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功业彪炳的汉家功臣，一位才华盖世的诗坛明星。一个受先主器重，匡扶二代帝王，屡出妙计，然终含恨而逝。一个一生落拓潦倒，四处漂泊，始终未能得偿所愿。二人人生遭际相去甚远，也并不在同一领域中有建树，然而相隔百余年也终抵挡不了一个人去贴近另一个人的心，他歌颂、吟咏，他在这位先人的过往岁月里读懂先贤的灵魂，也读到他自己。
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篇在历代文人中可说已不算少，其中更有名篇流传于世。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期间，写下的《蜀相》是一首明显表达对诸葛亮仰慕之情和同情体恤的诗作。此时的杜甫刚刚定居，生活也刚刚安稳。然而他刚在成都站住脚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诸葛亮的祠堂。显然这拜谒之举并非一时闲兴所致，不是在山林古迹间游玩，偶然邂逅才去拜谒，而是这件事在他的心中埋藏已久，并且处于一个极高的位置。正如莫砺锋老师在《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杜甫前往武侯祠，不是因游其地而乘便探访名胜， 而是早已仰慕诸葛亮， 故一到成都便往寻其祠， 以凭吊先贤， 为之一洒英雄相惜之泪” 。清人金圣叹也在《杜诗解》中提到“是有一丞相于胸中， 而至其地寻其庙” 。我们不难推测，在杜甫来到成都之前，游览祠堂，拜谒先贤的念头已经萌生而且与日俱增，从不曾忘。而在入蜀之前，战乱使他颠沛流离，基本的温饱已成问题，直到后来浣花草堂建成之后他的生活才显得不是那么困窘拮据。可见在困厄之境中，诸葛亮在杜甫心中的地位依旧是崇高的，不为际遇所限，不因时局而改，凌驾于生活和温饱之上。所以杜甫才会在刚一入蜀，百废待兴之时，便直奔诸葛祠堂，践行他埋藏心中已久的愿望。能够凌驾于温饱和生活之上的恐怕唯有“信仰”二字。从这里我们其实已能感觉到杜甫和诸葛亮在精神境界上的相接。
再看《蜀相》诗文，从祠堂外的柏树开始铺叙渲染。“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美好的景致，悦耳的声音仿佛都与自己无关，一个“自”与一个“空”如同一双无形的手，将凡尘俗景推开，与诗人的精神意念造成一定的距离。因为此刻杜甫的思绪已经从盎然的春色中脱离出来，靠近那颗千百年前为了江山基业赤诚火热的心，那是一个更加庄严肃穆的精神维度，是一个充斥着悲壮、不甘甚至抑郁的空间，与眼前的一切大不相同。因而诗的颈联自然转到诸葛亮一生的功业。这一联也常常为后人称道，仇兆鳌语“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有此两句之沉挚悲壮，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 不过，其实一首七律行文至此，留给正面描绘诸葛亮生平功业的空间已然不多，如何在短短一联中间将这位名垂千古的功臣充分展现出来，不拖沓又不失恢弘气势，着实是个难题。而杜甫则举重若轻，其实诸葛一生屡建奇功，桩桩件件脍炙人口，若面面俱到，恐怕诗的体量已不足以容纳。因而杜甫在出句时先从小的切口进入，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一生中相当精彩的片段，也是他功业彪炳的开始。三顾茅庐，隆中对观天下之势，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起点。而对句则可说是对诸葛亮生命画卷的精准的概括，从生命的时间线来看，诸葛一生的韬略智慧都奉献给了两朝君主。出句从一个小小的起点走进诸葛亮，对句站在宏观的时间视角上俯瞰概括诸葛的一生，小大相映，精准妥帖，加之句律工整，实在令人叹服。而尾联则更是将颈联中蕴藏的悲壮情蕴更进一步地生发了出来。为蜀汉操劳一世的诸葛亮结局如何，我们皆心知肚明，因而“三顾”与“两朝”之间已经包含了淡淡的哀婉和伤感，而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更是道尽了古往今来领袖们夙愿未偿的遗憾。辉煌的功业，无尽的遗憾，遗落在茫茫历史风尘之中，对比落差之下，沧桑感与沉重感几乎呼之欲出。而那一句“泪满襟”更是极富画面感，仿佛真能目睹诗人在祠堂前老泪纵横。从首联起，我们不难发觉此时的杜甫还只是一个进入武侯祠的仰慕者，是一个游客，一个旁观者。而从颔联的忽略眼前的一切景致，到颈联回忆诸葛亮的一生，这是一个灵魂相遇，精神共鸣的过程，杜甫在慢慢地靠近，一点点地挖掘、代入，然后遇见。遇见那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感受、理解并且同情他的遗憾。最终，“泪满襟”是灵魂相遇的结果，诗人不再只是一个游历者、旁观者，而是一个走入武侯精神世界，实实在在与那种情境和境界发生联系的亲历者。诗人在尾联将这首咏史怀古诗牵连到了自己的身上，也用一个“长使”网住了古往今来的读者，让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共鸣。正如萧涤非先生言“‘长使’二字便把所有读者都拉在内，从而感染了他们。” 《宋史·宗泽传》中将领宗泽在临终前“无一语及家事”，只是吟诵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见这种精神力量撼动人心，照耀千古。而这种精神力量不只来自于诸葛亮，这是杜甫与诸葛亮叠加产生的，可以说杜诗是对诸葛亮精神境界的一种深化，从而扩大了灵魂共鸣的范围。
