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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手机也开始在学生中普及。可是，手机的强大功能使学生已远不是为了联络家人了，部分学生更多是沉溺手机玩游戏、关注微信朋友圈等，甚至通宵达旦，导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这给班级的管理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学生手机问题仍然屡禁不止。如何有效的管理学生手机，就成为了班级管理的老难题。
这个新学期，学校在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上有了新的管理办法——由原来的完全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园改为“半开放式”管理，即允许学生带手机到校园，但是须交由班级的手机管理库统一保管，周末学生可以领回个人的手机使用。
【教育案例】
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我对手机管理办法的实际操作是：带有手机的同学主动上交手机，经统计，有32名同学主动上交手机；未上交手机的同学则必须由家长电话联系班主任，证明该同学未带手机到校的情况属实，得到家长证实的同学有21名同学；以上情况都做好记录，并将记录的情况在班级公示。最后，仍有11名同学既未上交手机也没有对是否带有手机到校园的情况作说明。
学校制定了管理制度，学生不遵守怎么办？怎样才能有效的引导学生自觉的遵守制度呢？对这一部分同学来说，班主任的引导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由学生引导学生呢？又要怎么做呢？
在领导的启发下，我尝试成立班级“约谈团”。成立约谈团的目的就是要治“未病”，把班级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我班的约谈团由9位同学组成，其中3名成员是约谈团的常委，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他们是李本福、梁钦倪、周心怡。另外6位成员是志愿加入的，分别是周开迪、陆瑶、韦彩妮、黎雨昕、蒙立鑫、何斯俊。工作开始前，我对“约谈团”进行培训。“约谈团”成立之初，班主任和“约谈团”每周开一次碰头会，每位成员就自己在班级中发现的问题写一个问题记录和分析，在“约谈团”碰头会上大家共同讨论，并提出解决办法，每次“约谈”都要有谈话记录及信息反馈。整个过程，我都对“约谈团”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指导。
“约谈团”根据同学的反映和平时的观察，注意到在这11名同学中，梁尧和陈安这两名同学经常晚上12点后起床玩手机游戏至凌晨两三点，而上课时间基本都是伏桌睡觉的，不仅学习成绩上不去，违规使用手机也在同学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这时候，“约谈团”派上了用场。针对这一情况，“约谈团”在制定解决方案后，兵分两路，一组是由李本福、韦彩妮、黎雨昕、周開迪四位成员组成，“约谈”对象是梁尧。另一组由周心怡、蒙立鑫、何斯俊、梁钦倪、陆瑶5位成员组成，“约谈”对象是陈安。约谈时间主要是利用课间时间，比如，中午11：50-12：00和下午6：00-6：30”，利用课间时间段“约谈”目的是希望能营造出“闲聊”的氛围，使约谈对象感觉得自然和放松，以保证“约谈”能顺利进行。
【教育效果】
在第一次谈话中，“约谈团”主要围绕深夜玩手机对学习、对身体及对宿舍同学的不良影响展开。经过谈话，“约谈团”了解到他们是因为在学习上总是跟不上，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同学，渐渐对学习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想要在游戏中逃避学习的压力。
针对这点，“约谈团”在第二次谈话时决定用当前共同的目标——为高考而战——来感染和激励他们，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高考往前冲。
在第二次“约谈”后，梁尧和陈安同学玩手机的次数确实少了一些。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上交手机到班级管理库。对此，“约谈团”决定在后续谈话的主题中加入“诚信”教育。
在第三次谈话后，梁尧同学在放月假的时候把手机留在家里了，并且家长也电话联系班主任证实了这一情况。陈安同学也主动上交手机到班级管理库了。
【我的思考】
作为班主任，班级管理无小事，学生的学习情况、身心健康等方方面面都要关心到位，与学生谈话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在以往和学生谈话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苦口婆心”也好，“厉声厉色”也好，谈话收效不大。而“约谈团”的管理方式能行之有效，很大程度是因为“约谈者”和“约谈对象”是在共同的环境中学习的同学，他们年龄相仿，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特点，更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些因素无形中拉近了谈话的距离，使谈话氛围变得轻松，“约谈”的同学就更愿意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更容易接受劝说。“约谈团”的管理办法，不仅能有效的帮助管理班级问题。更重要的是，“约谈团”的谈话让同学们感受到了来自同学间的关心和帮助，同学成为了“益友”，更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情感，促进班级的团结友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手机也开始在学生中普及。可是，手机的强大功能使学生已远不是为了联络家人了，部分学生更多是沉溺手机玩游戏、关注微信朋友圈等，甚至通宵达旦，导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这给班级的管理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学生手机问题仍然屡禁不止。如何有效的管理学生手机，就成为了班级管理的老难题。
