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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阎真因《沧浪之水》声名鹊起；去年，他的《活着之上》一书出版，再次引发热议，给人启迪。《活着之上》描写了高校的学术腐败，但更多是对知识分子的生存观察和写实。阎真说：“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阎真之语颇有警世之效。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作家余华曾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也开始关心“活着”这个话题，甚至探寻“活着之上”的意义？
阎真（以下简称阎）：“活着”真是“具体的真实”。人生还是不能哲学化，必须是物质化地活着。不能超越“感性地活着”。这是前提性的价值、标准。我想表达的是：在承认这价值、标准基础之上，作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不是还有一种更高的价值——这也是具体的、真实的。比如说，“我”（聂致远）是班导师，在选班干部时，范晓敏本来是没有被选上的，而院领导的意思是要给她机会，她家有背景。是按投票来，还是按领导意图来？作为小人物，“我”面临一种选择。这是很具体、真实的。
当我记了成百上千条笔记后，自然而言便着眼在“活着”了。“活着”之艰，是当下普遍的状况，就我个人而言，也经历过生活的艰难，40多岁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房子，真是“喜大普奔”。但小说想表达的是，现世的自我生存，并不是价值和意义的边界。中国古代的那些文化英雄，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
《检》：您在去年出版的《活着之上》一书中，描写了不少校园里的腐败、潜规则，读完后很沉重。那么，据您观察，现实中的高校与小说中的描述有多大差距？
阎：“腐败”这个词可能太重了，但现在高校潜规则的地盘不小，特别是在那些有利益的地方，如争取项目、发表论文、评职称、评奖等等方面。现在，如果要拿到国家项目，很多人都会去找关系，甚至有长驻北京的，学校给钱。拿到的国家项目多了，学校有“光彩”，学校领导也有政绩。其实，我对于生活的表达是零距离，小说里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素材大致有三个途径：亲身经历的，旁观到的，听同行说的。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我的某位同事。现在在学校，年轻教师成长非常艰难，文章难发，发篇文章一般需几千元的版面费。一个月工资才多少？获奖不容易，评职称不容易，要得到国家项目更是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学生讲人文精神的确非常尴尬。一般老师没有多大话语权，几乎决定不了任何事，有时甚至连学生的分数也决定不了。确实无力，无奈。我也有这种感觉。现在形成了一个怪圈，手上没有资源的，就越没有资源；有资源的，容易出成果，成果越多，越容易形成上新一台阶的资源。这就是学术的马太效应。
而我的小说其实没那么负面，至少主人公是价值的坚守者。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老师在高校还是相当多。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小说并不是为了揭露高校的腐败，而是为了表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所以，我的表达在情绪上还是非常平和的，对负面现象也尽量以理解的心态加以描写。作为艺术，表现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可能更多一些，我希望自己的小说不要给大家一种高校很黑暗的印象。应该说，相对而言，高校的人文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官本位虽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还是要受学术标准的制约，这就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检》：小说中，聂致远是能够坚持原则和底线的“老实人”，最终也评上了教授；但蒙天舒善于钻营，在不少人眼中更加“成功”，您怎么看？
阎：在今天的社会，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人们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这是全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扭曲。聂致远因为不能在金钱上表现出自身的强大，在家乡不能赢得尊重，这种状态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社会的正常状态了。“老实人”时常失意，这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钻营者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这也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但高校如此，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这常常让人们对公平正义失去信心。这也是我所担忧的问题。有人说：“现在中国的高校，是功利主义的老师培养出功利主义的学生。”更加激烈地表达则是：“招天下英才以毁之。”这些表达，在我看来可能还是偏激了一点，但表达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作为老师，我希望自己的学生，以至中国的所有大学生，都是有信念的一代人。我最忧虑的就是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信念，对正面的价值不信任，所有的价值事业都局限在自我的生存。
《检》：面对高校以及社会中的这些病态，难道就没有解决的方式？
阎：高校有学术的富翁，也有学术的贫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个人能力决定的。学术资源在一定程度与行政资源结合在一起了，这是目前高校普遍的一个特点。至于潜规则，我承认自己也做过，牵涉人情，实属无奈。但我有一条原则：一定要与金钱切割开。曾经就有人在办公室要送给我红包，真心实意的，简直要打架一样，还是个女的，我只有马上把门打开，她还很不高兴。
在功利主义社会，只能坚守最低的底线。说实话，中国长期养成关系社会的文化氛围，正面来说，人与人之间有润滑剂、亲密。从负面来说，这关系就是有很大的腐蚀性。面对这些问题，解决之道是有的。首先，是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但这一点在今日的社会大环境中很难。如果全社会都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些搞潜规则的人就会没有市场，无颜浮出水面，感到人格自卑。现在的情况是，价值观的扭曲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大家内心的道德标准、人格标准都降低了，这就为潜规则的横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二，由于解决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难度太大，把规则定得更加严密，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办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讲规则讲程序，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笼子编的更加细密，潜规则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很多。 《检》：《沧浪之水》主人公最后屈从于现实，《活着之上》主人公还是扼守了底线，从两本小说来看，后者更加光明，您是否是为了给读者更多的希望？