杜甫在自己困窘的处境中仍旧将诸葛亮摆在精神领域中不可抛却的位置，足以凸显他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可以说诸葛亮是杜甫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支持。而也许也正是战乱和流离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于诸葛亮的情感，让这个原本在典籍史册里闪闪发光的人物刻进了他的心里，让他对于武侯的崇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读史者的崇敬之情，而是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相近气质、相同理想的落拓之人的景仰和歆羡之情。我想杜甫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当时的诸葛丞相面对的时局，也懂得他需要怎样的才干才能够力挽狂澜，作为独木撑起整个蜀汉。因为诸葛亮与杜甫的生命经历里同样都有一段硝烟四起的乱世，而他们有都是怀揣着同样理想，身负着相同气质的人，如果将身份、际遇等等外在条件剥离，他們将是相近的存在。如果跨越时间的距离，他们必然可以顺畅对谈，心心相印。儒家理想作为他们内心一颗始终萌动着的种子，乱世是他们共同的刺激条件，而这颗种子的土壤又是二人相同的温润厚德的品质，这便注定这颗种子的果实会出奇的相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诸葛亮是杜甫想要活成的模样，希望成就的自己。所以杜甫的感情更为深厚，也更为真挚。 莫砺锋老师在《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中指出，在杜甫之前的文人更多注重对诸葛亮生平功业的吟咏，而鲜少将诸葛的人格精神作为歌咏的主题。吟咏诸葛亮的人格精神从杜甫开始。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对于诸葛亮认识的深入程度在历代文人中首屈一指。然而，认识和想法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吟咏诸葛的人格精神虽是杜甫的领先之处，但并不是杜诗同类题材作品一开始就有的侧重点。正如在《蜀相》中，“天下计”“两朝开济”“出师未捷”更多地还是侧重于诸葛亮的功业和生平事迹。当时杜甫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暗淡，仕途显得狼狈而失意。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当面对“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的光环时，他更多会歆羡诸葛的功绩卓著，仰慕那份君臣遇合的幸运，羡慕诸葛亮得到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感慨最终的落空。虽说诸葛亮与杜甫相去甚远，但在精神气质上二人却是无比相似的。其实他们都是忠实信仰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信徒;他们都怀揣着相近的政治理想，都希望乱世平定，仁政推行，民风淳朴。说到底，他们都是儒家政治理想浸润下的士子，崇尚皇权的正统，渴盼君主的仁义，忧心苍生的疾苦。他们的起点是一致的，都是书斋里寒窗苦读的文人。他们的终点也是一致的，就是以毕生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所以他们的灵魂气质也同样是一致的，心系天下，渴望用一己之力匡扶明主改变眼前战乱困顿的现状。这是杜甫与诸葛亮的交集，也是传统文人与传统的功臣应有的交集。
而杜甫较之中国传统文人，虽追求功名，却更不以功利为念。因为对于乱世疮痍的悲悯，早已冲刷了本性之中的欲望。他不像李白那样，用潇洒远去的姿态来避开全部的失望不满。他选择在失望不满中，继续用力地爱，身处于乱世，而心高于乱世，这也决定了他的境界更加宏阔、厚重、远大。而诸葛亮较之传统功臣，同样是不以功利为念，他对于汉室基业痴心、执着、不渝，他的目光清澈坚定地照彻乱世。他原本可以在隆重躬耕，脱身于名利之外，潇洒一生，明知乱世如泥潭，还要在一片浑浊之中拼命挣扎，撑开一片天地。他有蓋世之才，却终生恪守为臣之德，从不僭越。这份远大包容的胸襟，这颗赤子之心，这种在失望中不忘悲悯、忠贞，甚至努力创造希望的能力。前两点，是杜甫与诸葛的相似之处，而最后一点，诸葛将其诠释到了极致，而杜甫则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也许杜甫与诸葛的精神遇合，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必然，这种精神上的崇拜在杜甫一生的颠沛清苦中或许是不可多得的甜味。
如果说《蜀相》虽然感情真挚饱满，但缘起还多是对于诸葛亮生平功业的仰望。那么之后流寓夔州的岁月，杜甫对于诸葛亮的情感沉淀并且深化，吟咏的侧重点也开始发生转移。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转移？这样的转移，不仅是诗学的提升，更是精神的拔高。可以说杜甫对于诸葛亮的崇敬是在战火岁月里一点一点堆积而成的，但是进入蜀地和夔州之前，这份崇敬的指向还只是诸葛亮表面的光辉。蜀地和夔州建有大量的武侯祠，同时也是蜀汉政权曾经的所在地，是诸葛亮昔日呕心沥血，奉献一生的地方，仿佛凝聚着武侯精魂。来到此地，如同朝圣，拉近了地理上的距离，浸润在如此环境中，诸葛亮也理所当然成为了杜甫更为频繁的思考对象，从而拉近了精神上的距离，逐步穿过了那层光辉的外衣。
