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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十年前有所退化,八成人担心十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经历了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的接连爆发,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更加敏感和警觉,垃圾危机一触即发,1/3以上受访者表示有过环保抗议行动
中国公众对绿化的感受最好,对自然水体的感受最差。
相比较而言,多数人认为绿化较10年前好,而生活用水的质量、江河湖海的状况、空气质量、以及生物环境,都较十年前有所退化。其中,公众感到退化最严重的是空气质量和江河湖海的水。
对于10年以后的状况,中国公众对绿化最有信心,对饮用水和空气质量都深感忧虑。
2010年4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中国公众的生态环境感受及十年以后的想象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为62.7分。
本次调查以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作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城市按照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然后在每类城市群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目标抽样城市,对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早在2003年3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说过:“环境保护工作,要着眼于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然而7年过去了,这些目标仍旧是人们所担心的。
“中国的环境压力和面临的形势,确实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近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形势局部在改善,但是在总体上,处于退化的趋势。”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在去年12月《小康》杂志社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如是指出。
经历了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的接连爆发,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更加敏感和警觉。本次调查中,觉得自己目前正在受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均达到受访者总数的八成以上;觉得自己受到噪音污染和垃圾污染的,达七成以上。而且有八成人觉得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己的健康威胁“比较大”或“非常大”。
“城市速绿”的代价
从公众对几个环境指标的评价上看,对绿化的好评最多。而且和10年前相比,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绿化越来越好。其中,城市受访者对绿化进步的感受更为明显。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10年3月发布的《200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37%,绿地率33.29%,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9.71平方米。和10年前相比,这三个指标都有较大进步。
但是在“城市速绿”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为众多业内人士所诟病的“大树进城”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和郑延海在“2010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对近10年来因“大树进城”造成的乡村生态破坏深表痛心。2009年6月,“大树进城”被叫停,但“许多大树、古树都已‘命丧黄泉’——大树在移栽过程中的死亡率高达50%～70%,乡村山坡水土流失,鸟兽失去家园,与其改善的城市局部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
不过总体而言,不论城乡,中国公众对中国的绿化还是抱有很大信心,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想象10年以后,中国的绿化状况会更好。
近八成人担心 10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
与对绿化的乐观相比,中国公众对于水,既不满意,也没信心。四成多受访者感觉生活用水质量在下降,感觉自然水体发生退化的比例更高达六成以上。近八成人担心10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九成人担心水资源更加匮乏,以至出现饮水困难。
“中国的水危机是在加剧,湖泊和水库尤其严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之上。
“自然之友”李翔分析了官方报告中对中国水质状况描述上的变化。20年前的官方报告称:“我国江河湖库水质基本良好”,十15年前就变成:“我国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0年前的说法是:“七大重点流域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去年则成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
2009年的官方报告称,我国七大水系Ⅳ类以上水质的断面为45%。“也就是说,近半数的江河水是不能饮用、身体也不应直接接触的,其中,一些是连工业和农田灌溉也不能用的。”李翔说。
更为危机的是湖库水。太湖、滇池、巢湖、西湖、东湖、大明湖,以及门楼水库、大伙房水库、崂山水库,均始终或多年保持在劣Ⅴ类水质,即水质已经差到基本毫无用处。
2008年3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国)赴太湖地区调查太湖蓝藻爆发的原因。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介绍说,当地人反映,自来水发臭,湖里很多鱼都已绝迹。“化学农业污染是造成太湖蓝藻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方立峰说,太湖流域耕地化肥施用量已达667公斤/公顷,其中65%～70%进入水和空气成为污染物。太湖水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约50亿元。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减少农业污染的措施。”方立峰说,但其中的一些措施并未得到落实,尤其是生态农业并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每个人都是吸尘器
中国公众对于空气质量,同样是忧心忡忡。本次调查显示,超六成人认为近10年来空气质量发生了退化甚至恶化。多达八成人担心10年以后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