阎：《沧浪之水》是写体制，可能极端了一点点。体制对人进行负面的改造，以适应这种体制的要求。说实话，这种状况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多机关工作人员，谁敢跟领导说个“不”字？《沧浪之水》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妥协，《活着之上》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坚守。这两种状态在生活中同时存在，我的新小说之所以转换了表现的方向，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不会完全被功利主义所牵引。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我们很难去用一个概念去概括人和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聂致远不是文化英雄，而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他有他的坚守，也有他的犹豫。我个人跟十多年前比，平和了一点，没有那么极端了，会承认人性在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人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他有个人的欲望、想法，也能理解。而且我认为，生活不是没有机会的。若是很努力，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我自己是教授，没有去操作，还是评上了。但有一个感觉，近些年，在机会面前，需要去操作才能得到的趋势加强了。我不想写得太极端，想给读者希望：生活中确实存在机会，要自己努力。
《检》：知识分子从书上来的思想在生活中往往苍白、乏力，用不上。该如何解释这种困惑？
阎：这里牵涉到一个“知行合一”的问题。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天下国家、良知责任等等道理他们都懂得，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和具体利益的时候，这些道理就不管用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确实比较严重，怎样解决这种困惑，我也不能说有很好的具有操作性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是端正社会风气，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格水平。
《检》：现在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以为然，觉得并不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您怎么看？
阎：传统文化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有思想资源的价值。当然传统又是复杂的，多样的，负面的因素也不少。但我认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和曹雪芹等等文化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血泪人生以至生命，证明了比自我生存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的真实存在。我们都是凡人，学不了圣贤。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可以对我们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感召，保证我们做人还有一个底线，不去做很坏的事。
采写：闻涛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作家余华曾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也开始关心“活着”这个话题，甚至探寻“活着之上”的意义？
阎真（以下简称阎）：“活着”真是“具体的真实”。人生还是不能哲学化，必须是物质化地活着。不能超越“感性地活着”。这是前提性的价值、标准。我想表达的是：在承认这价值、标准基础之上，作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不是还有一种更高的价值——这也是具体的、真实的。比如说，“我”（聂致远）是班导师，在选班干部时，范晓敏本来是没有被选上的，而院领导的意思是要给她机会，她家有背景。是按投票来，还是按领导意图来？作为小人物，“我”面临一种选择。这是很具体、真实的。
当我记了成百上千条笔记后，自然而言便着眼在“活着”了。“活着”之艰，是当下普遍的状况，就我个人而言，也经历过生活的艰难，40多岁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房子，真是“喜大普奔”。但小说想表达的是，现世的自我生存，并不是价值和意义的边界。中国古代的那些文化英雄，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
《检》：您在去年出版的《活着之上》一书中，描写了不少校园里的腐败、潜规则，读完后很沉重。那么，据您观察，现实中的高校与小说中的描述有多大差距？
阎：“腐败”这个词可能太重了，但现在高校潜规则的地盘不小，特别是在那些有利益的地方，如争取项目、发表论文、评职称、评奖等等方面。现在，如果要拿到国家项目，很多人都会去找关系，甚至有长驻北京的，学校给钱。拿到的国家项目多了，学校有“光彩”，学校领导也有政绩。其实，我对于生活的表达是零距离，小说里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素材大致有三个途径：亲身经历的，旁观到的，听同行说的。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我的某位同事。现在在学校，年轻教师成长非常艰难，文章难发，发篇文章一般需几千元的版面费。一个月工资才多少？获奖不容易，评职称不容易，要得到国家项目更是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学生讲人文精神的确非常尴尬。一般老师没有多大话语权，几乎决定不了任何事，有时甚至连学生的分数也决定不了。确实无力，无奈。我也有这种感觉。现在形成了一个怪圈，手上没有资源的，就越没有资源；有资源的，容易出成果，成果越多，越容易形成上新一台阶的资源。这就是学术的马太效应。
而我的小说其实没那么负面，至少主人公是价值的坚守者。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老师在高校还是相当多。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小说并不是为了揭露高校的腐败，而是为了表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所以，我的表达在情绪上还是非常平和的，对负面现象也尽量以理解的心态加以描写。作为艺术，表现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可能更多一些，我希望自己的小说不要给大家一种高校很黑暗的印象。应该说，相对而言，高校的人文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官本位虽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还是要受学术标准的制约，这就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检》：小说中，聂致远是能够坚持原则和底线的“老实人”，最终也评上了教授；但蒙天舒善于钻营，在不少人眼中更加“成功”，您怎么看？