杜甫在流寓夔州期间作了大量有关诸葛亮的诗作。夔州的风景名胜固然是创作的一种外在刺激，同时也反映出杜甫在对于生命的思考中始终与诸葛亮在精神上偕行。
在《诸葛庙》一诗中“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这依旧是深羡君臣遇合的心理。而《八阵图》中“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与《阁夜》中“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更多的是对于历史沧桑的慨叹。这里的杜甫情感抒发的重点更多是惋惜和同情，卓越的功绩不再是吟咏的重点，更多的是诸葛一生的遗憾在历史的积淀中发酵，让杜甫生发出更多的感受。诸葛亮即使呕心沥血，也终究是凡人，总有许多不能如意之处。浦注杜诗言“盖阵图正当控扼东吴之口，故假石以寄惋惜，云此石不为江水所转，天若欲为千载留遗此恨迹耳。”江流中遗落的石头，似乎是上苍留在人间的一个标志，昭示着诸葛亮力所不及或者说有心无力的地方。而写作《阁夜》时，杜甫的好友相继离世，此时又有战乱爆发，心情难免沉重。《阁夜》并不是一首专门咏诸葛亮的诗，但在如此郁结忧伤的处境中，杜甫所联想到的也是诸葛亮北伐的抱憾而终，可见诸葛亮已经成为了杜甫脑海中一个深深的思想烙印。而他感慨他的遗憾，将他的遗憾和自己的境遇相联系，足够说明杜甫已经逐步穿过那些金光闪闪的功绩，看到诸葛亮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无奈，同情和体恤他的这些无奈。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从一个景仰和羡慕另一个，逐渐上升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投契，杜甫理解着诸葛亮的苦痛和不甘，他贴近他的境遇，在他的境遇中寻得安慰。如果说以前诸葛的功业带给他前行和践行理想的精神力量，那么现在诸葛的遗憾和他自己的沉痛两相依偎，如同两个同病相怜的苦命人抱团取暖。或者说诸葛亮与杜甫就是同病相怜的苦命人。杜甫一生都没有实现抱负的机会，饱经战乱与离别。而当他更多的看到诸葛亮的无奈甚至无助时，诸葛亮于他而言已经不再完全是与他相去甚远的偶像，而是一个他想同情、想安慰的人，因为诸葛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破灭，黯然收场的悲情臣子。这一点与杜甫并无二致。
可以说，功业只是诸葛亮历史形象上一件鲜亮的外衣，而世人多盛赞这外衣的鲜亮华美，却看不到衣襟遮掩处的伤疤，更鲜少注目外衣裹藏之下的人格品质。那是一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所以当杜甫透过这层外衣，他自然就能看到那几道伤疤，也自然就能理解那颗和他一样的心。
认识到诸葛境遇中的无奈和疼痛，已经是又进一步，而要完成与诸葛亮真正的精神相融，则是要切切实实拥抱他的人格精神。诸葛的一生面对了多少的身不由己和力所不及，他虽缔造了传奇，可终究未能力挽狂澜。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以独木之力苦撑大局，所谓“鞠躬尽瘁”就是将生命的最后一滴精血耗在为蜀汉的筹谋之中。诸葛亮的人格就是在即便历经无奈、苦痛、打压之后，仍旧一片赤诚，不求回报的将一生的精力与才智献给蜀汉，毫无保留。在深刻洞悉了诸葛亮的痛处之后，人格精神的超凡与伟大也就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而能够感受到这份人格力量的坚定与不易，为此折服，才是对诸葛亮精神真正的理解与体悟，从了解痛楚的知音升华为清楚认识到他人格并拜服的知音。《古柏行》就是极好的体现。这里的古柏已经化身为一种气节的象征，人格的写照，是对孔明无声的颂扬。“冥冥孤高多烈风”“正直原因造化功”，高洁不屈，光风霁月，对古柏的每一声赞叹就是对诸葛亮精神气节的褒奖。“不露文章世已惊”“苦心岂免容蝼蚁”，这是对谦逊隐忍品质的赞赏，也是对为事业辛苦付出操持的肯定。而这些语句更是一语双关，这是对诸葛亮人格精神的赞扬，又何尝不是在自指呢？ 在这首《古柏行》中，我们不难发现杜甫以古柏作为寄托，既以古柏的高大葱茏，堪为栋梁，表现诸葛亮才干卓越，作用重要。同时更是通过古柏独有的特质展现了这位蜀汉重臣智慧之下的赤胆忠心。全诗除首尾二联外几乎每一联都对仗，可说是气势恢宏。从“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崔嵬枝干”“窈窕丹青”的外在描写到“冥冥孤高多烈风”“正直元因造化功”“不露文章世已惊，等涉及内在的描绘，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阔大的气象，这气象中包含着杜甫刚劲的笔力，古柏傲岸的身姿，以及孔明光耀千古的历史影响力。而这一次杜甫的崇敬不仅仅来自于对功业和机遇的歆羡，更来源于对诸葛人格力量的感知。我们了解诸葛多因其智，而杜甫一笔笔盛赞诸葛，则是剖析出了他“忠”“仁”的性格维度，正如古柏一样，诸葛亮的人格里是勁拔刚硬的力度。