2009年发布的官方报告称:“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是部分城市污染仍重。”“自然之友”顾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楯解释说,2008年是历史数字当中最好的,优于二级的达标的状况在72.8%。但是他提醒大家注意,“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粒物是没有列入监测指标的,而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2008年有媒体曾报道过,城市灰霾天年夺命30万。”
不少专家警告说:“每个人都是吸尘器”,每人“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的空气”,尤其要警惕汽车尾气对生命的危害。一项针对中国部分城市儿童铅中毒的调查显示,北京6岁以下儿童有近7%血铅超标,汽车尾气污染是主要原因。
环境健康事件进入高发期
4月份的一天,“自然之友”调研部的张伯驹接到了一个来自贵州黔东南州的电话。有人反映,一个占地123公顷、耗资100亿元的造纸厂将落户他们所在的玉屏县上游的舞阳河畔,而对于该项目的环评过程,许多当地民众并不知情。建厂的消息引起了民间的反对声浪,人们议论说:“黔东南州要以破坏环境的代价来换取GDP”,“拯救舞阳河,誓死保家园”的抗议活动随之而起。
张伯驹说,每当接到类似的电话,他们总是要先劝投诉者千万要理性,尽量不要在法律框架之外做出行动。但事实往往是,合理合法的渠道却并不有效。据说玉屏县“四大班子”曾向省里提出过“迁址”要求,但被要求“顾全贵州经济发展整体利益”。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2006年曾披露过一个数据,“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
本次调查中,表示有过环保抗议行动(投诉、举报、发控诉帖/博文、集会、诉讼等)的受访者,达1/3以上。
“环境群体事件近年凸显,固然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媒体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有关,”浙江财经学院社工系童志锋指出,“但如果不是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危及到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受损者也不会起来抗议;另外,地方政府无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目前看来还坚不可摧的、地方政府“唯GDP”的政绩观。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环境执法不严,而同时又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后果的显现有一定的滞后性,才导致了去年多起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受损事件的接连爆发。
也有专家指出,今后若干年,环境健康事件都有可能频繁发生。
垃圾危机“一点就着”
5月在南京天井洼、9月在北京阿苏卫、10月在江苏平望、11月在广东番禺,去年,由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和建设,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2009年是中国垃圾危机的爆发年。”张伯驹说。
中国公众前所未有地关注垃圾问题。本次调查中,九成受访者对垃圾处理问题表示“关注”。且和10年前相比,超过八成人表示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去年,随着“垃圾发电黄金期千载难逢”等主张被媒体报道,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势头愈加强劲,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议也日益升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垃圾处理正在演变成为社会敏感问题,一碰这个问题,社会公众反应强烈,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处理场新址等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
那么,垃圾焚烧厂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害?观点针锋相对。
2010年4月8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现在人们在炒作垃圾焚烧厂对周边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是一种误导。“西欧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厂,大都建在城市中心,无非是把这些垃圾处理厂卡通化了,做得非常漂亮,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去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低的。”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2009年11月1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赵章元作客人民网时指出,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这种说法是早已过时的广告词。
“由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污染了周围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焚烧大国。据国际二英会议报告介绍,日本全国的二英浓度平均值超过欧盟许多国家五倍多。”赵章元说,“所以说,把垃圾焚烧厂建在居民区中是有教训的。”
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人认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会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则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只有两成多。
据统计,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增长率为10%以上,每年未被处理的垃圾约有2000万吨,全国600多座城市当中的2/3已被垃圾包围。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进退两难。
“如果只把出路放在末端,垃圾永远处理不完。”张伯驹说,政府动辄投入几个亿去建一个焚烧项目,而对于垃圾的前端减量、分类、回收、转运、管理和再利用工作,却远远没有做到位。
10多年前,台湾也曾启动“一县市一焚化炉”的庞大计划,招致全岛民众反对。此后民间社会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并取得成效。如今焚化炉面临垃圾不够烧的困境。一位台北环保局的工程师曾对媒体表示:“应该是在建造焚化炉之前先做垃圾减量;如果不减量,以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能盖多少座?”
