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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对服务贸易有着重要影响。基于Inglehart的文化维度理论，本文运用WTI文化距离指数方法测量我国与1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距离指数，运用引力模型考察其对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研究显示：文化距离指数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现显著负相关，文化障碍每降低1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则上升2.23%。我国正处于从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转型的关键期，加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文化交流，缩小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对树立我国服务贸易强国的形象，促进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文化障碍指数；服务贸易；引力模型；出口流量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072-06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商务部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达6043亿美元，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有大幅增长，分别为3821亿美元和2222亿美元。如何克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中的文化障碍，促进服务贸易增长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WVS提供的国家价值观调查数据和WTI文化距离指数测量方法，测量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障碍度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影响。
一、对外贸易中的文化距离研究
文化研究学者Guiso等（2006）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惯常的信念和价值标准，并经由各族群、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将其代代相传下去。文化是指对人类行为结果的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可能被前人或某种体验所改变。荷兰学者Hofstede（1980）最早提出了文化維度理论，以探究文化是如何对企业员工价值观产生影响及影响的程度。Schwartz（1992）进一步完善了文化维度理论，首先提出了57个跨文化领域涵盖各国价值观的维度，之后剔除了意义重复的文化维度，保留了45个维度，最终归纳为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为基础的4个维度的10个普遍价值观类型。
文化距离是一种文化疏离的形式，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量化，旨在衡量两国或两个民族之间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道德价值、生活偏好、宗教信仰等不同方面的差距。在国际贸易领域，文化差异对整个国家的国民价值观产生影响，会影响贸易流量的大小。因此，有学者开始采用Inglehart（2004）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和Tadesse and White（2008）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计算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文献显示，有关文化距离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类：
一是文化距离促进国际贸易。认为基于文化商品的独特性，文化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会增加贸易流量。Linder er al（2005）分析了92个国家1999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将文化距离引入引力模型中，测量国际贸易中无形资本贸易的影响，发现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促进了双边贸易。曲如晓、韩丽丽（2010）以1992-2008年我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测量出文化距离每增加1%，文化贸易流量就会增加2.9%。隋月红（2011）通过分析中、日、美三国1992-2009年的数据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驱动力之一，文化差异影响各国生产行为、比较优势、需求偏好，由于文化的互补，导致了对异国文化的兴趣，从而促进了两国的贸易活动。
二是文化距离阻碍国际贸易。认为一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与自己有共同文化价值观、商业习惯的国家进行贸易。White and Tadesse（2008a，2008b，2008c）、Tadesse and White （2010a，2010b）考察了文化距离以及移民效应对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认为文化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呈负相关，文化差异的扩大会削弱其出口。Sderstrm（2008）通过考察2003-2005年间77国双边出口数据，测量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呈显著负相关。国内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文化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阻碍（尚宇红和崔惠芳，2014）。刘洪铎等（2016）借助Hofstede（1980，2001）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和Kogut and Singh（1988）的测量方法，对1995-2013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的双边微观贸易数据进行观察，结果显示，提高双边文化交流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关系深入发展，而我国与欧洲、高等或中等收入沿线国家双边文化交流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文化距离与国际贸易无相关性或相关性不确定。Corneliussen（2011）分析了游戏行业的相关数据，认为文化距离与贸易无相关性。田晖和蒋辰春（2012）利用我国和31个国家和地区1995-2009年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国家文化距离对我国贸易存在双重影响，作为整体变量存在着负面影响，而其中的权利距离等组合变量有正面影响，因此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文献梳理至今尚未发现有相关研究测量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文化距离影响。
二、国际贸易中的文化距离指标体系构建
以往文化或贸易研究中常采用KSI文化距离指数，但该指数研究维度较少，调查主要针对企业文化展开，并不适合用于测量国家间的文化距离。WVS国家价值观指标体系和WTI文化距离指数能有效测量对外贸易中的文化距离和差异。
（一）世界价值观维度（WVS）
世界价值观文化维度体系由Inglehart提出，从1980年代起，他开始对全世界各国进行了长达30年的价值观变迁调查，即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缩写为WVS）。Inglehart（2004）调查了1998-2008年间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化维度，并在WVS网站上发布调查结果，目前调查数据仍在不断更新，至2014年，已经发布了第六次调研数据，预计到2018年，将发布第七次调研数据。Inglehart（2004）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文化维度分为传统（Traditional）-世俗理性（Secular-Rational）价值观维度（TSR）和生存（Survival）-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维度（SSE）（见表1）。 （二） 文化距离指数（WTI）
文化距离指数（White and Tadesse Index，简称WTI指数）是根据Inglehart（2004）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基础上运算而来的。White 和Tadesse（2008）根据Inglehart提出的TSR文化维度，即传统（Traditional）-世俗理性（Secular-Rational）价值观维度和SSE文化维度，即生存（Survival）-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价值观维度。WTI指数囊括了世界上70%以上的文化多样性，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性别、科技、环保、家庭等各个方面。WTI文化距离指数测量公式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SEit为t时期我国对i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α为常数项，μ为随机扰动项，解释变量为CULi表示我国与i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控制变量GDPit为i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PGDPit 为i国t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一个国家人民的消费水平，反映了国家人均购买力；DISi为我国与i国的地理距离；FTAi表示我国与i国是否属于同一贸易组织。
本研究选取了我国与16个国家2000-2014年共15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面板数据，共240个有效样本，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对比文化距离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影响。
（二）变量解释
本研究采用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三类變量，具体如下：
1.因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2000-2014年我国对16个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流量（SE），即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
2.自变量。引力模型自变量为文化距离指数（CUL），采用WTI文化距离测量指数，通过对WVS官网提供的最新调查结果，计算出不同国家的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TSR）和生存-自我表现价值观（SSE） （Inglehart， 2004）。我国与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排序见表2。