这里所指的“人格拜服”并不是一种不平等的姿态，而是一种纯粹的景仰，超越世俗眼光和外在条件纠缠的景仰。而这种人格景仰才是诸葛亮和杜甫灵魂相吸的本质原因。他们都处于战乱不宁的时代中，一开始杜甫渴望如诸葛亮一般建功立业，匡扶天下，所以他羡慕他的机遇，倾慕他的功业，如前人一般歌咏他的才干和政绩。然而在生活的沉郁中，他更进一步靠近诸葛亮，看到他平生的痛楚与叹息，他同情，他体恤，把心贴近他。最后，他看到了那崇高的人格内里，激荡起了更深的仰慕，因为这内里与他相同，他感受到了这份相近的气质，所以杜甫与诸葛亮在精神上几乎重叠了。因为相近，因为他们共同的底色是赤诚，更因为身处困顿中的杜甫看到了诸葛亮对于内心伤痛的超脱，看到他从疼痛中挣扎出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让他受到鼓舞，所以他们走在一起，成为真正投契的知音。我们在《古柏行》的结尾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古来材大难为用”岂止是对诸葛亮一人的叹惋，甚至可以说这里更多的是在感慨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不甘。而“不露文章世已惊”“苦心岂免容蝼蚁”都可以解读成为杜甫对自己经历的感叹，对自己才华的自赏与自伤。杜甫已经更多地看到自己的精神气质如同诸葛的平行线，相仿甚至可以重合。这是他对诸葛亮理解深化的体现，也是两个异代伟人心灵相贴近的表明。
杜甫将诸葛亮的人格形象与柏联系在一起。柏树是祠堂边常会生长的乔木。在《蜀相》中首联便是“锦官城外柏森森”。但也许这里的柏树还只是单纯的景色，杜甫只是用这一笔来营造肃穆森然的氛围，还没有将其联系为人格精神的象征。或许正是因为对于诸葛亮人格品质的深化理解，让他在夔州孔明庙前再见那参天古柏时仿佛看到了为蜀汉操劳一生而无怨无悔的诸葛亮，也仿佛读到了空有治国之心而无法得偿所愿，只能幽怨叹嗟的自己。
古迹的遗留为杜甫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空间。五首咏怀古迹的组诗中自然少不了诸葛亮。也许正是杜甫所说的“屡入武侯祠”了。组诗中其四是咏刘备，其五是咏诸葛亮。然而似乎刘备作为帝王在杜甫心中依旧没有诸葛亮的崇高位置。在咏刘备的诗中，只有首联点明了刘备的生平，中间两联均是景色描写，最后一联说的还是“武侯祠堂常临近”，君臣能够一同被祭祀。对于刘备本身的着墨和评价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在咏诸葛亮的诗中，首联“大名垂宇宙”“遗像肃清高”就气势恢宏拉开了一个博大的时间维度，镌刻上了诸葛亮的名字。而“万古云霄一羽毛”更是让人仿佛看到悠悠天地之间，过往的时间洪流之中，唯有诸葛可以羽扇一挥，镇定自若。“万古”的庞大雄浑，“云霄”的气势凌厉，与“一羽毛”的鲜明反差再次构成一种文字的张力。每一句吟咏诸葛亮的话都是充满力度，并且直奔主题，直指诸葛亮的才能与品格。颈联中更是以前代先贤再一次标明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诸葛的指挥才能已胜过萧何、曹参，可与伊尹、吕尚相并肩。那已不是寻常的兵者诡道，而是可以开一朝盛世，匡一代明主的大智慧。而一句“福移汉祚难恢复”的无奈更彰显了“志决身歼”坚定与悲壮，短短一联便流淌出令人震撼的人格力量。
《古柏行》和《咏怀古迹》都从文字的深度和力度，表明了杜甫对于诸葛亮的精神崇拜和依恋。他看到了这个时代需要孔明，他渴望成为孔明，却又囿于种种限制。于是他大声疾呼人们不能忘记孔明，这是在为孔明发声，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英雄的召唤。也许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是一个缺少英雄，人们也逐渐忽视、忘记英雄的时代。无论是“遗庙丹青落”还是“卧龙无首对江濆”，都用荒凉和破败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杜甫才高呼着“武侯祠堂不可忘”。他痛心着，不甘着这位精神友人被人遗忘，被人抛弃。
如今的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会为孔明叹息流泪的旁观者，孔明似乎已经融化进了他的生命里，他们成为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仿佛本就如此，他们是相交多年的挚友，难以分离。所以他理当高声疾呼，引起世人的注意，不要委屈这位老朋友。
更因为他痛心也珍惜着那份不图回报、满心赤诚的精神，这是诸葛亮一生践行了的，这是杜甫自己誓要秉持着的，这也是他看到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武侯祠的破败，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滚烫人格的践踏。所以，他不忍，他不愿。
诸葛亮是杜甫精神世界里的一座高峰，杜甫对他由远及近。他仰慕他的崇高和威严，于是一步步走近，也目睹了他的沟壑纵横、醒目伤痕。最终他发现在山峰之中幽深的林色，那是最动人的内里，也是与他本身最相接的气质。所以他不同于前代诗人那般讴歌这座山峰的人格品质，这不是他的起点和初衷，却成了同类诗歌题材中最耀眼的特质。所以歌咏诸葛亮的人成千上万，可走得最近恐怕要算杜甫。也正因为有这样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他才能超越前人的评价而出己见，萧何、曹参已不足以衬托诸葛的高度，唯有伊尹、吕尚可与之比肩。杜甫咏诸葛亮的诗句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怎会仅仅只是工整的对仗、精巧的艺术手段，光有这些外饰无法入木三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两颗相近的灵魂，在杜甫的胸腔里始终跳动着一颗“忧黎元”“庇天下”的赤子之心。
