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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音响的小刘走了。在受尽电疗、化疗之苦后，他终于可以安息了。在台湾音响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过时人物，可是在认识他的人心里，却永远有其位置，因为他一辈子坚守信念，以最严谨的态度从一而终地对待自认美好的事物。
他的往生让我想到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小廖。说老，其实他在20多年前，30岁不到时就离开人间了；也是癌症。我读初二就认识他了，在音乐方面，他还是我的领路人呢。
小廖的父亲是宜兰罗东小镇上一位知名医师，家境是朋友中最好的，还有一般人家少见的撞球台；哥儿们常去打“斯诺克”。第一次在他家镇外的别墅过夜时，两人聊得好不高兴。我说：“放点音乐吧!”他道：“抱歉，你爱听的那些美军电台播的流行歌曲，我一首也没有。从小跟着父亲听古典音乐。家里只有这类唱片，不晓得你会不会嫌枯燥。不过，有些曲目也会让人一听就喜欢的!”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响起，那“当当当当”的命运叩门声就此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世界，让我跨越时空、种族、宗教及语言的隔阂。跟古今的伟大心灵交会。随着年纪增长，我愈来愈相信叔本华所说：“就算我们的宇宙有一天将终止，音乐也会继续存在。”
教书近30年来，我谈来谈去都是摄影；其实，我觉得自己蛮适合当音乐欣赏的讲师，改行当个播放歌曲的DJ也能胜任。我收藏的原版黑胶唱片远比我搜集的摄影画册多，我花在听音乐的时间也超过上山下海捕捉镜头，在暗房放照片时，更是一刻也少不了音乐。
我听的类型广阔，名作曲家的罕见曲目或是没人注意的民族音乐尤其对味。经年累月积聚了可观的能量，却极少有机会在大众前释放，直到两年多前，慈济基金会所辖的大爱电视台找我为员工在职进修做美学讲座。
第一季，我规规矩矩地讲了3个月老本行——“摄影与人文”；第二季我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制作了“音乐因缘——阮义忠DJ时间”的10堂讲座。教、学的确能够相长。准备上课教材让我更能理解，形而上的音乐语汇与形而下的人间酸甜苦辣，之间如何牵连。
第一堂课是“我终于遇见了Cat Stevens"。这位在六七十年代走红全世界的英国籍独唱歌手，我有一度天天都听，著名作品包括《破晓时分》、《父与子》、《月之影》、《忧伤的莉萨》等。我觉得他不像在唱歌，而是在跟知心朋友倾诉，听着听着，仿佛就成了他的老友。
在他最红的时候，却好像突然人间蒸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2004年底，南亚大海啸发生后，我随着印度尼西亚的慈济志工到亚齐灾区去勘查为灾民兴建大爱村的土地，又参加了一场在雅加达举行的募款晚会。节目开始时，会场上先是响起了我极为熟悉的《破晓时分》，投影屏幕继而映出他在灾区赈灾的纪录片。等到他本人出现时，表演位置竟然离我那桌不到3公尺。依旧是瘦长的个子、俊雅的络腮胡，只是名字已改为尤瑟夫·伊斯兰(Yusuf Islam)。
如今，他可能是世上改宗伊斯兰最著名的人物，除了透过慈善组织“小善举”(small Kindness)直接实践具社会性、教育性的计划，还提供人道救援给波斯尼亚、科索沃、伊拉克以及世界其它区域的孤儿及贫困家庭。此外，他在教育界的开创性工作还促使英国政府支持整个大英帝国境内的伊斯兰教育；他在伦敦布伦特区创立的3所学校是该区学业成绩最好的。
从艺术家转为慈善家的史帝文斯真是我们的好榜样。从“为己”转入“利他”，人生的道路就能愈走愈宽。自己只有孤单的一个，别人却是无量的。正如证严法师所言：“无人能够掌握生命的长度，但是却能开拓人生的宽度与深度。”
第二堂课是“想念亚美尼亚”。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游记，在台湾与大陆的媒体都发表过，引起不少回响。尽管大家深受文章感动，却少有人听过我所提到的音乐。在得知父亲罹患癌症的当天，我不经意地买了那张CD，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的那些歌声却比我还无助；在悲极中的哀嚎已升华为圣洁的祈祷。正如卡夫卡所言：“最动人心弦的音乐，最美好的歌曲，是由被谴责的灵魂在地狱深渊完成的。”
第三到第十堂课是“用灵魂唱歌：Nina Simone”、“与自己对话的StephanMicus”、“21世纪的莫扎特——Keith Jarrett”、“新奥良的Pete Fountain Day”、“犹太人的乡村旋律”、“吉普赛人的流浪之歌”、“小提琴家(Gldon Kremer)”以及“永远的现代——巴洛克”。
对我来说，这比教摄影要过瘾太多了!講新奥良音乐时，我把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街车”、成靡·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文学、爵士乐的背景融合，并放映我造访当地时所拍的照片。讲犹太人的乡村音乐时，我从西班牙被摩尔人统治时受古兰经颂唱的影响，谈到受纳粹迫害下的集中营创作。我甚至把家里的黑胶唱盘、功放、喇叭都搬去电视台的视听教室，因为我的器材比他们的设备要高传真。
这些不同时空、地域的旋律，都好像是在生命之河中的逆流而上。这使我更能体会一位西方哲人的话：“所谓教育。就是找回前世的经验。”也更懂得了乔治·史坦纳在《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书中的一句话：“歌曲引导我们回到我们未曾到过的家。”