表2显示，在16个贸易伙伴国中，与我国文化距离最大的是瑞典，与我国文化距离最小的是拉托维亚，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美国与我国的文化距离都比较大，主要反映在传统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两个方面。
3.主要控制变量。引力模型中的主要控制变量为GDP、人均GDP、地理距离、相同自贸协定4个。其中：（1）地理距离（DIS）表示国家间地理上的距离，通常反映了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距离越远，运输的成本就越高，运输风险就越大。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其提供的服务属于无形产品，因此地理距离对其阻碍作用可能会减小，地理距离单位为千米，数据来源于法国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CEPII地理距离数据库。（2）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FTA）表示该国家是否与我国属于同一贸易组织。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对贸易关系是否密切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其设置为哑变量，若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取值为1；若不属于，取值为0。
（三）数据与样本来源
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我国对16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自变量为我国与16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数据来源于WVS官网，控制变量为我国与16国的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法国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GDP、人均GDP、相同贸易协定3个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2.样本来源。本研究根据变量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了WVS问卷调查数据和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共同覆盖的16个国家2000-2014年共15年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16个样本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英国和美国。共得240个有效观测样本，样本国家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
四、检验结果及讨论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我国与16国之间的文化障碍度差异较大，文化障碍最小的国家最小值为1.64，最大值为3.22，差异达到1.58。此外，我国对16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总体差异较大，最小值为1.25，最大值为6.15，说明本研究选取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布较为分散。国内生产总值从5.74到9.2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0.17到6.77，说明选取的贸易伙伴国经济水平发展和人均购买力差异较大。均值比较显示，地理距离、GDP、服务贸易出口额、文化距离四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相比较高，反映出变量数值分布分散，有利于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
（二）回归模型分析
我们将我国对16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代入拟回归分析，并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
为保证模型检验结果，本研究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和相关性检验，以保证结果的有效性。我们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从表5中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1，各变量的膨胀因子（VIF）均在10以下，因此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表6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864，说明了模型的解释力达到了80%以上，模型对样本观测值拟合度较高，另外在DW（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921，约等于2，说明模型中的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残差不存在自相关。
表7显示，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97.697，对应的值p接近0，因此F值在1%的显著水平内显著，因此可以判断，本研究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线性关系显著，确定可以建立线性关系模型。
将我国对16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代入拟回归分析，并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8。 （三） 討论与分析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1.文化距离指数（CUL）回归系数为-0.223，文化距离指数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SE）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我国向其出口服务贸易就越困难。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文化距离每下降1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则上升2.23%。说明文化距离确实对服务贸易出口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越是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就越难向其出口我国的服务贸易。这恰好印证了彭氏框架中基于制度的观点（institution-based view，IBV），其中将文化归为非正式制度，认为文化距离的扩大会增加两国贸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对贸易产生阻碍。在提供服务贸易的过程中，文化差异可能会增加交流沟通的困难，从而增加贸易的成本，降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
2.贸易伙伴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SE）回归系数分别为1.070和0.180，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对象国经济规模越大，国家人均购买力越强，则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就越大。但服务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的影响更大，这也说明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对于服务贸易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3.我国与服务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DIS）回归系数为-1.398，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显著负向影响，表示与我国地理距离越远的国家，在服务贸易出口的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也就越高，对服务贸易的需求就会减少。
4.两国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的回归系数为0.375， 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当两国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时，会更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距离指数回归系数为-0.223，文化距离指数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SE）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我国向其出口服务贸易就越困难；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文化障碍度每降低1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则上升2.23%，说明克服文化障碍对服务贸易出口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否则，越是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就越难向其出口我国的服务贸易。
就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如何克服文化障碍，扩大对外服务贸易的增长，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
1.由于服务贸易产品无形性这一特殊性质，在服务贸易出口的过程中会比货物贸易出口产生更多的文化交往和摩擦，这就要求服务贸易供应商不仅要对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市场需求、发展空间等客观情况进行考察，也要对贸易对象国的国民文化、国民价值观、消费偏好等主观因素了解分析和充分调研，提供符合贸易伙伴国需求的服务产品，提高贸易伙伴国对我国出口服务贸易产品的接受度。
2.除了要深入了解贸易国不同文化之外，应加强对我国文化的传播力度，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有着很强的独特性，有效的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人文交流，向贸易国提供充分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和魅力的机会，加强中外交流合作和互联互通，避免文化误解和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3.由于文化和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服务贸易出口的过程中，应了解贸易伙伴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减少文化差异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1980.