仰望功业的精神崇拜者
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篇在历代文人中可说已不算少，其中更有名篇流传于世。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期间，写下的《蜀相》是一首明显表达对诸葛亮仰慕之情和同情体恤的诗作。此时的杜甫刚刚定居，生活也刚刚安稳。然而他刚在成都站住脚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诸葛亮的祠堂。显然这拜谒之举并非一时闲兴所致，不是在山林古迹间游玩，偶然邂逅才去拜谒，而是这件事在他的心中埋藏已久，并且处于一个极高的位置。正如莫砺锋老师在《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杜甫前往武侯祠，不是因游其地而乘便探访名胜， 而是早已仰慕诸葛亮， 故一到成都便往寻其祠， 以凭吊先贤， 为之一洒英雄相惜之泪” 。清人金圣叹也在《杜诗解》中提到“是有一丞相于胸中， 而至其地寻其庙” 。我们不难推测，在杜甫来到成都之前，游览祠堂，拜谒先贤的念头已经萌生而且与日俱增，从不曾忘。而在入蜀之前，战乱使他颠沛流离，基本的温饱已成问题，直到后来浣花草堂建成之后他的生活才显得不是那么困窘拮据。可见在困厄之境中，诸葛亮在杜甫心中的地位依旧是崇高的，不为际遇所限，不因时局而改，凌驾于生活和温饱之上。所以杜甫才会在刚一入蜀，百废待兴之时，便直奔诸葛祠堂，践行他埋藏心中已久的愿望。能够凌驾于温饱和生活之上的恐怕唯有“信仰”二字。从这里我们其实已能感觉到杜甫和诸葛亮在精神境界上的相接。
再看《蜀相》诗文，从祠堂外的柏树开始铺叙渲染。“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美好的景致，悦耳的声音仿佛都与自己无关，一个“自”与一个“空”如同一双无形的手，将凡尘俗景推开，与诗人的精神意念造成一定的距离。因为此刻杜甫的思绪已经从盎然的春色中脱离出来，靠近那颗千百年前为了江山基业赤诚火热的心，那是一个更加庄严肃穆的精神维度，是一个充斥着悲壮、不甘甚至抑郁的空间，与眼前的一切大不相同。因而诗的颈联自然转到诸葛亮一生的功业。这一联也常常为后人称道，仇兆鳌语“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有此两句之沉挚悲壮，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 不过，其实一首七律行文至此，留给正面描绘诸葛亮生平功业的空间已然不多，如何在短短一联中间将这位名垂千古的功臣充分展现出来，不拖沓又不失恢弘气势，着实是个难题。而杜甫则举重若轻，其实诸葛一生屡建奇功，桩桩件件脍炙人口，若面面俱到，恐怕诗的体量已不足以容纳。因而杜甫在出句时先从小的切口进入，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一生中相当精彩的片段，也是他功业彪炳的开始。三顾茅庐，隆中对观天下之势，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起点。而对句则可说是对诸葛亮生命画卷的精准的概括，从生命的时间线来看，诸葛一生的韬略智慧都奉献给了两朝君主。出句从一个小小的起点走进诸葛亮，对句站在宏观的时间视角上俯瞰概括诸葛的一生，小大相映，精准妥帖，加之句律工整，实在令人叹服。而尾联则更是将颈联中蕴藏的悲壮情蕴更进一步地生发了出来。为蜀汉操劳一世的诸葛亮结局如何，我们皆心知肚明，因而“三顾”与“两朝”之间已经包含了淡淡的哀婉和伤感，而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更是道尽了古往今来领袖们夙愿未偿的遗憾。辉煌的功业，无尽的遗憾，遗落在茫茫历史风尘之中，对比落差之下，沧桑感与沉重感几乎呼之欲出。而那一句“泪满襟”更是极富画面感，仿佛真能目睹诗人在祠堂前老泪纵横。从首联起，我们不难发觉此时的杜甫还只是一个进入武侯祠的仰慕者，是一个游客，一个旁观者。而从颔联的忽略眼前的一切景致，到颈联回忆诸葛亮的一生，这是一个灵魂相遇，精神共鸣的过程，杜甫在慢慢地靠近，一点点地挖掘、代入，然后遇见。遇见那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感受、理解并且同情他的遗憾。最终，“泪满襟”是灵魂相遇的结果，诗人不再只是一个游历者、旁观者，而是一个走入武侯精神世界，实实在在与那种情境和境界发生联系的亲历者。诗人在尾联将这首咏史怀古诗牵连到了自己的身上，也用一个“长使”网住了古往今来的读者，让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共鸣。正如萧涤非先生言“‘长使’二字便把所有读者都拉在内，从而感染了他们。” 《宋史·宗泽传》中将领宗泽在临终前“无一语及家事”，只是吟诵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见这种精神力量撼动人心，照耀千古。而这种精神力量不只来自于诸葛亮，这是杜甫与诸葛亮叠加产生的，可以说杜诗是对诸葛亮精神境界的一种深化，从而扩大了灵魂共鸣的范围。