“海峡对岸的对抗垃圾焚化炉的经验是:减量、分类、资源化,才是垃圾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张伯驹说。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小康生态调查”问卷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设计,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实施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以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作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城市按照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然后在每类城市群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目标抽样城市,对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调查执行时间为2010年4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量为1068份。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
问卷同时在“新浪调查”推出,3000多位网友参与答题,数据用于比较。
中国公众对绿化的感受最好,对自然水体的感受最差。
相比较而言,多数人认为绿化较10年前好,而生活用水的质量、江河湖海的状况、空气质量、以及生物环境,都较十年前有所退化。其中,公众感到退化最严重的是空气质量和江河湖海的水。
对于10年以后的状况,中国公众对绿化最有信心,对饮用水和空气质量都深感忧虑。
2010年4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中国公众的生态环境感受及十年以后的想象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为62.7分。
本次调查以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作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城市按照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然后在每类城市群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目标抽样城市,对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早在2003年3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说过:“环境保护工作,要着眼于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然而7年过去了,这些目标仍旧是人们所担心的。
“中国的环境压力和面临的形势,确实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近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形势局部在改善,但是在总体上,处于退化的趋势。”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在去年12月《小康》杂志社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如是指出。
经历了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的接连爆发,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更加敏感和警觉。本次调查中,觉得自己目前正在受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均达到受访者总数的八成以上;觉得自己受到噪音污染和垃圾污染的,达七成以上。而且有八成人觉得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己的健康威胁“比较大”或“非常大”。
“城市速绿”的代价
从公众对几个环境指标的评价上看,对绿化的好评最多。而且和10年前相比,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绿化越来越好。其中,城市受访者对绿化进步的感受更为明显。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10年3月发布的《200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37%,绿地率33.29%,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9.71平方米。和10年前相比,这三个指标都有较大进步。
但是在“城市速绿”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为众多业内人士所诟病的“大树进城”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和郑延海在“2010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对近10年来因“大树进城”造成的乡村生态破坏深表痛心。2009年6月,“大树进城”被叫停,但“许多大树、古树都已‘命丧黄泉’——大树在移栽过程中的死亡率高达50%～70%,乡村山坡水土流失,鸟兽失去家园,与其改善的城市局部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
不过总体而言,不论城乡,中国公众对中国的绿化还是抱有很大信心,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想象10年以后,中国的绿化状况会更好。
近八成人担心 10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
与对绿化的乐观相比,中国公众对于水,既不满意,也没信心。四成多受访者感觉生活用水质量在下降,感觉自然水体发生退化的比例更高达六成以上。近八成人担心10年以后喝不到干净的水;九成人担心水资源更加匮乏,以至出现饮水困难。
“中国的水危机是在加剧,湖泊和水库尤其严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之上。
“自然之友”李翔分析了官方报告中对中国水质状况描述上的变化。20年前的官方报告称:“我国江河湖库水质基本良好”,十15年前就变成:“我国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0年前的说法是:“七大重点流域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去年则成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
2009年的官方报告称,我国七大水系Ⅳ类以上水质的断面为45%。“也就是说,近半数的江河水是不能饮用、身体也不应直接接触的,其中,一些是连工业和农田灌溉也不能用的。”李翔说。
更为危机的是湖库水。太湖、滇池、巢湖、西湖、东湖、大明湖,以及门楼水库、大伙房水库、崂山水库,均始终或多年保持在劣Ⅴ类水质,即水质已经差到基本毫无用处。
2008年3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国)赴太湖地区调查太湖蓝藻爆发的原因。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介绍说,当地人反映,自来水发臭,湖里很多鱼都已绝迹。“化学农业污染是造成太湖蓝藻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方立峰说,太湖流域耕地化肥施用量已达667公斤/公顷,其中65%～70%进入水和空气成为污染物。太湖水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约50亿元。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减少农业污染的措施。”方立峰说,但其中的一些措施并未得到落实,尤其是生态农业并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每个人都是吸尘器
中国公众对于空气质量,同样是忧心忡忡。本次调查显示,超六成人认为近10年来空气质量发生了退化甚至恶化。多达八成人担心10年以后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