[2] Inglehart R， Basáez M， Menéndez Moreno A. 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 political， religious， sexual， and economic norms in 43 societies： findings from the 1990-1993 world values survey[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3] Linder G J.M.， Slangen A， Groot H. L. F. D. & Beugelsdyk S.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Flows，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2005.
[4] 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2，25（2）：1-65.
[5] Sderstrm J. Cultural Distance： An Assessment of Cultural Effectson Trade Flows[J].2008.
[6] Tadesse B，White R. Does Cultural Distance Hinder Trade in Goods？ AComparative Study of Nine OECD Member Nations[J].Open Economies Review，2010，21（2）：237-261. [7] Tadesse B，hite R.. Cultural distance as a determinant of bilateral trade flows： do immigrants counter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10，17（2）：147-152.
[8] White R，Tadesse B.. 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US Immigrant-Trade Link[J].World Economy，2008，31（8）：1078-1096.
[9] White R，Tadesse B. Immigrants，cultural distance and U.S. state-level exports of cultural products[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e，2008，19（3）：331-348.
[10]White R，Tadesse B. Do Immigrants Counter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Trade？ Evidence from US State-Level Exports[J].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8，37（6）：2304-2318.
[11]曲如晓，韩丽丽. 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11）：19-31.
[12]尚宇红，崔惠芳. 文化距离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修正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江汉论坛，2014（7）：58-62.
[13]隋月红. 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理论与证据[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1，25（2）：6-10.
Abstract：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affect service trade greatly. Based on the Inglehart′s Culture Dimension Theory and adopting the WTI cultural barrier measurement，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degree of cultural barrier of China with sixteen trade partner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barrier on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 flow by the use of extended gravity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cultural barrier index is， the less the service trade flows. The cultural barriers index decreasing by 10% could lead to the service trade flow increase by 2.23%.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sizable to powerful service trading country. Therefore，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moval of cultural barriers between China and its trade partners will help China build the image of powerful service trade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diplomacy.
Key words：Cultural Barrier Index； service trade； gravity model； export flow
（責任编辑：严元）
关键词：文化障碍指数；服务贸易；引力模型；出口流量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072-06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商务部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达6043亿美元，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有大幅增长，分别为3821亿美元和2222亿美元。如何克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中的文化障碍，促进服务贸易增长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WVS提供的国家价值观调查数据和WTI文化距离指数测量方法，测量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障碍度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影响。
一、对外贸易中的文化距离研究
文化研究学者Guiso等（2006）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惯常的信念和价值标准，并经由各族群、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将其代代相传下去。文化是指对人类行为结果的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可能被前人或某种体验所改变。荷兰学者Hofstede（1980）最早提出了文化維度理论，以探究文化是如何对企业员工价值观产生影响及影响的程度。Schwartz（1992）进一步完善了文化维度理论，首先提出了57个跨文化领域涵盖各国价值观的维度，之后剔除了意义重复的文化维度，保留了45个维度，最终归纳为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为基础的4个维度的10个普遍价值观类型。
文化距离是一种文化疏离的形式，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量化，旨在衡量两国或两个民族之间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道德价值、生活偏好、宗教信仰等不同方面的差距。在国际贸易领域，文化差异对整个国家的国民价值观产生影响，会影响贸易流量的大小。因此，有学者开始采用Inglehart（2004）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和Tadesse and White（2008）的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计算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文献显示，有关文化距离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类：
一是文化距离促进国际贸易。认为基于文化商品的独特性，文化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会增加贸易流量。Linder er al（2005）分析了92个国家1999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将文化距离引入引力模型中，测量国际贸易中无形资本贸易的影响，发现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促进了双边贸易。曲如晓、韩丽丽（2010）以1992-2008年我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测量出文化距离每增加1%，文化贸易流量就会增加2.9%。隋月红（2011）通过分析中、日、美三国1992-2009年的数据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驱动力之一，文化差异影响各国生产行为、比较优势、需求偏好，由于文化的互补，导致了对异国文化的兴趣，从而促进了两国的贸易活动。