“家”怎么会未曾到过呢?因为那是最终的归宿，是往生。小刘、小廖以及我的父亲都已回到了我们每个人终将抵达的家。
他的往生让我想到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小廖。说老，其实他在20多年前，30岁不到时就离开人间了；也是癌症。我读初二就认识他了，在音乐方面，他还是我的领路人呢。
小廖的父亲是宜兰罗东小镇上一位知名医师，家境是朋友中最好的，还有一般人家少见的撞球台；哥儿们常去打“斯诺克”。第一次在他家镇外的别墅过夜时，两人聊得好不高兴。我说：“放点音乐吧!”他道：“抱歉，你爱听的那些美军电台播的流行歌曲，我一首也没有。从小跟着父亲听古典音乐。家里只有这类唱片，不晓得你会不会嫌枯燥。不过，有些曲目也会让人一听就喜欢的!”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响起，那“当当当当”的命运叩门声就此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世界，让我跨越时空、种族、宗教及语言的隔阂。跟古今的伟大心灵交会。随着年纪增长，我愈来愈相信叔本华所说：“就算我们的宇宙有一天将终止，音乐也会继续存在。”
教书近30年来，我谈来谈去都是摄影；其实，我觉得自己蛮适合当音乐欣赏的讲师，改行当个播放歌曲的DJ也能胜任。我收藏的原版黑胶唱片远比我搜集的摄影画册多，我花在听音乐的时间也超过上山下海捕捉镜头，在暗房放照片时，更是一刻也少不了音乐。
我听的类型广阔，名作曲家的罕见曲目或是没人注意的民族音乐尤其对味。经年累月积聚了可观的能量，却极少有机会在大众前释放，直到两年多前，慈济基金会所辖的大爱电视台找我为员工在职进修做美学讲座。
第一季，我规规矩矩地讲了3个月老本行——“摄影与人文”；第二季我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制作了“音乐因缘——阮义忠DJ时间”的10堂讲座。教、学的确能够相长。准备上课教材让我更能理解，形而上的音乐语汇与形而下的人间酸甜苦辣，之间如何牵连。
第一堂课是“我终于遇见了Cat Stevens"。这位在六七十年代走红全世界的英国籍独唱歌手，我有一度天天都听，著名作品包括《破晓时分》、《父与子》、《月之影》、《忧伤的莉萨》等。我觉得他不像在唱歌，而是在跟知心朋友倾诉，听着听着，仿佛就成了他的老友。
在他最红的时候，却好像突然人间蒸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2004年底，南亚大海啸发生后，我随着印度尼西亚的慈济志工到亚齐灾区去勘查为灾民兴建大爱村的土地，又参加了一场在雅加达举行的募款晚会。节目开始时，会场上先是响起了我极为熟悉的《破晓时分》，投影屏幕继而映出他在灾区赈灾的纪录片。等到他本人出现时，表演位置竟然离我那桌不到3公尺。依旧是瘦长的个子、俊雅的络腮胡，只是名字已改为尤瑟夫·伊斯兰(Yusuf Islam)。
如今，他可能是世上改宗伊斯兰最著名的人物，除了透过慈善组织“小善举”(small Kindness)直接实践具社会性、教育性的计划，还提供人道救援给波斯尼亚、科索沃、伊拉克以及世界其它区域的孤儿及贫困家庭。此外，他在教育界的开创性工作还促使英国政府支持整个大英帝国境内的伊斯兰教育；他在伦敦布伦特区创立的3所学校是该区学业成绩最好的。
从艺术家转为慈善家的史帝文斯真是我们的好榜样。从“为己”转入“利他”，人生的道路就能愈走愈宽。自己只有孤单的一个，别人却是无量的。正如证严法师所言：“无人能够掌握生命的长度，但是却能开拓人生的宽度与深度。”
第二堂课是“想念亚美尼亚”。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游记，在台湾与大陆的媒体都发表过，引起不少回响。尽管大家深受文章感动，却少有人听过我所提到的音乐。在得知父亲罹患癌症的当天，我不经意地买了那张CD，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的那些歌声却比我还无助；在悲极中的哀嚎已升华为圣洁的祈祷。正如卡夫卡所言：“最动人心弦的音乐，最美好的歌曲，是由被谴责的灵魂在地狱深渊完成的。”
第三到第十堂课是“用灵魂唱歌：Nina Simone”、“与自己对话的StephanMicus”、“21世纪的莫扎特——Keith Jarrett”、“新奥良的Pete Fountain Day”、“犹太人的乡村旋律”、“吉普赛人的流浪之歌”、“小提琴家(Gldon Kremer)”以及“永远的现代——巴洛克”。
对我来说，这比教摄影要过瘾太多了!講新奥良音乐时，我把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街车”、成靡·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文学、爵士乐的背景融合，并放映我造访当地时所拍的照片。讲犹太人的乡村音乐时，我从西班牙被摩尔人统治时受古兰经颂唱的影响，谈到受纳粹迫害下的集中营创作。我甚至把家里的黑胶唱盘、功放、喇叭都搬去电视台的视听教室，因为我的器材比他们的设备要高传真。
这些不同时空、地域的旋律，都好像是在生命之河中的逆流而上。这使我更能体会一位西方哲人的话：“所谓教育。就是找回前世的经验。”也更懂得了乔治·史坦纳在《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书中的一句话：“歌曲引导我们回到我们未曾到过的家。”
“家”怎么会未曾到过呢?因为那是最终的归宿，是往生。小刘、小廖以及我的父亲都已回到了我们每个人终将抵达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