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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邑镇位于武安城西部三十公里处，与涉县、左权县接壤，历史悠久，商业底蕴深厚。据史载，西汉初，武安置县，阳邑即是县境内一大重镇，商贾往来不断，街市颇为繁荣。阳邑之名也有个来历，在古代，山的南面、水的北面称之为“阳”，“邑”有城市之意，因其位于南洺河北，故而得名。
有谁能想到，抗战时期，阳邑被誉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小上海”，在敌后经济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年，就是在这个看似面积不大，却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重镇上，敌我之间悄然展开了一场看无惊涛骇浪，却胜似波诡云谲的较量。粮食战、货币战、贸易战、间谍战……残酷、激烈而又复杂。回顾那段峥嵘岁月，阳邑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不一般的历史“画卷”。
特殊形势下的繁荣
历史上的阳邑是山西、河南、河北货物流通和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太行山盛产的很多山货、产品，以及购自平原和城市的物品，都是通过这里完成交换。
抗战全面爆发前，阳邑是个拥有三千余人口的大镇，在一条两里多长的街道上，招牌林立，商贸繁荣，有信成店、和兴永、大盛兴、豫和成、玉兴亨、后和店、德盛兴、大兴店等几十家山货经销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武安县城。阳邑也建立起“维持会”，强迫群众为日军交粮捐钱。在日军的眼里，阳邑是“皇军”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不在“三光”（杀光、烧光、抢光）之列。因此，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以及情报部门以货栈为掩护，像一个个楔子一样，楔入阳邑镇。而邯郸、武安等城镇的很多商人，以及日本洋行的代理商，也是见利就图，纷纷涌入阳邑做生意。
就这样，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阳邑镇的商业因抗日机关的驻入，规模不断壮大，交易更加繁荣。
1940年后，阳邑增加了德镒和、德记、原顺兴、同信成、天增义等商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务、贸易等政府部门也在阳邑开办了德庆隆、兴记、裕太、福生祥、大丰栈等商铺，输出山货，采购军需民用物资，并加强货物进出口管理和征税等工作。1940年5月，冀南银行在阳邑设立漳北办事处，1944年10月又改为冀南银行太行区第六分行，下设武安、武南、偏城、涉县、邢台、沙河、磁县7个支行。
借助阳邑这个重点“中转站”，根据地将太行山盛产的花椒、核桃、柿饼、杏仁、中药材（黄芩、柴胡、知母、连翘、甘草、猪茯苓）、皮、毛等产品销售到敌占區，再换回根据地需要的食盐、布匹、染料、纸张、碱面、糖、火柴等日用工业品。而集镇市场的异常繁荣和重要的经济地位，也让阳邑得了个太行山“小上海”的美誉。
“西粮东运”之战
自古以来，太行山区有“东人吃西米”之说。太行山西部白晋铁路沿线，长治上党盆地一带，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是重要的产粮区，而太行山东部平汉铁路沿线，地少人多，产粮量少，不够本地人吃。因此，需要将粮食从太行山西部运到东部来弥补缺口，俗称“西粮东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长，物资消耗加大，日军在华北加紧了物资抢购和掠夺，粮食也成为敌我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太行山西部，日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统制，防止粮食流入根据地，而在太行山东部，日军却又放松货物出入限制，并在少粮区大肆抢购和吸收粮食。
1942年至1943年，太行山地区发生严重的旱灾、蝗灾，不少土地颗粒无收，加上日军封锁，根据地粮食极为缺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饥饿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人们生存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而在阳邑市场上，群众中间也蔓延着一种绝望和悲哀的情绪，很多贫苦农民要钱没钱，要粮没粮，为了换一口饭吃，只得把家里的衣服、桌椅箱柜等拿出来贱卖。
面对这种危急局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采取广泛募捐、以工代赈、减免粮款、节约粮食、推动生产、组织灾民运输和纺织等方式，全力渡荒救灾。
阳邑镇是调剂粮食、救济群众的重要出口地，据当时统计，仅1943年，各根据地调运到阳邑的粮食有400多万斤;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武安、沙河两县参加运输的灾民有13935人，赚脚价83455斤小米。