阎：在今天的社会，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人们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这是全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扭曲。聂致远因为不能在金钱上表现出自身的强大，在家乡不能赢得尊重，这种状态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社会的正常状态了。“老实人”时常失意，这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钻营者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这也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但高校如此，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这常常让人们对公平正义失去信心。这也是我所担忧的问题。有人说：“现在中国的高校，是功利主义的老师培养出功利主义的学生。”更加激烈地表达则是：“招天下英才以毁之。”这些表达，在我看来可能还是偏激了一点，但表达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作为老师，我希望自己的学生，以至中国的所有大学生，都是有信念的一代人。我最忧虑的就是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信念，对正面的价值不信任，所有的价值事业都局限在自我的生存。
《检》：面对高校以及社会中的这些病态，难道就没有解决的方式？
阎：高校有学术的富翁，也有学术的贫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个人能力决定的。学术资源在一定程度与行政资源结合在一起了，这是目前高校普遍的一个特点。至于潜规则，我承认自己也做过，牵涉人情，实属无奈。但我有一条原则：一定要与金钱切割开。曾经就有人在办公室要送给我红包，真心实意的，简直要打架一样，还是个女的，我只有马上把门打开，她还很不高兴。
在功利主义社会，只能坚守最低的底线。说实话，中国长期养成关系社会的文化氛围，正面来说，人与人之间有润滑剂、亲密。从负面来说，这关系就是有很大的腐蚀性。面对这些问题，解决之道是有的。首先，是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但这一点在今日的社会大环境中很难。如果全社会都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些搞潜规则的人就会没有市场，无颜浮出水面，感到人格自卑。现在的情况是，价值观的扭曲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大家内心的道德标准、人格标准都降低了，这就为潜规则的横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二，由于解决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难度太大，把规则定得更加严密，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办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讲规则讲程序，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笼子编的更加细密，潜规则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很多。 《检》：《沧浪之水》主人公最后屈从于现实，《活着之上》主人公还是扼守了底线，从两本小说来看，后者更加光明，您是否是为了给读者更多的希望？
阎：《沧浪之水》是写体制，可能极端了一点点。体制对人进行负面的改造，以适应这种体制的要求。说实话，这种状况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多机关工作人员，谁敢跟领导说个“不”字？《沧浪之水》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妥协，《活着之上》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坚守。这两种状态在生活中同时存在，我的新小说之所以转换了表现的方向，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不会完全被功利主义所牵引。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我们很难去用一个概念去概括人和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聂致远不是文化英雄，而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他有他的坚守，也有他的犹豫。我个人跟十多年前比，平和了一点，没有那么极端了，会承认人性在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人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他有个人的欲望、想法，也能理解。而且我认为，生活不是没有机会的。若是很努力，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我自己是教授，没有去操作，还是评上了。但有一个感觉，近些年，在机会面前，需要去操作才能得到的趋势加强了。我不想写得太极端，想给读者希望：生活中确实存在机会，要自己努力。
《检》：知识分子从书上来的思想在生活中往往苍白、乏力，用不上。该如何解释这种困惑？
阎：这里牵涉到一个“知行合一”的问题。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天下国家、良知责任等等道理他们都懂得，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和具体利益的时候，这些道理就不管用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确实比较严重，怎样解决这种困惑，我也不能说有很好的具有操作性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是端正社会风气，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格水平。
《检》：现在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以为然，觉得并不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您怎么看？
阎：传统文化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有思想资源的价值。当然传统又是复杂的，多样的，负面的因素也不少。但我认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和曹雪芹等等文化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血泪人生以至生命，证明了比自我生存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的真实存在。我们都是凡人，学不了圣贤。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可以对我们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感召，保证我们做人还有一个底线，不去做很坏的事。
采写：闻涛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