二是文化距离阻碍国际贸易。认为一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与自己有共同文化价值观、商业习惯的国家进行贸易。White and Tadesse（2008a，2008b，2008c）、Tadesse and White （2010a，2010b）考察了文化距离以及移民效应对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认为文化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呈负相关，文化差异的扩大会削弱其出口。Sderstrm（2008）通过考察2003-2005年间77国双边出口数据，测量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呈显著负相关。国内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文化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阻碍（尚宇红和崔惠芳，2014）。刘洪铎等（2016）借助Hofstede（1980，2001）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和Kogut and Singh（1988）的测量方法，对1995-2013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的双边微观贸易数据进行观察，结果显示，提高双边文化交流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关系深入发展，而我国与欧洲、高等或中等收入沿线国家双边文化交流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文化距离与国际贸易无相关性或相关性不确定。Corneliussen（2011）分析了游戏行业的相关数据，认为文化距离与贸易无相关性。田晖和蒋辰春（2012）利用我国和31个国家和地区1995-2009年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国家文化距离对我国贸易存在双重影响，作为整体变量存在着负面影响，而其中的权利距离等组合变量有正面影响，因此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文献梳理至今尚未发现有相关研究测量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文化距离影响。
二、国际贸易中的文化距离指标体系构建
以往文化或贸易研究中常采用KSI文化距离指数，但该指数研究维度较少，调查主要针对企业文化展开，并不适合用于测量国家间的文化距离。WVS国家价值观指标体系和WTI文化距离指数能有效测量对外贸易中的文化距离和差异。
（一）世界价值观维度（WVS）
世界价值观文化维度体系由Inglehart提出，从1980年代起，他开始对全世界各国进行了长达30年的价值观变迁调查，即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缩写为WVS）。Inglehart（2004）调查了1998-2008年间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化维度，并在WVS网站上发布调查结果，目前调查数据仍在不断更新，至2014年，已经发布了第六次调研数据，预计到2018年，将发布第七次调研数据。Inglehart（2004）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文化维度分为传统（Traditional）-世俗理性（Secular-Rational）价值观维度（TSR）和生存（Survival）-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维度（SSE）（见表1）。 （二） 文化距离指数（WTI）
文化距离指数（White and Tadesse Index，简称WTI指数）是根据Inglehart（2004）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基础上运算而来的。White 和Tadesse（2008）根据Inglehart提出的TSR文化维度，即传统（Traditional）-世俗理性（Secular-Rational）价值观维度和SSE文化维度，即生存（Survival）-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价值观维度。WTI指数囊括了世界上70%以上的文化多样性，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性别、科技、环保、家庭等各个方面。WTI文化距离指数测量公式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SEit为t时期我国对i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α为常数项，μ为随机扰动项，解释变量为CULi表示我国与i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控制变量GDPit为i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PGDPit 为i国t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一个国家人民的消费水平，反映了国家人均购买力；DISi为我国与i国的地理距离；FTAi表示我国与i国是否属于同一贸易组织。
本研究选取了我国与16个国家2000-2014年共15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面板数据，共240个有效样本，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对比文化距离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影响。
（二）变量解释
本研究采用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三类變量，具体如下：
1.因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2000-2014年我国对16个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流量（SE），即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
2.自变量。引力模型自变量为文化距离指数（CUL），采用WTI文化距离测量指数，通过对WVS官网提供的最新调查结果，计算出不同国家的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TSR）和生存-自我表现价值观（SSE） （Inglehart， 2004）。我国与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排序见表2。
表2显示，在16个贸易伙伴国中，与我国文化距离最大的是瑞典，与我国文化距离最小的是拉托维亚，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美国与我国的文化距离都比较大，主要反映在传统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两个方面。
3.主要控制变量。引力模型中的主要控制变量为GDP、人均GDP、地理距离、相同自贸协定4个。其中：（1）地理距离（DIS）表示国家间地理上的距离，通常反映了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距离越远，运输的成本就越高，运输风险就越大。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其提供的服务属于无形产品，因此地理距离对其阻碍作用可能会减小，地理距离单位为千米，数据来源于法国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CEPII地理距离数据库。（2）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FTA）表示该国家是否与我国属于同一贸易组织。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对贸易关系是否密切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其设置为哑变量，若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取值为1；若不属于，取值为0。
（三）数据与样本来源
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我国对16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自变量为我国与16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数据来源于WVS官网，控制变量为我国与16国的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法国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GDP、人均GDP、相同贸易协定3个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2.样本来源。本研究根据变量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了WVS问卷调查数据和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共同覆盖的16个国家2000-2014年共15年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16个样本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英国和美国。共得240个有效观测样本，样本国家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
四、检验结果及讨论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我国与16国之间的文化障碍度差异较大，文化障碍最小的国家最小值为1.64，最大值为3.22，差异达到1.58。此外，我国对16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总体差异较大，最小值为1.25，最大值为6.15，说明本研究选取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布较为分散。国内生产总值从5.74到9.2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0.17到6.77，说明选取的贸易伙伴国经济水平发展和人均购买力差异较大。均值比较显示，地理距离、GDP、服务贸易出口额、文化距离四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相比较高，反映出变量数值分布分散，有利于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