杜甫在自己困窘的处境中仍旧将诸葛亮摆在精神领域中不可抛却的位置，足以凸显他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可以说诸葛亮是杜甫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支持。而也许也正是战乱和流离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于诸葛亮的情感，让这个原本在典籍史册里闪闪发光的人物刻进了他的心里，让他对于武侯的崇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读史者的崇敬之情，而是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相近气质、相同理想的落拓之人的景仰和歆羡之情。我想杜甫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当时的诸葛丞相面对的时局，也懂得他需要怎样的才干才能够力挽狂澜，作为独木撑起整个蜀汉。因为诸葛亮与杜甫的生命经历里同样都有一段硝烟四起的乱世，而他们有都是怀揣着同样理想，身负着相同气质的人，如果将身份、际遇等等外在条件剥离，他們将是相近的存在。如果跨越时间的距离，他们必然可以顺畅对谈，心心相印。儒家理想作为他们内心一颗始终萌动着的种子，乱世是他们共同的刺激条件，而这颗种子的土壤又是二人相同的温润厚德的品质，这便注定这颗种子的果实会出奇的相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诸葛亮是杜甫想要活成的模样，希望成就的自己。所以杜甫的感情更为深厚，也更为真挚。 莫砺锋老师在《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中指出，在杜甫之前的文人更多注重对诸葛亮生平功业的吟咏，而鲜少将诸葛的人格精神作为歌咏的主题。吟咏诸葛亮的人格精神从杜甫开始。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对于诸葛亮认识的深入程度在历代文人中首屈一指。然而，认识和想法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吟咏诸葛的人格精神虽是杜甫的领先之处，但并不是杜诗同类题材作品一开始就有的侧重点。正如在《蜀相》中，“天下计”“两朝开济”“出师未捷”更多地还是侧重于诸葛亮的功业和生平事迹。当时杜甫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暗淡，仕途显得狼狈而失意。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当面对“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的光环时，他更多会歆羡诸葛的功绩卓著，仰慕那份君臣遇合的幸运，羡慕诸葛亮得到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感慨最终的落空。虽说诸葛亮与杜甫相去甚远，但在精神气质上二人却是无比相似的。其实他们都是忠实信仰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信徒;他们都怀揣着相近的政治理想，都希望乱世平定，仁政推行，民风淳朴。说到底，他们都是儒家政治理想浸润下的士子，崇尚皇权的正统，渴盼君主的仁义，忧心苍生的疾苦。他们的起点是一致的，都是书斋里寒窗苦读的文人。他们的终点也是一致的，就是以毕生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所以他们的灵魂气质也同样是一致的，心系天下，渴望用一己之力匡扶明主改变眼前战乱困顿的现状。这是杜甫与诸葛亮的交集，也是传统文人与传统的功臣应有的交集。
而杜甫较之中国传统文人，虽追求功名，却更不以功利为念。因为对于乱世疮痍的悲悯，早已冲刷了本性之中的欲望。他不像李白那样，用潇洒远去的姿态来避开全部的失望不满。他选择在失望不满中，继续用力地爱，身处于乱世，而心高于乱世，这也决定了他的境界更加宏阔、厚重、远大。而诸葛亮较之传统功臣，同样是不以功利为念，他对于汉室基业痴心、执着、不渝，他的目光清澈坚定地照彻乱世。他原本可以在隆重躬耕，脱身于名利之外，潇洒一生，明知乱世如泥潭，还要在一片浑浊之中拼命挣扎，撑开一片天地。他有蓋世之才，却终生恪守为臣之德，从不僭越。这份远大包容的胸襟，这颗赤子之心，这种在失望中不忘悲悯、忠贞，甚至努力创造希望的能力。前两点，是杜甫与诸葛的相似之处，而最后一点，诸葛将其诠释到了极致，而杜甫则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也许杜甫与诸葛的精神遇合，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必然，这种精神上的崇拜在杜甫一生的颠沛清苦中或许是不可多得的甜味。
在苦痛中慰藉的知己
如果说《蜀相》虽然感情真挚饱满，但缘起还多是对于诸葛亮生平功业的仰望。那么之后流寓夔州的岁月，杜甫对于诸葛亮的情感沉淀并且深化，吟咏的侧重点也开始发生转移。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转移？这样的转移，不仅是诗学的提升，更是精神的拔高。可以说杜甫对于诸葛亮的崇敬是在战火岁月里一点一点堆积而成的，但是进入蜀地和夔州之前，这份崇敬的指向还只是诸葛亮表面的光辉。蜀地和夔州建有大量的武侯祠，同时也是蜀汉政权曾经的所在地，是诸葛亮昔日呕心沥血，奉献一生的地方，仿佛凝聚着武侯精魂。来到此地，如同朝圣，拉近了地理上的距离，浸润在如此环境中，诸葛亮也理所当然成为了杜甫更为频繁的思考对象，从而拉近了精神上的距离，逐步穿过了那层光辉的外衣。
杜甫在流寓夔州期间作了大量有关诸葛亮的诗作。夔州的风景名胜固然是创作的一种外在刺激，同时也反映出杜甫在对于生命的思考中始终与诸葛亮在精神上偕行。
