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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大明宫词》的意境氛围和服装造型看上去受当时台湾舞台剧的风格影响很深。
叶锦添：《大明宫词》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关于唐朝的题材，对唐朝有很多的想象与经验，加上对古典舞蹈的视觉呈现初有心得，碰触到《大明宫词》就很快反应过来。李少红在北京给我展示了数百套已经完成的衣服，布料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国内算是很新的了。我问她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说穿起来不像古代人，没有古代美人的韵味。因此我给她看了很多我的创作，又重新做了几件主角的造型，在6天的时间内把所有的衣服改掉，当时有很多今天十分有名的演员都在化妆间门外等着，我以一天50个以上造型的速度帮他们一一归位。我只有一个要求，与我服装搭配的场景必须有宽大的空间，光源要照顾到大面积的色彩、小面积的表情与精细的妆容，他们都做到了。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历史中的服装来设计，更多是参考现代美术的用色方法，随意的构想，大胆的假设，精工的制作，一切都十分简单自然。
《新民周刊》：《大明宫词》给你在大陆的发展带来了好的机会吗？
叶锦添：我那时并没有收到太多《大明宫词》成功的消息，直到《卧虎藏龙》后我再到大陆工作，才知道它的影响力之大，很多文学界的人都会慕名而来，跟我谈论《大明宫词》里的感受。
《新民周刊》：你和李少红合作多次，包括这次的《红楼梦》，是因为当年那部戏带给你们成功的经验吗？
叶锦添：自从《恋爱中的宝贝》以后，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赤壁》之后，我在下一部电影之前有4个月的空档期，那时遇到李小婉，知道李少红要开拍《红楼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与挑战，他们都希望我能参与，我就答应了做前期的工作，希望电视剧在这段时间里就能开拍。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影响到原构想的进度与完整性，最后多花了一倍的时间。李少红的性格十分固执，她要的东西都会纠缠到底，她刻苦耐劳的创作状态与单纯天真的性格是我最欣赏的部分。
《新民周刊》：為一部影视作品做美术设计和服装造型，比如《红楼梦》或《赤壁》，你需要做的工作都包括哪些呢？
叶锦添：《红楼梦》和《赤壁》有点不一样的是，《红楼梦》时我没有参与整个制作与拍摄过程，而拍《赤壁》时我全程投入，从筹备到制作比较合乎我的思路。在整个工作流程方面我会先了解导演想表达的是怎样的世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剧本与演员的选择，组织适当的工作人员开始构想风格，当风格确定后，我们就要针对这种风格的完整做实际工作的艺术规划，直至全面完成。
《新民周刊》：为历史题材做造型大都是有确切的朝代可以对照的。这时的创作重要的是忠于历史，忠于文本呢，还是忠于艺术？
叶锦添：每一次决定风格之前都会考虑当时当地所有的条件的综合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导演的创作想法和对演员的选择。在我的经验里，任何风格的确定没有一定的原因，而且每一段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思路吸引着我，没有一定的逻辑左右某种风格的确立。
造型美术这个工作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你从香港理工大学后毕业后进入了《电影双周刊》担任摄影师，是喜欢电影，还是喜欢摄影？
叶锦添：当时对未来还没有计划，对电影也处在摸索阶段，只因为电影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元素，因此一直没有离开。那时候摄影才是我真正的职业。
《新民周刊》：徐克慧眼识英雄，找你做《英雄本色》的执行美术。我知道香港电影圈之前没有美术指导这一位置的，最早好像是张叔平在1980年替《爱杀》里的林青霞做定妆和造型。等到你进入电影圈时，美术这个岗位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叶锦添：我所认识的香港电影圈最早出现的美术指导是区丁平与张叔平，他们当时没有一种明确的所谓电影分工概念。受到60年代海外电影的影响，这批海归导演们与电影工作人员开始注重电影的画面传达。等到我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已经算是第三代了，对电影美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观念，开始钻研电影的视觉语言，而不甘心只做装饰的工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造型设计，首要出发点是突出这个演员，还是突出这部作品的风格呢？比如你和周迅合作了很多次，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里她的造型和整部作品的风格相得益彰。但到了《射雕英雄传》，你似乎又变成突出她本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黄蓉形象。
