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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还没有画上句号。
已经争论了20年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均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教授，多年来是对手也是同事。
1952年生的林毅夫和1959年生的张维迎，他们此番关于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是双方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解正名，更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命题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从1995年至今数度交手
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曾就学术观点数度交手。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9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十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7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林毅夫与杨小凯有过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一个月后，林毅夫发文阐释观点，指出他和张维迎乃至国内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此后在2014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的《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研讨会上，林张二人又围绕着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激辩。林毅夫认为，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持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张维迎认为，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
2016年8月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针锋相对地提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观点鲜明的反对文章。之后，张维迎和林毅夫又分别在多个场合一再阐述各自观点。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此轮争论暂告一段落。
林张之争背后的深层问题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双方围绕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存在、该不该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买单、怎样利用比较优势等方面展开交锋。这其实不只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更深层次地来看，背后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在此次现场辩论过程中，张维迎就曾表示，“我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张维迎说，“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作出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对此，张维迎的观点是，这些理论所说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失灵，他认为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更好的分析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市场竞争是使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合作机会的过程。”
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林毅夫在美国留学期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而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维迎早年在英国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后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学说十分推崇，他也曾公开表示受杨小凯影响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8年，中国的发展一直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在当前面对发展中的各种困境时，中国更是要向改革要红利。
以杨小凯、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源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废除管制，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张维迎甚至表示，“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机遇，因此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他还曾公开表示，政府在其中的做法“95%是正确的”。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增长模式遭遇挑战，传统动能作用减弱，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而现有产业政策也确实存在不足地方。产业政策之争，与其说是两方各持己见，不如说是对今后经济发展之路的不同思考。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此，在需要汇集各方智慧、向改革要红利来发展的中国，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尤为可贵。
已经争论了20年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均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教授，多年来是对手也是同事。
1952年生的林毅夫和1959年生的张维迎，他们此番关于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是双方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解正名，更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命题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从1995年至今数度交手
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曾就学术观点数度交手。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9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十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7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林毅夫与杨小凯有过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一个月后，林毅夫发文阐释观点，指出他和张维迎乃至国内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此后在2014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的《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研讨会上，林张二人又围绕着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激辩。林毅夫认为，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持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张维迎认为，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
2016年8月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针锋相对地提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观点鲜明的反对文章。之后，张维迎和林毅夫又分别在多个场合一再阐述各自观点。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此轮争论暂告一段落。
林张之争背后的深层问题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双方围绕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存在、该不该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买单、怎样利用比较优势等方面展开交锋。这其实不只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更深层次地来看，背后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在此次现场辩论过程中，张维迎就曾表示，“我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张维迎说，“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作出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对此，张维迎的观点是，这些理论所说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失灵，他认为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更好的分析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市场竞争是使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合作机会的过程。”
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林毅夫在美国留学期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而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维迎早年在英国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后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学说十分推崇，他也曾公开表示受杨小凯影响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8年，中国的发展一直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在当前面对发展中的各种困境时，中国更是要向改革要红利。
以杨小凯、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源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废除管制，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张维迎甚至表示，“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机遇，因此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他还曾公开表示，政府在其中的做法“95%是正确的”。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增长模式遭遇挑战，传统动能作用减弱，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而现有产业政策也确实存在不足地方。产业政策之争，与其说是两方各持己见，不如说是对今后经济发展之路的不同思考。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此，在需要汇集各方智慧、向改革要红利来发展的中国，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