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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10～1911年爆发了以东三省为主要疫区的大鼠疫，日俄借此对东北主权进一步侵犯，东北地方政府及清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并且在客观上为东北步入近代化奠定了基石。
关键词：近代东北；主权；近代化
二十世纪初，东北已完全处在日、俄两国的控制下，清政府对其主权行使程度明显下降。两国在这里不仅驻扎了军队，还有大量的侨民。1910～1911年，东北爆发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鼠疫，给他们带来了人身和利益的极大冲击，日俄以防疫为借口将其侵略的触角深入到东北的各个领域。
首先，无视中国主权。日俄在其势力范围之外，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横加干涉。例如，因为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疫亡人数多，俄国便指责“官家搜查之不严，任其传染，……致使瘟疫流于租界”，如若防疫仍如此不力，“定行越界干预。”日本则“必欲将东三省防疫之事由该国关东都督自行派员办理。”列强甚至威胁出兵干涉：1911年1月20日，各国公使曾至清外务部，“谓山海关对于防疫一事未免失之疏懈，拟由各国分派兵队前往，如有不服拦阻强欲入关者，即行开枪。”
其次，野蛮损毁中国人的财产。为阻断疫源需要烧毁染疫的房屋，按惯例是先经中方允许并适时作出赔偿，如遇中方坚决不同意，就不能烧毁。但据《大公报》记载，在满洲里、哈尔滨等处“染疫死者不下数千人，一切财产均被俄人付之一炬。”当清政府与俄方交涉时，俄方反而要求中方出钱赔偿，理由是：“俄人以满洲里瘟疫发现以来，若非满站俄员防范严密，则华人更不知死亡几许。所需经费计有数十万卢，应由中国分摊。”
第三，随意驱逐华人。列强以防疫为借口，大规模驱逐华人，却不进行有效地检疫、隔离，致使鼠疫在东三省迅速蔓延。据《申报》报道，满洲发现鼠疫后，俄国“特派医生将华人挨次察验，其有气色可疑者约三百余人，一律用火车转送出境。”东清铁路因鼠疫流行恐怕传染，将一千五百余名华工一律辞退。
第四，肆意虐待中国人。在哈尔滨马家沟地区的华人木屋，只因俄人谓其已染疫，竟“将其放火焚毁”。哈尔滨租界内八道街五凤楼 “中居华人二百六十八名，中有一人疫死，俄人竟行封闭，将此二百六十八人尽锁楼内”。若非当地“商会施送食物，济此闭锁华人，否则必悉成枯槁矣。” 在满洲里，一旦发现有染病者，不论是否是瘟疫患者，全部拖入瓦罐车内，“解衣验病，裸立荒野，至晚十钟始毕，仍赶入瓦罐车，当日冻毙者四人，……妇女赤体惧羞，多以手自掩，俄兵举枪暴打，祇得垂手僵立。”
除此之外，日俄两国还向东北派驻军队，武力干涉清政府在东北的防疫主权。
面对严峻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倾全国之力做了种种努力，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在晚清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疫情之初，清政府就意识到列强可能会以鼠疫为契机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因此高度重视。二月初七日（1911年3月7日），军机处、外务部、民政部在“肃邸特开临时会议约一小时之久”，会议的内容是：外人“干涉防疫交涉应如何设法禁阻，以保主权。”此后，清政府从方方面面着手，采取了完备的应对措施。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地方协同应对。清政府把防控东北鼠疫作为头等大事，在财政上给以全力支持。隆裕皇太后多次表示：“传染肺疫死者甚众，事关小民生命”，特饬令“太医院妥筹驱除该疫方法，以重民命”；电谕东三省“此次东省疫症猝发，关系甚重，锡督措置周密，一切办法煞费苦心，朝廷殊深嘉慰，所有该督奏请拨款一节应即照准。”要求“逐日将防疫情形奏报。”
东北的地方官员更是时刻警惕。鼠疫在哈尔滨一带流行之际，总督锡良意识到鼠疫可能会“因铁路交通甚便故传染极易”，便令当地“卫生医院设法查验”。奉天发现首例病症时，交涉使韩国钧函告各国驻奉领事官们：“督宪已饬民政司督率卫生医院筹设临时病院以备查验留治，及购办一切消毒药料，并饬巡警认真检查，以防传染”，以此明确通知列强，中国对防疫已经采取了措施。
第二，明确防疫措施，阻断列强干涉借口。为防止列强越权干涉，清政府防疫局，“将每日关于防疫之报告，按照呈部式样，逐日缮送各国使馆一份”， 使各国“对于京师防疫办法洞悉种种情形，不致再生疑虑。”还聘请了大批中西医士到疫区进行防疫工作。