叶锦添：我觉得首先要确定片子的艺术风格，再找寻每一个演员的切入点。《大明宫词》与《橘子红了》的时候，我与导演有充分的创作沟通。但《射雕》当时剧组已经开拍，没有太多的沟通时间，只能在周迅身上做文章。
《新民周刊》：你评价过田壮壮，真正爱电影的人，忠于电影，而不考虑妥协。你是这样的人吗？
叶锦添：我目前还是一个被邀请的角色，很难说我有没有坚持属于自我的想法，但喜欢好的电影是不用犹豫的。
《新民周刊》：影视、舞台造型创作需要合作者，你喜欢怎样合作方式呢？
叶锦添：通常找我合作的人都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至少我们有了一种互信的默契，这对于第一次合作的关系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创作时，大家是否站在同一战线，是否可以度过每一次的困难，人的气质与度量都是极为关键的。我是一个在创作上十分健谈的人，思想上的沟通是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
《新民周刊》：国内稍微大点制作成本的电影都会找你、张叔平或者奚仲文，有点垄断的味道了。这个行业究竟是怎样的状况呢？
叶锦添：我目前还没有这个困扰，我光是接了《赤壁》就忍痛推掉了李安、张艺谋、法国巴黎歌剧院与其他外国片商的邀请，整整3年泡在了《赤壁》的剧组里。这几年，人们所知道的大制作都有找上我，但我只做了一个《赤壁》，我想这样就没有什么垄断可言了。至于张叔平除了《蓝莓之夜》，至今还没有看到他其他的作品，奚仲文做了《黄金甲》、《投名状》与《江山美人》之后，也很少有其他的作品，我想我们都是比较谨慎地选择自己合作的对象，更谈不上垄断。
我经常处于自我怀疑中
《新民周刊》：现在的你名利双收，早年的你也曾在清贫和寂寞中支撑，一直到《卧虎藏龙》才有所改变，奥斯卡奖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叶锦添：我觉得真正不同的地方是和以往相比，社会给我开了一道门，但同时也让我清楚了某种梦想仍然是不容易达到的。世界走得太慢，总是让人等待得太久。
《新民周刊》：小时候家境贫寒，你说过“一无所有”，那段时候生活空白到什么程度呢？
叶锦添：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小时候我习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我熟悉的想象对象。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会把它们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自得其乐。后来我慢慢建立了朋友圈子，从盲目自大发展出在公共场合的自信心，充满表演欲又害羞的性格一直干扰着我，很多矛盾也从此而起。到今天为止，这种性格一直浮现在我传达内心世界的现代艺术里。
《新民周刊》：你学过摄影，画画更出色，现在获得的所有褒奖里，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呢？
叶锦添：每一次的褒奖都十分重要，因为我经常会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每一次的成功都给我麻醉一下，但是很快这种平静的感觉就会消失，自我又开始浮动起来。我相信我的创作是变幻不定的，必须要花尽力气去追逐那个变动的心，因此一直都在跌宕不定地往前冲。可能是这个原因，使我产生了一种承受困难与压力的意志，走出了一条自我的路来。
大众的评价
《新民周刊》：很多人都说你的美学思想是狂放的，无拘无束的。
叶锦添：我希望自己能真的做到无拘无束，也在往这方面努力着。当然在事实上，有很多不单纯的部分，一方面要逃避过分成熟而使得作品过于世故，一方面要保持纯真的状态，使自己勇于尝试。世界上的一切都能了然在胸？这真的是没有定数，只能随机随缘，在每一个唯一的机会中，找到最精彩的位置。
《新民周刊》：有人总结你的造型偏好，不咸不淡的色调，和服宽腰带，红色烟熏眼妆，即使小女孩也是光秃秃的脑门。你自己认同吗？
叶锦添：我对网友的所有看法都表示好奇，他们从表面的形式中找到很多雷同的因素，但是我更有兴趣了解他们对于审美的敏感度。
《新民周刊》：很长一段时间了，你的作品一直受人追捧。你觉得大众真正了解你作品中的好吗？
叶锦添：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毕竟华人社会里所谓的符号学、抽象和影像的内涵都不是大众课题，即使用文字去表达也只能是一种小众的流传，用影像作语言时在华人地区读得懂的也只在少数，有时候只能意在言外。因为确实感觉影像符号學日渐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字语言又过分地骄饰与狡猾，使得沟通充满疑云，当我进一步深入诠释我的构思的同时，与大众距离就会拉远，可能这是一个奇妙的平衡吧。
《新民周刊》：去年你为自己在北京的展览取名为“如果我自由了，你来吗”，你觉得大众喜欢那个完全自由了的叶锦添吗？
叶锦添：我并不知道大众喜不喜欢，只是想找寻一种与大众沟通的方法，我相信有某种东西的内在是能找到共鸣的。在文化上感觉到的约束与压力，相信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把这种东西放下，我们是否可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与沟通的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