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九十六岁的手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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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朗读者》第二季播出后,吴孟超的名字就被刷屏了。
  在此之前,他2005年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又在2012年初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名声早在业界流传开来。可当人们得知,已届96岁高龄的吴孟超仍在为病人做手术,此生已把1.5万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仍会再一次心生感动。
  正如一位网友说:“我早就知道吳老的故事,可每次看到关于他的消息,我还是忍不住再看一遍,再经历一次心灵的洗礼。”
  医者吴孟超
  《朗读者》节目中,吴孟超在屏幕上展示了他那因长期手术而变得弯曲的手指。当记者有幸获准现场采访他做手术时,发现他的脚趾发生了更严重的变形——右脚二脚趾搭在大脚趾上,两个脚趾交错在一起呈“X”形,想把它们掰开都要费一番工夫。吴孟超的大女儿吴玲告诉记者,手术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他要用脚抓地站稳,早年又习惯于将二脚趾搭在大脚趾上,时间一长就纠正不过来了。
  从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算起,吴孟超已从医75年。毕业后,吴孟超到第二军医大学(今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并于1956年开始专注于肝胆外科。肝脏内有数不清的血管、胆管、淋巴管,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出血,导致病人在术中或术后死亡。那时候吴孟超和同事就想,一定要把肝脏的血管分布情况弄明白。
  上世纪50年代末,吴孟超尝试着向实验用肝脏器官内注入液化塑料,然后用酸液将管道周围的肝组织腐蚀。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看清肝脏的各路管道了,结果连注入塑料的各种管道也软化了,整个标本就坍塌了。1959年4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全国为之沸腾。这让吴孟超有了灵感:何不用乒乓球材料试试?他尝试着把液态的乒乓球材料赛璐珞注入肝脏血管,然而太稠就灌不进细微管道,太稀又撑不起肝脏形状,压力过大会导致血管被撑破,压力小了又会导致液体分布不均……
  经过反复调整浓度和压力,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当吴孟超和同事用水冲洗掉经腐蚀的肝脏结构后,一具完整的肝脏管道标本终于呈现在眼前。接着,他们又制作了上百具不同类型的标本。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陈列室里,记者见到了吴孟超当年制作的标本,它们蓝白相间,犹如美丽的珊瑚一般,每一根细小的血管都展示得清清楚楚。根据这些标本,吴孟超认为应该抛弃过去把人类肝脏简单分为左、右两页的陈旧观点,于1960年首次提出“五叶四段”论,并在当年实施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为一名肝癌患者切除了肿瘤。“五叶四段”解剖理论直到今天仍指导着世界上大多数肝脏手术。
  由于对肝脏内管道分布了如指掌,吴孟超接下来的手术都很成功。同时他又有些遗憾:“那时候做肝脏手术采用低温麻醉方法,先把病人麻醉,再泡在冰水里,等体温降到32摄氏度再手术。因为只有低温状态下,肝细胞才能经受长时间的缺血。但这样做太残忍了,太不人道了。”一天,他洗脸时发现水龙头的开关能控制水流的断续,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不能应用到肝脏血液的控制上吗?经过多次实验、比对,吴孟超发现,15分钟是肝脏手术血流阻断的理想时限,只要把握好时限,多次阻断累加的时间足够施行复杂的肝脏手术。他称这个方法为“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此法很快在全国推广,至今被医学界认为是最简单、最有效、最安全的肝脏手术方法。吴孟超成了中国肝脏外科领域的“一把刀”。
  1963年2月,上海某医院收治了一名肝癌患者,肿瘤长在了中肝叶部位。“中肝叶处于肝脏的‘心脏’,管道结构极其复杂,几乎所有肝内重要管道都流经这里。如果说肝脏手术是外科手术中的‘禁区’,那么中肝叶手术则是‘禁区中的禁区’。这家医院的医生于是邀请吴孟超前来会诊。”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肝胆相照——吴孟超传》作者方鸿辉说。吴孟超花6个小时成功完成了世界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截至2011年,他共主刀400余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成功率达97.3%。
  2011年9月,方鸿辉在手术室拍摄了一张难得的照片。手术前,吴孟超将手术服向上抛起,衣服落下来时,他的双臂正好伸进衣袖。89岁老人的这套娴熟动作,让方鸿辉感叹:“这简直就是‘上帝之手’。米开朗基罗的名画《创造亚当》中,上帝将手指伸向亚当,传递着生命的火种。而吴老正做着同样的事,拯救了千万癌症患者的生命。”
  赤子吴孟超
  吴孟超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吴玲告诉记者,小妹是一名眼科大夫,嫁给了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科学家,已在德国安家。“爸爸常打电话给她,希望她们早日回国发展。尽管他知道有一些现实中的难处,但还是反复叮嘱。”吴玲明白,对祖国的感情与父亲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他父母都在马来西亚去世,弟弟妹妹也都在马来西亚生活。只有他当年去了抗日前线,回到了祖国。”
  1927年,年仅5岁的吴孟超离开家乡福建闽清,随母亲漂洋过海,投奔在马来西亚打工的父亲。他还记得帮父亲做米粉、割橡胶的情形——他们把从橡胶树上收集的汁液烘干,制成胶片,拿到市场上卖。可市场掌握在英国殖民者手里,他们任意杀价,“100斤只卖4块钱”。初中毕业后,父亲想让吴孟超到英国读书,他却说:“难道我们受英国佬的欺负还少吗?”