第三，据理力争，维护主权。近代以来清政府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惨败的事实，让列强认定清政府不敢正面与之冲突，便多次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借口，欲出兵中国东北，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据《盛京时报》记载，驻京俄使照会清外务部：“俄政府特拟在毗连吉江两省之俄境，添驻重兵隔绝交通，以阻止鼠疫之西渐。”《大公报》报导，俄国提出“要求允准俄人加重兵于中俄交界，以资防范。”清政府明确反驳“查此项疫症实发源于贵国，因贵国未能严防，遂致传入敝国，正拟开正式交涉，乃贵国忽有此强硬之要求，殊属无理已极，所请驻兵之处碍难依议。”从而拒绝了俄国的要求。
第四，利用列强矛盾，调整外交政策。清政府利用列强因在华利益冲突而相互制衡的局面，限制了日俄在东北的进一步扩张。成功的例证就是由清政府倡议在奉天召开国际鼠疫研究大会并获得了成功。典型的史料是奉天交涉使韩国钧发给外务部的一份电文：“前奉钧部照请各国派医在奉开会，昨督宪已将筹备情形电陈在案，钧部于防疫一事时采外交团议论，刻美医已到，日人仍要求随时会商，现在各国既已派医集会，若请在奉各领事一同晤商，既于预防办法可以随时讲求，又可由各领监视使日人不致无端干涉，此事美德法各领已先商允各本国公使，但未接钧部照会，未便由各国发起，可否请钧部密商各公使饬知各领，似于实行开放主义正相符。”
第五，任用杰出官吏，维护国家主权。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清政府在选派东三省官吏时，都是选用在官场历练多年的杰出官吏。他们在外强内弱的局面下尽量不失天朝尊严，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鼠疫发生时，东三省的总督是锡良。当哈尔滨一带鼠疫流行之际，他敏锐地意识到瘟疫可能会“因铁路交通甚便故传染极易”，迅速地与当时控制东三省绝大部分铁路的日俄就阻断交通进行交涉，并最终达成了共识，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传播。时任奉天交涉司交涉使的韩国钧在奉天发现首例鼠疫时，就敏锐地预见到列强会以此对中国内政干涉，便迅速函告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美国、德国的驻奉领事官们：“督宪已饬民政司督率卫生医院筹设临时病院以备查验留治，及购办一切消毒药料，并饬巡警认真检查，以防传染”，先于列强干涉之前就明确告知各国，中国对防疫已有准备。鼠疫爆发后，韩国钧预见到日本必将借防疫对中国内政干涉，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当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提出“要派日本警察封锁从旅大往东北方向的铁路和车站”时，韩国钧主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召开中日防疫会议的要求，利用会议在诸多方面形成的条款限制了日本的干涉行为；他“组织绘制了《东三省防疫图》受到西方专业人士的赞赏”；类似的地方官员还有很多，他们在防疫交涉中所做的努力让列强刮目相看，直呼“中华不乏有识之士。”
第六，据理力争，保护东北人民的权益。日俄为了防止鼠疫扩散，对东北百姓采取了野蛮的方式：“南满铁道附属地内某屋，有患百斯笃病者一人，经防疫事务所派人往看，症虽垂危，尚能言语行动”，当地“日本警察部某即到防疫所请將该病人收埋”，中方没有答应，此人竟先后到部十余次，“勒令从速掩埋”，中方“严辞驳覆，谓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上殊难如此，则断难施此辣手。”在东北官员的坚持下，日方只得作罢；俄国圈禁了华民3000余人。当时“交涉局锡守往商，许以五日放回”，但过了半个月后仍没有放回，锡守又前往交涉，“据云，须过两星期，始可释放。”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了。
清政府中央及东北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列强国家中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们曾“派西医某君赴奉调查防疫情形”，某君在调查报告中称“东省防疫事宜成效卓著，疫势可望不日销灭。”驻京英德等公使对清政府此次的防疫评价是“颇为颂佩京师防疫之办法”，“防疫政策为中国剏举，此次竟能先事预防，未致蔓延，足征中国进步实为外人意料之所不及。”
正是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不懈努力，才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然而，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经历了此次鼠疫之后，财政枯竭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1912年被辛亥革命推翻，退出了历史舞台。清政府在鼠疫期间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成为其二百多年统治的最后挽歌。
