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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管理机制的壁垒令政府异地灾备陷入了相互“扯皮”的“泥沼”。由政府联合推进的灾备“外包”能否打开通途？
自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难恢复管理在中国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各级政府都加紧了灾备中心和应急系统的建设。然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在落实灾备建设时却发现，在现行的市场环境和管理机制下，异地自建灾备中心所要面临的挑战几乎能令其“夭折”。
“机制创新”成为了“推进灾备恢复管理实践”的关键，在近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灾难恢复行业高层论坛”上，这也成为了论坛的焦点话题。
协调机制缺失
“我们很早就计划建立异地灾备中心了，但是与灾备中心目的地各管理部门的洽谈却令我们的计划一拖再拖。”在论坛上，一位城市灾备中心的负责人表示，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而且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也不相当，各地在技术、操作、服务以及定价标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城市间的异地灾备建设陷入了“僵局”。
“成都和上海、北京的人力成本都不一样，服务水平也不尽相同，运营成本的合算很难达成一致。”对此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刘勇也有同感，他认为在现有的环境下，单靠政府间的常规协调，很难落实异地灾备中心的建设。
对于灾备管理协调机制的缺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的王娜处长指出，目前我国的灾备管理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 缺少可操作性的行政管理办法、标准规范不统一、运营管理和预案不完善，以及灾难恢复建设存在投资浪费和灾难备份建设过于集中等方面。
协调机制的缺失是城市间建立异地灾备难于实现的根源。据GDS万国数据总裁兼CEO 黄伟介绍，由于各地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协调，目前自建异地灾备中心的成本相当之高，“一般来说，大型企业建立一个灾备数据中心需要2000万～3000万美元的投入，而一个集中化的、能够覆盖区域甚至全国应用的灾备数据中心的投资更是上亿美元”。
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运营资源得不到协调，自建灾备中心的政府很有可能“吃不消”灾备中心的管理事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成都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将成为专业的IT机构。”刘勇解释道，“举例来说，一个部门需要更新两台小型机，预算就需要3900万元，还要配八个IT专职人员和两个精算师。今年成都有好几个部门都提出了相应的需求。”刘勇表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成都两亿元的信息化预算。
政企抱团突围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协调城市间的资源，建立合理的异地灾备呢？
“灾难恢复具有小概率、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度专业化等特性，不能单一依靠政府协调，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调节。”王娜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一套市场驱动和政府主导充分结合的机制。“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引导市场发展，比如设立信息安全专项，鼓励灾备领域企业的研发。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的灾备需求统一外包给从事灾难恢复的专业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的尹洪涛处长也认为，IT外包、资源外包、灾备外包、数据中心管理外包都是可行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进行灾难备份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自建并不现实，数据中心和灾难备份外包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优势”。
有鉴于此，在本届论坛上，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云南省电子政务网络管理中心、深圳市信息网络中心及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和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共同发起了“中国城际灾备合作倡议”，意在整合灾备资源，提高中国整体灾备能力。
而对于这种机制上的创新，刘勇则表示，成都的这一创举走出了“电子政务外包的第一次社会化实践”。这一机制将有利于加强中国城市信息系统灾备能力建设，建立城际共享的灾备服务基础设施，推动灾备管理专业咨询、专业技术与行业最佳实践的应用，开展信息系统灾备专业顾问资格认证、教育及培训的长期合作与交流。
自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难恢复管理在中国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各级政府都加紧了灾备中心和应急系统的建设。然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在落实灾备建设时却发现，在现行的市场环境和管理机制下，异地自建灾备中心所要面临的挑战几乎能令其“夭折”。
“机制创新”成为了“推进灾备恢复管理实践”的关键，在近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灾难恢复行业高层论坛”上，这也成为了论坛的焦点话题。
协调机制缺失
“我们很早就计划建立异地灾备中心了，但是与灾备中心目的地各管理部门的洽谈却令我们的计划一拖再拖。”在论坛上，一位城市灾备中心的负责人表示，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而且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也不相当，各地在技术、操作、服务以及定价标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城市间的异地灾备建设陷入了“僵局”。
“成都和上海、北京的人力成本都不一样，服务水平也不尽相同，运营成本的合算很难达成一致。”对此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刘勇也有同感，他认为在现有的环境下，单靠政府间的常规协调，很难落实异地灾备中心的建设。
对于灾备管理协调机制的缺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的王娜处长指出，目前我国的灾备管理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 缺少可操作性的行政管理办法、标准规范不统一、运营管理和预案不完善，以及灾难恢复建设存在投资浪费和灾难备份建设过于集中等方面。
协调机制的缺失是城市间建立异地灾备难于实现的根源。据GDS万国数据总裁兼CEO 黄伟介绍，由于各地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协调，目前自建异地灾备中心的成本相当之高，“一般来说，大型企业建立一个灾备数据中心需要2000万～3000万美元的投入，而一个集中化的、能够覆盖区域甚至全国应用的灾备数据中心的投资更是上亿美元”。
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运营资源得不到协调，自建灾备中心的政府很有可能“吃不消”灾备中心的管理事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成都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将成为专业的IT机构。”刘勇解释道，“举例来说，一个部门需要更新两台小型机，预算就需要3900万元，还要配八个IT专职人员和两个精算师。今年成都有好几个部门都提出了相应的需求。”刘勇表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成都两亿元的信息化预算。
政企抱团突围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协调城市间的资源，建立合理的异地灾备呢？
“灾难恢复具有小概率、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度专业化等特性，不能单一依靠政府协调，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调节。”王娜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一套市场驱动和政府主导充分结合的机制。“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引导市场发展，比如设立信息安全专项，鼓励灾备领域企业的研发。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的灾备需求统一外包给从事灾难恢复的专业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的尹洪涛处长也认为，IT外包、资源外包、灾备外包、数据中心管理外包都是可行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进行灾难备份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自建并不现实，数据中心和灾难备份外包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优势”。
有鉴于此，在本届论坛上，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云南省电子政务网络管理中心、深圳市信息网络中心及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和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共同发起了“中国城际灾备合作倡议”，意在整合灾备资源，提高中国整体灾备能力。
而对于这种机制上的创新，刘勇则表示，成都的这一创举走出了“电子政务外包的第一次社会化实践”。这一机制将有利于加强中国城市信息系统灾备能力建设，建立城际共享的灾备服务基础设施，推动灾备管理专业咨询、专业技术与行业最佳实践的应用，开展信息系统灾备专业顾问资格认证、教育及培训的长期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