在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粮食战中，正是在边区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很多群众才绝处逢生，逃离死亡线，走出艰难的灾荒时期，也让根据地迎来了新的希望与转机。
武装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聚集阳邑市场的商贩来自周围大小城镇，其中也不乏一些日伪特务、汉奸混入其中，刺探我方消息，伺机破坏。像驻阳邑的冀南银行办事处这样的重要部门，也自然成为了敌人侦察、袭击和破坏的重点。
武安县城的日伪军搞突袭有个特点，当天外出当天返回，一般不在外过夜，怕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围剿。
阳邑的维持会是“两面派”，明面上维护敌人，暗中却听从抗日政府的指挥，向八路军通风报信。阳邑及附近的村庄都有可靠的“堡垒户”，在阳邑工作的抗日人员一旦收到武安县城、岗楼增兵或敌人突袭的情报，晚上便会分散居住到这些“堡垒户”中。不过，在应对敌人突袭或反扫荡过程中，也难以避免流血和牺牲。
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对外营业处为“和兴永”货栈。为安全起见，平时就要求工作人员将库存现钞分散携带。遇到敌情时，不易携带的金银铜币、钞票或埋入郊外地底下，或藏于附近山洞中，从而确保财物安全。1941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办事处得到消息，武安县城增兵，敌人有可能突袭阳邑。当天傍晚，货栈对外营业结束，工作人员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将款账分别包好，每人携带一份，居住在阳邑几个老百姓家里。次日早晨，一位挑水归来的房东回到家，告诉银行人员，敌人已经包围过来。工作人员紧急撤退，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一行人在敌人的合围中向外突围转移。可是不幸的是，在突围中，警卫班白班长和一名警卫战士遭遇敌人壮烈牺牲。
阳邑繁荣的进出口贸易，也成为根据地的一大财政来源。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派工作人员在阳邑一带征收出入境货物税和烟产税，组织缉私队，查处走私粮食、牲畜、奢侈品、毒品、卷烟、白酒、迷信用品等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和交易秩序。1942年2月，边区税务总局因出入口税收超额完成任务，多出51340元，受到边区政府通令嘉奖。
而今，抗战的烽火已经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当年的“小上海”阳邑已经旧貌换新颜，迈入一个新天地。行走在阳邑的街道和田野中，迎着习习清风，回忆那场虽不见硝烟却处处刀光剑影的经济战，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就是一笔“巨额财富”，让人倍觉珍视。
有谁能想到，抗战时期，阳邑被誉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小上海”，在敌后经济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年，就是在这个看似面积不大，却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重镇上，敌我之间悄然展开了一场看无惊涛骇浪，却胜似波诡云谲的较量。粮食战、货币战、贸易战、间谍战……残酷、激烈而又复杂。回顾那段峥嵘岁月，阳邑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不一般的历史“画卷”。
特殊形势下的繁荣
历史上的阳邑是山西、河南、河北货物流通和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太行山盛产的很多山货、产品，以及购自平原和城市的物品，都是通过这里完成交换。
抗战全面爆发前，阳邑是个拥有三千余人口的大镇，在一条两里多长的街道上，招牌林立，商贸繁荣，有信成店、和兴永、大盛兴、豫和成、玉兴亨、后和店、德盛兴、大兴店等几十家山货经销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武安县城。阳邑也建立起“维持会”，强迫群众为日军交粮捐钱。在日军的眼里，阳邑是“皇军”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不在“三光”（杀光、烧光、抢光）之列。因此，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以及情报部门以货栈为掩护，像一个个楔子一样，楔入阳邑镇。而邯郸、武安等城镇的很多商人，以及日本洋行的代理商，也是见利就图，纷纷涌入阳邑做生意。
就这样，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阳邑镇的商业因抗日机关的驻入，规模不断壮大，交易更加繁荣。
1940年后，阳邑增加了德镒和、德记、原顺兴、同信成、天增义等商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务、贸易等政府部门也在阳邑开办了德庆隆、兴记、裕太、福生祥、大丰栈等商铺，输出山货，采购军需民用物资，并加强货物进出口管理和征税等工作。1940年5月，冀南银行在阳邑设立漳北办事处，1944年10月又改为冀南银行太行区第六分行，下设武安、武南、偏城、涉县、邢台、沙河、磁县7个支行。