关键词：近代东北；主权；近代化
二十世纪初，东北已完全处在日、俄两国的控制下，清政府对其主权行使程度明显下降。两国在这里不仅驻扎了军队，还有大量的侨民。1910～1911年，东北爆发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鼠疫，给他们带来了人身和利益的极大冲击，日俄以防疫为借口将其侵略的触角深入到东北的各个领域。
首先，无视中国主权。日俄在其势力范围之外，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横加干涉。例如，因为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疫亡人数多，俄国便指责“官家搜查之不严，任其传染，……致使瘟疫流于租界”，如若防疫仍如此不力，“定行越界干预。”日本则“必欲将东三省防疫之事由该国关东都督自行派员办理。”列强甚至威胁出兵干涉：1911年1月20日，各国公使曾至清外务部，“谓山海关对于防疫一事未免失之疏懈，拟由各国分派兵队前往，如有不服拦阻强欲入关者，即行开枪。”
其次，野蛮损毁中国人的财产。为阻断疫源需要烧毁染疫的房屋，按惯例是先经中方允许并适时作出赔偿，如遇中方坚决不同意，就不能烧毁。但据《大公报》记载，在满洲里、哈尔滨等处“染疫死者不下数千人，一切财产均被俄人付之一炬。”当清政府与俄方交涉时，俄方反而要求中方出钱赔偿，理由是：“俄人以满洲里瘟疫发现以来，若非满站俄员防范严密，则华人更不知死亡几许。所需经费计有数十万卢，应由中国分摊。”
第三，随意驱逐华人。列强以防疫为借口，大规模驱逐华人，却不进行有效地检疫、隔离，致使鼠疫在东三省迅速蔓延。据《申报》报道，满洲发现鼠疫后，俄国“特派医生将华人挨次察验，其有气色可疑者约三百余人，一律用火车转送出境。”东清铁路因鼠疫流行恐怕传染，将一千五百余名华工一律辞退。
第四，肆意虐待中国人。在哈尔滨马家沟地区的华人木屋，只因俄人谓其已染疫，竟“将其放火焚毁”。哈尔滨租界内八道街五凤楼 “中居华人二百六十八名，中有一人疫死，俄人竟行封闭，将此二百六十八人尽锁楼内”。若非当地“商会施送食物，济此闭锁华人，否则必悉成枯槁矣。” 在满洲里，一旦发现有染病者，不论是否是瘟疫患者，全部拖入瓦罐车内，“解衣验病，裸立荒野，至晚十钟始毕，仍赶入瓦罐车，当日冻毙者四人，……妇女赤体惧羞，多以手自掩，俄兵举枪暴打，祇得垂手僵立。”
除此之外，日俄两国还向东北派驻军队，武力干涉清政府在东北的防疫主权。
面对严峻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倾全国之力做了种种努力，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在晚清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疫情之初，清政府就意识到列强可能会以鼠疫为契机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因此高度重视。二月初七日（1911年3月7日），军机处、外务部、民政部在“肃邸特开临时会议约一小时之久”，会议的内容是：外人“干涉防疫交涉应如何设法禁阻，以保主权。”此后，清政府从方方面面着手，采取了完备的应对措施。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地方协同应对。清政府把防控东北鼠疫作为头等大事，在财政上给以全力支持。隆裕皇太后多次表示：“传染肺疫死者甚众，事关小民生命”，特饬令“太医院妥筹驱除该疫方法，以重民命”；电谕东三省“此次东省疫症猝发，关系甚重，锡督措置周密，一切办法煞费苦心，朝廷殊深嘉慰，所有该督奏请拨款一节应即照准。”要求“逐日将防疫情形奏报。”
东北的地方官员更是时刻警惕。鼠疫在哈尔滨一带流行之际，总督锡良意识到鼠疫可能会“因铁路交通甚便故传染极易”，便令当地“卫生医院设法查验”。奉天发现首例病症时，交涉使韩国钧函告各国驻奉领事官们：“督宪已饬民政司督率卫生医院筹设临时病院以备查验留治，及购办一切消毒药料，并饬巡警认真检查，以防传染”，以此明确通知列强，中国对防疫已经采取了措施。
第二，明确防疫措施，阻断列强干涉借口。为防止列强越权干涉，清政府防疫局，“将每日关于防疫之报告，按照呈部式样，逐日缮送各国使馆一份”， 使各国“对于京师防疫办法洞悉种种情形，不致再生疑虑。”还聘请了大批中西医士到疫区进行防疫工作。
第三，据理力争，维护主权。近代以来清政府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惨败的事实，让列强认定清政府不敢正面与之冲突，便多次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借口，欲出兵中国东北，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据《盛京时报》记载，驻京俄使照会清外务部：“俄政府特拟在毗连吉江两省之俄境，添驻重兵隔绝交通，以阻止鼠疫之西渐。”《大公报》报导，俄国提出“要求允准俄人加重兵于中俄交界，以资防范。”清政府明确反驳“查此项疫症实发源于贵国，因贵国未能严防，遂致传入敝国，正拟开正式交涉，乃贵国忽有此强硬之要求，殊属无理已极，所请驻兵之处碍难依议。”从而拒绝了俄国的要求。