在《诸葛庙》一诗中“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这依旧是深羡君臣遇合的心理。而《八阵图》中“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与《阁夜》中“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更多的是对于历史沧桑的慨叹。这里的杜甫情感抒发的重点更多是惋惜和同情，卓越的功绩不再是吟咏的重点，更多的是诸葛一生的遗憾在历史的积淀中发酵，让杜甫生发出更多的感受。诸葛亮即使呕心沥血，也终究是凡人，总有许多不能如意之处。浦注杜诗言“盖阵图正当控扼东吴之口，故假石以寄惋惜，云此石不为江水所转，天若欲为千载留遗此恨迹耳。”江流中遗落的石头，似乎是上苍留在人间的一个标志，昭示着诸葛亮力所不及或者说有心无力的地方。而写作《阁夜》时，杜甫的好友相继离世，此时又有战乱爆发，心情难免沉重。《阁夜》并不是一首专门咏诸葛亮的诗，但在如此郁结忧伤的处境中，杜甫所联想到的也是诸葛亮北伐的抱憾而终，可见诸葛亮已经成为了杜甫脑海中一个深深的思想烙印。而他感慨他的遗憾，将他的遗憾和自己的境遇相联系，足够说明杜甫已经逐步穿过那些金光闪闪的功绩，看到诸葛亮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无奈，同情和体恤他的这些无奈。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从一个景仰和羡慕另一个，逐渐上升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投契，杜甫理解着诸葛亮的苦痛和不甘，他贴近他的境遇，在他的境遇中寻得安慰。如果说以前诸葛的功业带给他前行和践行理想的精神力量，那么现在诸葛的遗憾和他自己的沉痛两相依偎，如同两个同病相怜的苦命人抱团取暖。或者说诸葛亮与杜甫就是同病相怜的苦命人。杜甫一生都没有实现抱负的机会，饱经战乱与离别。而当他更多的看到诸葛亮的无奈甚至无助时，诸葛亮于他而言已经不再完全是与他相去甚远的偶像，而是一个他想同情、想安慰的人，因为诸葛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破灭，黯然收场的悲情臣子。这一点与杜甫并无二致。
可以说，功业只是诸葛亮历史形象上一件鲜亮的外衣，而世人多盛赞这外衣的鲜亮华美，却看不到衣襟遮掩处的伤疤，更鲜少注目外衣裹藏之下的人格品质。那是一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所以当杜甫透过这层外衣，他自然就能看到那几道伤疤，也自然就能理解那颗和他一样的心。
从疼痛走向“人格拜服者”的过渡
认识到诸葛境遇中的无奈和疼痛，已经是又进一步，而要完成与诸葛亮真正的精神相融，则是要切切实实拥抱他的人格精神。诸葛的一生面对了多少的身不由己和力所不及，他虽缔造了传奇，可终究未能力挽狂澜。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以独木之力苦撑大局，所谓“鞠躬尽瘁”就是将生命的最后一滴精血耗在为蜀汉的筹谋之中。诸葛亮的人格就是在即便历经无奈、苦痛、打压之后，仍旧一片赤诚，不求回报的将一生的精力与才智献给蜀汉，毫无保留。在深刻洞悉了诸葛亮的痛处之后，人格精神的超凡与伟大也就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而能够感受到这份人格力量的坚定与不易，为此折服，才是对诸葛亮精神真正的理解与体悟，从了解痛楚的知音升华为清楚认识到他人格并拜服的知音。《古柏行》就是极好的体现。这里的古柏已经化身为一种气节的象征，人格的写照，是对孔明无声的颂扬。“冥冥孤高多烈风”“正直原因造化功”，高洁不屈，光风霁月，对古柏的每一声赞叹就是对诸葛亮精神气节的褒奖。“不露文章世已惊”“苦心岂免容蝼蚁”，这是对谦逊隐忍品质的赞赏，也是对为事业辛苦付出操持的肯定。而这些语句更是一语双关，这是对诸葛亮人格精神的赞扬，又何尝不是在自指呢？ 在这首《古柏行》中，我们不难发现杜甫以古柏作为寄托，既以古柏的高大葱茏，堪为栋梁，表现诸葛亮才干卓越，作用重要。同时更是通过古柏独有的特质展现了这位蜀汉重臣智慧之下的赤胆忠心。全诗除首尾二联外几乎每一联都对仗，可说是气势恢宏。从“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崔嵬枝干”“窈窕丹青”的外在描写到“冥冥孤高多烈风”“正直元因造化功”“不露文章世已惊，等涉及内在的描绘，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阔大的气象，这气象中包含着杜甫刚劲的笔力，古柏傲岸的身姿，以及孔明光耀千古的历史影响力。而这一次杜甫的崇敬不仅仅来自于对功业和机遇的歆羡，更来源于对诸葛人格力量的感知。我们了解诸葛多因其智，而杜甫一笔笔盛赞诸葛，则是剖析出了他“忠”“仁”的性格维度，正如古柏一样，诸葛亮的人格里是勁拔刚硬的力度。