这个新学期，学校在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上有了新的管理办法——由原来的完全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园改为“半开放式”管理，即允许学生带手机到校园，但是须交由班级的手机管理库统一保管，周末学生可以领回个人的手机使用。
【教育案例】
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我对手机管理办法的实际操作是：带有手机的同学主动上交手机，经统计，有32名同学主动上交手机；未上交手机的同学则必须由家长电话联系班主任，证明该同学未带手机到校的情况属实，得到家长证实的同学有21名同学；以上情况都做好记录，并将记录的情况在班级公示。最后，仍有11名同学既未上交手机也没有对是否带有手机到校园的情况作说明。
学校制定了管理制度，学生不遵守怎么办？怎样才能有效的引导学生自觉的遵守制度呢？对这一部分同学来说，班主任的引导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由学生引导学生呢？又要怎么做呢？
在领导的启发下，我尝试成立班级“约谈团”。成立约谈团的目的就是要治“未病”，把班级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我班的约谈团由9位同学组成，其中3名成员是约谈团的常委，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他们是李本福、梁钦倪、周心怡。另外6位成员是志愿加入的，分别是周开迪、陆瑶、韦彩妮、黎雨昕、蒙立鑫、何斯俊。工作开始前，我对“约谈团”进行培训。“约谈团”成立之初，班主任和“约谈团”每周开一次碰头会，每位成员就自己在班级中发现的问题写一个问题记录和分析，在“约谈团”碰头会上大家共同讨论，并提出解决办法，每次“约谈”都要有谈话记录及信息反馈。整个过程，我都对“约谈团”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指导。
“约谈团”根据同学的反映和平时的观察，注意到在这11名同学中，梁尧和陈安这两名同学经常晚上12点后起床玩手机游戏至凌晨两三点，而上课时间基本都是伏桌睡觉的，不仅学习成绩上不去，违规使用手机也在同学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这时候，“约谈团”派上了用场。针对这一情况，“约谈团”在制定解决方案后，兵分两路，一组是由李本福、韦彩妮、黎雨昕、周開迪四位成员组成，“约谈”对象是梁尧。另一组由周心怡、蒙立鑫、何斯俊、梁钦倪、陆瑶5位成员组成，“约谈”对象是陈安。约谈时间主要是利用课间时间，比如，中午11：50-12：00和下午6：00-6：30”，利用课间时间段“约谈”目的是希望能营造出“闲聊”的氛围，使约谈对象感觉得自然和放松，以保证“约谈”能顺利进行。
【教育效果】
在第一次谈话中，“约谈团”主要围绕深夜玩手机对学习、对身体及对宿舍同学的不良影响展开。经过谈话，“约谈团”了解到他们是因为在学习上总是跟不上，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同学，渐渐对学习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想要在游戏中逃避学习的压力。
针对这点，“约谈团”在第二次谈话时决定用当前共同的目标——为高考而战——来感染和激励他们，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高考往前冲。
在第二次“约谈”后，梁尧和陈安同学玩手机的次数确实少了一些。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上交手机到班级管理库。对此，“约谈团”决定在后续谈话的主题中加入“诚信”教育。
在第三次谈话后，梁尧同学在放月假的时候把手机留在家里了，并且家长也电话联系班主任证实了这一情况。陈安同学也主动上交手机到班级管理库了。
【我的思考】
作为班主任，班级管理无小事，学生的学习情况、身心健康等方方面面都要关心到位，与学生谈话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在以往和学生谈话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苦口婆心”也好，“厉声厉色”也好，谈话收效不大。而“约谈团”的管理方式能行之有效，很大程度是因为“约谈者”和“约谈对象”是在共同的环境中学习的同学，他们年龄相仿，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特点，更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些因素无形中拉近了谈话的距离，使谈话氛围变得轻松，“约谈”的同学就更愿意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更容易接受劝说。“约谈团”的管理办法，不仅能有效的帮助管理班级问题。更重要的是，“约谈团”的谈话让同学们感受到了来自同学间的关心和帮助，同学成为了“益友”，更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情感，促进班级的团结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