借助阳邑这个重点“中转站”，根据地将太行山盛产的花椒、核桃、柿饼、杏仁、中药材（黄芩、柴胡、知母、连翘、甘草、猪茯苓）、皮、毛等产品销售到敌占區，再换回根据地需要的食盐、布匹、染料、纸张、碱面、糖、火柴等日用工业品。而集镇市场的异常繁荣和重要的经济地位，也让阳邑得了个太行山“小上海”的美誉。
“西粮东运”之战
自古以来，太行山区有“东人吃西米”之说。太行山西部白晋铁路沿线，长治上党盆地一带，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是重要的产粮区，而太行山东部平汉铁路沿线，地少人多，产粮量少，不够本地人吃。因此，需要将粮食从太行山西部运到东部来弥补缺口，俗称“西粮东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长，物资消耗加大，日军在华北加紧了物资抢购和掠夺，粮食也成为敌我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太行山西部，日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统制，防止粮食流入根据地，而在太行山东部，日军却又放松货物出入限制，并在少粮区大肆抢购和吸收粮食。
1942年至1943年，太行山地区发生严重的旱灾、蝗灾，不少土地颗粒无收，加上日军封锁，根据地粮食极为缺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饥饿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人们生存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而在阳邑市场上，群众中间也蔓延着一种绝望和悲哀的情绪，很多贫苦农民要钱没钱，要粮没粮，为了换一口饭吃，只得把家里的衣服、桌椅箱柜等拿出来贱卖。
面对这种危急局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采取广泛募捐、以工代赈、减免粮款、节约粮食、推动生产、组织灾民运输和纺织等方式，全力渡荒救灾。
阳邑镇是调剂粮食、救济群众的重要出口地，据当时统计，仅1943年，各根据地调运到阳邑的粮食有400多万斤;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武安、沙河两县参加运输的灾民有13935人，赚脚价83455斤小米。
在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粮食战中，正是在边区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很多群众才绝处逢生，逃离死亡线，走出艰难的灾荒时期，也让根据地迎来了新的希望与转机。
武装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聚集阳邑市场的商贩来自周围大小城镇，其中也不乏一些日伪特务、汉奸混入其中，刺探我方消息，伺机破坏。像驻阳邑的冀南银行办事处这样的重要部门，也自然成为了敌人侦察、袭击和破坏的重点。
武安县城的日伪军搞突袭有个特点，当天外出当天返回，一般不在外过夜，怕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围剿。
阳邑的维持会是“两面派”，明面上维护敌人，暗中却听从抗日政府的指挥，向八路军通风报信。阳邑及附近的村庄都有可靠的“堡垒户”，在阳邑工作的抗日人员一旦收到武安县城、岗楼增兵或敌人突袭的情报，晚上便会分散居住到这些“堡垒户”中。不过，在应对敌人突袭或反扫荡过程中，也难以避免流血和牺牲。
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对外营业处为“和兴永”货栈。为安全起见，平时就要求工作人员将库存现钞分散携带。遇到敌情时，不易携带的金银铜币、钞票或埋入郊外地底下，或藏于附近山洞中，从而确保财物安全。1941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办事处得到消息，武安县城增兵，敌人有可能突袭阳邑。当天傍晚，货栈对外营业结束，工作人员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将款账分别包好，每人携带一份，居住在阳邑几个老百姓家里。次日早晨，一位挑水归来的房东回到家，告诉银行人员，敌人已经包围过来。工作人员紧急撤退，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一行人在敌人的合围中向外突围转移。可是不幸的是，在突围中，警卫班白班长和一名警卫战士遭遇敌人壮烈牺牲。
阳邑繁荣的进出口贸易，也成为根据地的一大财政来源。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派工作人员在阳邑一带征收出入境货物税和烟产税，组织缉私队，查处走私粮食、牲畜、奢侈品、毒品、卷烟、白酒、迷信用品等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和交易秩序。1942年2月，边区税务总局因出入口税收超额完成任务，多出51340元，受到边区政府通令嘉奖。
而今，抗战的烽火已经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当年的“小上海”阳邑已经旧貌换新颜，迈入一个新天地。行走在阳邑的街道和田野中，迎着习习清风，回忆那场虽不见硝烟却处处刀光剑影的经济战，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就是一笔“巨额财富”，让人倍觉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