告，其中关于《穷人》写道：“俄国陀斯妥夫斯基作，韦丛芜译。这是作者的第一部，也是即刻使他成为大家的书简体小说，人生的困苦与悦乐，崇高和卑下，以及留恋和决绝，都从一个少女和老人的通信中写出。译者对比了数种译本，并由韦素园用原文校定，这才印行，其正确可想。鲁迅序。并有作者画像一幅，并用其手书及法人跋乐顿画像作封面。”这则“广告”是关于《穷人》的最凝练的评介，很可能是鲁迅先生手拟的；其中未提及自己据日译本校定，正由于先生的谦逊，此亦可作系鲁迅亲撰的旁证。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更可见鲁迅先生对《穷人》所倾注的心力，而这渗透着鲁迅血汗的译本，也更应该得到后人的珍视，不要因为译者后来的蜕变而连同摈弃如敝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