第四，利用列强矛盾，调整外交政策。清政府利用列强因在华利益冲突而相互制衡的局面，限制了日俄在东北的进一步扩张。成功的例证就是由清政府倡议在奉天召开国际鼠疫研究大会并获得了成功。典型的史料是奉天交涉使韩国钧发给外务部的一份电文：“前奉钧部照请各国派医在奉开会，昨督宪已将筹备情形电陈在案，钧部于防疫一事时采外交团议论，刻美医已到，日人仍要求随时会商，现在各国既已派医集会，若请在奉各领事一同晤商，既于预防办法可以随时讲求，又可由各领监视使日人不致无端干涉，此事美德法各领已先商允各本国公使，但未接钧部照会，未便由各国发起，可否请钧部密商各公使饬知各领，似于实行开放主义正相符。”
第五，任用杰出官吏，维护国家主权。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清政府在选派东三省官吏时，都是选用在官场历练多年的杰出官吏。他们在外强内弱的局面下尽量不失天朝尊严，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鼠疫发生时，东三省的总督是锡良。当哈尔滨一带鼠疫流行之际，他敏锐地意识到瘟疫可能会“因铁路交通甚便故传染极易”，迅速地与当时控制东三省绝大部分铁路的日俄就阻断交通进行交涉，并最终达成了共识，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传播。时任奉天交涉司交涉使的韩国钧在奉天发现首例鼠疫时，就敏锐地预见到列强会以此对中国内政干涉，便迅速函告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美国、德国的驻奉领事官们：“督宪已饬民政司督率卫生医院筹设临时病院以备查验留治，及购办一切消毒药料，并饬巡警认真检查，以防传染”，先于列强干涉之前就明确告知各国，中国对防疫已有准备。鼠疫爆发后，韩国钧预见到日本必将借防疫对中国内政干涉，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当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提出“要派日本警察封锁从旅大往东北方向的铁路和车站”时，韩国钧主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召开中日防疫会议的要求，利用会议在诸多方面形成的条款限制了日本的干涉行为；他“组织绘制了《东三省防疫图》受到西方专业人士的赞赏”；类似的地方官员还有很多，他们在防疫交涉中所做的努力让列强刮目相看，直呼“中华不乏有识之士。”
第六，据理力争，保护东北人民的权益。日俄为了防止鼠疫扩散，对东北百姓采取了野蛮的方式：“南满铁道附属地内某屋，有患百斯笃病者一人，经防疫事务所派人往看，症虽垂危，尚能言语行动”，当地“日本警察部某即到防疫所请將该病人收埋”，中方没有答应，此人竟先后到部十余次，“勒令从速掩埋”，中方“严辞驳覆，谓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上殊难如此，则断难施此辣手。”在东北官员的坚持下，日方只得作罢；俄国圈禁了华民3000余人。当时“交涉局锡守往商，许以五日放回”，但过了半个月后仍没有放回，锡守又前往交涉，“据云，须过两星期，始可释放。”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了。
清政府中央及东北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列强国家中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们曾“派西医某君赴奉调查防疫情形”，某君在调查报告中称“东省防疫事宜成效卓著，疫势可望不日销灭。”驻京英德等公使对清政府此次的防疫评价是“颇为颂佩京师防疫之办法”，“防疫政策为中国剏举，此次竟能先事预防，未致蔓延，足征中国进步实为外人意料之所不及。”
正是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不懈努力，才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然而，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经历了此次鼠疫之后，财政枯竭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1912年被辛亥革命推翻，退出了历史舞台。清政府在鼠疫期间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成为其二百多年统治的最后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