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到联合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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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3日,荷兰海牙和平宫,中国籍女法官薛捍勤(左二)宣誓就职国际法院法官后与其他法官一同审理案件

  从中国国内到联合国工作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角色转变过来,尤其是一些在国内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
  赵毅还记得,他担任原中国卫生部国际司国际组织处处长时,在国际会议中,“我前面放的牌子就是中国,我代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的话就是中国的声音”,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受尊重。
  到联合国任职后,他发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因为你不再代表中国了,你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在原中国卫生部,赵毅一度管17个组织,到了世卫组织后,他只需要负责非常具体的国际卫生条例的建设,“相当于原来看一片林子,现在一下子扎到一棵树的树根。”
  尽管为联合国工作意味着在国家间要保持中立,但是,这些中国职员身上,除了被日益浸染的联合国人特质外,还有始终抹不去的中国烙印。
  “铁饭碗”和“合同工”
  “中国专家专业上没有问题,但语言上与国际接轨存在一些问题。”赵毅说。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因此,即便像赵毅这样外语底子深厚的中国人,在表达的“艺术”上,和其他国家人员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在美国读过硕士、在原卫生部国际司工作了十年的赵毅自视“英语还可以”,但2009年来到世卫组织后才发现,工作中很多的细微问题,需要“意会”。这种“意会”,“要是跟不上,不主动接茬,就过去了”。
  除了语言外,联合国的工作方式和国内比,也有明显差异。
  以前赵毅在国内参加会议时,“该谁发言,总有机会准备”,但现在很多电话会议的情形是“好了,没有意见”,就结束了。
  在世卫组织,司长起草一个文件,所有人都可以提意见,“改得到处都是”。开始的时候,赵毅并不适应——这与国内的情形太不一样了。
  但是,这些国际机构的工作汇报程序也很多,加之不同国家的人要庆祝节日、要休假,所以,难免出现轮流放假没人管事的情况。
  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颖(化名)经常要跟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沟通。她发现,有时候中国政府做的比联合国机构还快。
  在联合国,也有“铁饭碗”和“合同工”。前者有权利申请联合国护照,是联合国的正式在编人员。后者则是劳务合同,随着项目走,一般一年一签。
  刘颖辞掉这个“铁饭碗”时,曾经在国际组织驻华系统职员的圈子里引起不小的惊呼,毕竟全世界的公务员都一样追求稳定。
  影响最大的是思维
  联合国的工作经历,显然对这些中国籍雇员的思维有很大影响。
  从教育部借调到教科文组织总部之前,余小华对非洲的印象基本就是“落后”,但后来接触多了便发现非洲也大有不同。比如,非洲受不同的殖民文化影响,有法语区、有英语区。之前,她认为殖民者对非洲主要是物质侵略、掠夺。但后来她发现,殖民者对非洲影响最大的还是思维。
  “法语非洲的国家精英都是法国人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在法国接受的高等教育。”余小华说。
  在不少中国人的想象中,非洲人对殖民者“应该是恨的”,但后来她发现并非如此,“当然,老派的非洲精英会告诉我造成这种现状的其实是殖民者,但是他们却不会对欧洲人说这些。”
  在这个极为多元的平台上工作,需要极好的“平衡术”,因为工作中随时可能会触及国家利益。过去三年,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先后迎来了20多个国家的90多位实习生。
  在教科文组织非洲处,余小华发现,一些会议免不了涉及非洲的不稳定国家,甚至一个国家会有两个声称自己才是主权代表的组织,像这样的国家一般“就不要安排在一起”,或者“不邀请有争议的人到会场”。
  去不掉的标签
  每一天结束了工作,赵毅会回到在当地的住处与家人相聚。世卫组织不负责他们在当地的生活问题,当地的中国人自发形成了一个“瓦帮”——在日内瓦互相帮助的意思。
  有人从中国来,“瓦帮”会有成员去机场接机,并为其安排临时住宿。“瓦帮”成员们会有一些固定的联谊,比如烧烤、年终聚餐等活动。日内瓦很安静,有了“瓦帮”,至少可以缓解寂寞。
  赵毅的孩子也来到日内瓦读书,“瓦帮”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从这里他知道了哪个学校好,甚至哪个班主任好,并和当地的中文学校建立联系。赵毅坚持要孩子学习中文,他认为“不能忘本”。
  赵毅说,自己身上“不可能没有中国的标签”。事实上,其他国家的人,也会主动给他贴上中国的标签。
  世卫组织所有职员入职时都要宣誓中立。比如说,食品安全部门在讨论三聚氰氨问题时,应从公正角度讲具体的技术问题该怎么解决,在全球(包括中国)采取什么措施。但总是有人问他:你觉得我提这样一个建议,中国政府会接受吗?
  如今,赵毅的档案还在中国卫计委,他以后也会从那里退休,“卫计委始终是我们的娘家。”
  当他以世卫组织官员的身份对接中国卫计委官员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突出。因为彼此间很熟悉,中国卫计委的官员来世卫组织开会时都会找他,他自己也会觉得很亲切。“在此基础上,一些问题的沟通也就更顺畅了。”
  不过,在联合国工作时间长了,“联合国人”的身份还是会对他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颖说,她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联合国人”的一些特质:比如,“北京”可能会被表达为“你们北京”。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毅、余小华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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