（二）回归模型分析
我们将我国对16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代入拟回归分析，并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
为保证模型检验结果，本研究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和相关性检验，以保证结果的有效性。我们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从表5中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1，各变量的膨胀因子（VIF）均在10以下，因此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表6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864，说明了模型的解释力达到了80%以上，模型对样本观测值拟合度较高，另外在DW（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921，约等于2，说明模型中的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残差不存在自相关。
表7显示，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97.697，对应的值p接近0，因此F值在1%的显著水平内显著，因此可以判断，本研究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线性关系显著，确定可以建立线性关系模型。
将我国对16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代入拟回归分析，并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8。 （三） 討论与分析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1.文化距离指数（CUL）回归系数为-0.223，文化距离指数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SE）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我国向其出口服务贸易就越困难。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文化距离每下降1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则上升2.23%。说明文化距离确实对服务贸易出口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越是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就越难向其出口我国的服务贸易。这恰好印证了彭氏框架中基于制度的观点（institution-based view，IBV），其中将文化归为非正式制度，认为文化距离的扩大会增加两国贸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对贸易产生阻碍。在提供服务贸易的过程中，文化差异可能会增加交流沟通的困难，从而增加贸易的成本，降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
2.贸易伙伴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SE）回归系数分别为1.070和0.180，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对象国经济规模越大，国家人均购买力越强，则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就越大。但服务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的影响更大，这也说明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对于服务贸易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3.我国与服务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DIS）回归系数为-1.398，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显著负向影响，表示与我国地理距离越远的国家，在服务贸易出口的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也就越高，对服务贸易的需求就会减少。
4.两国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的回归系数为0.375， 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当两国属于同一自由贸易组织时，会更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距离指数回归系数为-0.223，文化距离指数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SE）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我国向其出口服务贸易就越困难；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文化障碍度每降低1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则上升2.23%，说明克服文化障碍对服务贸易出口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否则，越是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就越难向其出口我国的服务贸易。
就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如何克服文化障碍，扩大对外服务贸易的增长，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
1.由于服务贸易产品无形性这一特殊性质，在服务贸易出口的过程中会比货物贸易出口产生更多的文化交往和摩擦，这就要求服务贸易供应商不仅要对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市场需求、发展空间等客观情况进行考察，也要对贸易对象国的国民文化、国民价值观、消费偏好等主观因素了解分析和充分调研，提供符合贸易伙伴国需求的服务产品，提高贸易伙伴国对我国出口服务贸易产品的接受度。
2.除了要深入了解贸易国不同文化之外，应加强对我国文化的传播力度，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有着很强的独特性，有效的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人文交流，向贸易国提供充分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和魅力的机会，加强中外交流合作和互联互通，避免文化误解和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3.由于文化和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服务贸易出口的过程中，应了解贸易伙伴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减少文化差异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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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affect service trade greatly. Based on the Inglehart′s Culture Dimension Theory and adopting the WTI cultural barrier measurement，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degree of cultural barrier of China with sixteen trade partner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barrier on China′s service trade export flow by the use of extended gravity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cultural barrier index is， the less the service trade flows. The cultural barriers index decreasing by 10% could lead to the service trade flow increase by 2.23%.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sizable to powerful service trading country. Therefore，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moval of cultural barriers between China and its trade partners will help China build the image of powerful service trade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diplomacy.
Key words：Cultural Barrier Index； service trade； gravity model； export flow
（責任编辑：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