这里所指的“人格拜服”并不是一种不平等的姿态，而是一种纯粹的景仰，超越世俗眼光和外在条件纠缠的景仰。而这种人格景仰才是诸葛亮和杜甫灵魂相吸的本质原因。他们都处于战乱不宁的时代中，一开始杜甫渴望如诸葛亮一般建功立业，匡扶天下，所以他羡慕他的机遇，倾慕他的功业，如前人一般歌咏他的才干和政绩。然而在生活的沉郁中，他更进一步靠近诸葛亮，看到他平生的痛楚与叹息，他同情，他体恤，把心贴近他。最后，他看到了那崇高的人格内里，激荡起了更深的仰慕，因为这内里与他相同，他感受到了这份相近的气质，所以杜甫与诸葛亮在精神上几乎重叠了。因为相近，因为他们共同的底色是赤诚，更因为身处困顿中的杜甫看到了诸葛亮对于内心伤痛的超脱，看到他从疼痛中挣扎出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让他受到鼓舞，所以他们走在一起，成为真正投契的知音。我们在《古柏行》的结尾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古来材大难为用”岂止是对诸葛亮一人的叹惋，甚至可以说这里更多的是在感慨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不甘。而“不露文章世已惊”“苦心岂免容蝼蚁”都可以解读成为杜甫对自己经历的感叹，对自己才华的自赏与自伤。杜甫已经更多地看到自己的精神气质如同诸葛的平行线，相仿甚至可以重合。这是他对诸葛亮理解深化的体现，也是两个异代伟人心灵相贴近的表明。
杜甫将诸葛亮的人格形象与柏联系在一起。柏树是祠堂边常会生长的乔木。在《蜀相》中首联便是“锦官城外柏森森”。但也许这里的柏树还只是单纯的景色，杜甫只是用这一笔来营造肃穆森然的氛围，还没有将其联系为人格精神的象征。或许正是因为对于诸葛亮人格品质的深化理解，让他在夔州孔明庙前再见那参天古柏时仿佛看到了为蜀汉操劳一生而无怨无悔的诸葛亮，也仿佛读到了空有治国之心而无法得偿所愿，只能幽怨叹嗟的自己。
古迹的遗留为杜甫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空间。五首咏怀古迹的组诗中自然少不了诸葛亮。也许正是杜甫所说的“屡入武侯祠”了。组诗中其四是咏刘备，其五是咏诸葛亮。然而似乎刘备作为帝王在杜甫心中依旧没有诸葛亮的崇高位置。在咏刘备的诗中，只有首联点明了刘备的生平，中间两联均是景色描写，最后一联说的还是“武侯祠堂常临近”，君臣能够一同被祭祀。对于刘备本身的着墨和评价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在咏诸葛亮的诗中，首联“大名垂宇宙”“遗像肃清高”就气势恢宏拉开了一个博大的时间维度，镌刻上了诸葛亮的名字。而“万古云霄一羽毛”更是让人仿佛看到悠悠天地之间，过往的时间洪流之中，唯有诸葛可以羽扇一挥，镇定自若。“万古”的庞大雄浑，“云霄”的气势凌厉，与“一羽毛”的鲜明反差再次构成一种文字的张力。每一句吟咏诸葛亮的话都是充满力度，并且直奔主题，直指诸葛亮的才能与品格。颈联中更是以前代先贤再一次标明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诸葛的指挥才能已胜过萧何、曹参，可与伊尹、吕尚相并肩。那已不是寻常的兵者诡道，而是可以开一朝盛世，匡一代明主的大智慧。而一句“福移汉祚难恢复”的无奈更彰显了“志决身歼”坚定与悲壮，短短一联便流淌出令人震撼的人格力量。
《古柏行》和《咏怀古迹》都从文字的深度和力度，表明了杜甫对于诸葛亮的精神崇拜和依恋。他看到了这个时代需要孔明，他渴望成为孔明，却又囿于种种限制。于是他大声疾呼人们不能忘记孔明，这是在为孔明发声，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英雄的召唤。也许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是一个缺少英雄，人们也逐渐忽视、忘记英雄的时代。无论是“遗庙丹青落”还是“卧龙无首对江濆”，都用荒凉和破败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杜甫才高呼着“武侯祠堂不可忘”。他痛心着，不甘着这位精神友人被人遗忘，被人抛弃。
如今的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会为孔明叹息流泪的旁观者，孔明似乎已经融化进了他的生命里，他们成为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仿佛本就如此，他们是相交多年的挚友，难以分离。所以他理当高声疾呼，引起世人的注意，不要委屈这位老朋友。
更因为他痛心也珍惜着那份不图回报、满心赤诚的精神，这是诸葛亮一生践行了的，这是杜甫自己誓要秉持着的，这也是他看到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武侯祠的破败，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滚烫人格的践踏。所以，他不忍，他不愿。
与众不同，最是知音
诸葛亮是杜甫精神世界里的一座高峰，杜甫对他由远及近。他仰慕他的崇高和威严，于是一步步走近，也目睹了他的沟壑纵横、醒目伤痕。最终他发现在山峰之中幽深的林色，那是最动人的内里，也是与他本身最相接的气质。所以他不同于前代诗人那般讴歌这座山峰的人格品质，这不是他的起点和初衷，却成了同类诗歌题材中最耀眼的特质。所以歌咏诸葛亮的人成千上万，可走得最近恐怕要算杜甫。也正因为有这样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他才能超越前人的评价而出己见，萧何、曹参已不足以衬托诸葛的高度，唯有伊尹、吕尚可与之比肩。杜甫咏诸葛亮的诗句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怎会仅仅只是工整的对仗、精巧的艺术手段，光有这些外饰无法入木三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两颗相近的灵魂，在杜甫的胸腔里始终跳动着一颗“忧黎元”“庇天下”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