2009年发布的官方报告称:“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是部分城市污染仍重。”“自然之友”顾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楯解释说,2008年是历史数字当中最好的,优于二级的达标的状况在72.8%。但是他提醒大家注意,“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粒物是没有列入监测指标的,而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2008年有媒体曾报道过,城市灰霾天年夺命30万。”
不少专家警告说:“每个人都是吸尘器”,每人“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的空气”,尤其要警惕汽车尾气对生命的危害。一项针对中国部分城市儿童铅中毒的调查显示,北京6岁以下儿童有近7%血铅超标,汽车尾气污染是主要原因。
环境健康事件进入高发期
4月份的一天,“自然之友”调研部的张伯驹接到了一个来自贵州黔东南州的电话。有人反映,一个占地123公顷、耗资100亿元的造纸厂将落户他们所在的玉屏县上游的舞阳河畔,而对于该项目的环评过程,许多当地民众并不知情。建厂的消息引起了民间的反对声浪,人们议论说:“黔东南州要以破坏环境的代价来换取GDP”,“拯救舞阳河,誓死保家园”的抗议活动随之而起。
张伯驹说,每当接到类似的电话,他们总是要先劝投诉者千万要理性,尽量不要在法律框架之外做出行动。但事实往往是,合理合法的渠道却并不有效。据说玉屏县“四大班子”曾向省里提出过“迁址”要求,但被要求“顾全贵州经济发展整体利益”。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2006年曾披露过一个数据,“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
本次调查中,表示有过环保抗议行动(投诉、举报、发控诉帖/博文、集会、诉讼等)的受访者,达1/3以上。
“环境群体事件近年凸显,固然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媒体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有关,”浙江财经学院社工系童志锋指出,“但如果不是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危及到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受损者也不会起来抗议;另外,地方政府无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目前看来还坚不可摧的、地方政府“唯GDP”的政绩观。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环境执法不严,而同时又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后果的显现有一定的滞后性,才导致了去年多起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受损事件的接连爆发。
也有专家指出,今后若干年,环境健康事件都有可能频繁发生。
垃圾危机“一点就着”
5月在南京天井洼、9月在北京阿苏卫、10月在江苏平望、11月在广东番禺,去年,由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和建设,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2009年是中国垃圾危机的爆发年。”张伯驹说。
中国公众前所未有地关注垃圾问题。本次调查中,九成受访者对垃圾处理问题表示“关注”。且和10年前相比,超过八成人表示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去年,随着“垃圾发电黄金期千载难逢”等主张被媒体报道,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势头愈加强劲,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议也日益升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垃圾处理正在演变成为社会敏感问题,一碰这个问题,社会公众反应强烈,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处理场新址等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
那么,垃圾焚烧厂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害?观点针锋相对。
2010年4月8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现在人们在炒作垃圾焚烧厂对周边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是一种误导。“西欧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厂,大都建在城市中心,无非是把这些垃圾处理厂卡通化了,做得非常漂亮,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去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低的。”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2009年11月1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赵章元作客人民网时指出,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这种说法是早已过时的广告词。
“由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污染了周围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焚烧大国。据国际二英会议报告介绍,日本全国的二英浓度平均值超过欧盟许多国家五倍多。”赵章元说,“所以说,把垃圾焚烧厂建在居民区中是有教训的。”
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人认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会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则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只有两成多。
据统计,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增长率为10%以上,每年未被处理的垃圾约有2000万吨,全国600多座城市当中的2/3已被垃圾包围。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进退两难。
“如果只把出路放在末端,垃圾永远处理不完。”张伯驹说,政府动辄投入几个亿去建一个焚烧项目,而对于垃圾的前端减量、分类、回收、转运、管理和再利用工作,却远远没有做到位。
10多年前,台湾也曾启动“一县市一焚化炉”的庞大计划,招致全岛民众反对。此后民间社会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并取得成效。如今焚化炉面临垃圾不够烧的困境。一位台北环保局的工程师曾对媒体表示:“应该是在建造焚化炉之前先做垃圾减量;如果不减量,以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能盖多少座?”
“海峡对岸的对抗垃圾焚化炉的经验是:减量、分类、资源化,才是垃圾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张伯驹说。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小康生态调查”问卷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设计,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实施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以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作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城市按照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然后在每类城市群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目标抽样城市,对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放。
调查执行时间为2010年4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量为1068份。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
问卷同时在“新浪调查”推出,3000多位网友参与答题,数据用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