  吴孟超决心回到祖国参加抗日,还鼓励其他华侨子弟的同学这么做。他倡议把用来毕业聚餐的钱和在当地演出募捐来的钱聚集起来,支持祖国抗日,得到同学们的赞同。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捐款,通过侨领陈嘉庚被送往延安。“当时的侨领也分成两派,陈嘉庚支持共产党,还有的支持国民党,我们学校受陈嘉庚影响,都相信共产党。”吴孟超回忆说,学校后来收到一份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报,“这更加鼓舞我回去报效祖国”。   吴孟超和同学辗转到达越南西贡海关办理入境签证。当时的越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吴孟超正准备在登记表上签名时,法国签证官拦住了他,旁边一名越南警察说:中国人只能摁手印。吴孟超指着刚才签字的一个白人,用英语问签证官:“请问先生,我不能同他一样签字吗?”签证官蛮横地用英语答道:“这里规定黄种人一律得摁手印。”吴孟超感到莫大的耻辱,说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会用中文或英文签字……”签证官说:“难道认几个字就能改变你们的肤色吗?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争执不下,吴孟超最后只好摁手印通关。他后来考取了在云南办学的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可这份“摁手印”的屈辱记了一辈子。
  2010年11月,美国芝加哥大学邀请吴孟超到美国参加国际外科会议。他到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工作人员也请他摁手印。“我会签字,为什么让我摁手印?”吴孟超问道。“吴先生,这是规定。”对方友好地答道。吴孟超的态度很坚决:“我不摁手印!”“这是美国的新规定,为了反恐需要。”“所有人都要摁手印吗?”“不包括欧洲白种人。”吴孟超怒气冲冲地说:“是你们邀请我去参会的。”对方执意让他摁手印,否则不能去。吴孟超答道:“我不去了!”
  会议组织方得知后,赶紧与吴孟超取得联系,让他不用管这个事了,他们去联系。吴孟超还是拒绝了:“我还有别的事。我不去了。”
  吴孟超也见识过日本人的有色眼镜。1958年,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一位教授在第二军医大学作关于肝脏外科的学术报告,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起码要30年!”这句话让吴孟超心里憋了一口气,决心自力更生,勇攀高峰。日后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多次应邀到日本讲学。
  1986年,第一届中日消化道外科会议在上海举行,吴孟超担任中方主席。日本医学代表团带来一个摄制组,要求在开会期间拍摄吴孟超肿瘤手术全过程,吴孟超没有考虑太多,一口答应。同事和学生提醒说:“吴老,您那一套技术可还没有申请过专利呀,万一被日本人学到手……”吴孟超笑着说:“没关系。”他知道,“吴氏刀法”的秘诀在于手感。他在《朗读者》中说,有时做手术眼睛是向上看的,因为用手一摸就知道病人腹内情况。这种手感是摄像机拍不到的。“他的学生施乐华曾感慨,跟了吴老这么多年都没弄清他手中的奥秘,日本人靠几个摄像头怎么能弄清?”方鸿辉说。尽管这种手感难以学习,吴孟超还是把他的知识和技能对有志于从事肝胆外科的医务人员倾囊相授。“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军人吴孟超
  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战乱,不少教学、科研机构都被迫迁移到大西南。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搬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与当时的同济大学附中成了近邻。吴孟超和同学们常跑到营造学社“追星”,帮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抄写文稿、描图等。“我们帮他们干活,林徽因有时会给我们一小块巧克力。”吴孟超用拇指掐住食指第一个关节告诉记者,“那时候穷,我们没吃过巧克力。”说到这里,记者向吴老展示了《环球人物》杂志2014年7月刊登过的一期关于林徽因的封面报道。吴孟超看到杂志封面后,马上就认出这是他年轻时崇拜的建筑学家、诗人,还说一度想当一名工程师。而同济以医学见长,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逐渐成长为一位有将军军衔的名医。平时,他不是穿着医生服,就是穿着军装。这一生,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從未辜负这一身戎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5月26日清晨,吴孟超出门准备到本科实习医院上班,发现马路边上整齐地睡着一排一排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不进屋,不扰民,令人震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告示到处张贴着。我不由得对这些解放军战士投去钦佩和敬仰的目光。”吴孟超回忆说,“接下来,医院接收了一批解放军伤员,我们就忙开了。”
  一年的实习结束后,吴孟超被分配到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小儿科,因为他的小儿科结业成绩是95分,全班第一,而外科只有65分。但他钟爱的是外科,因为外科医生一刀下去就能把病人治好,干脆利落。为了实现当外科医生的理想,他情愿放弃留校当小儿科医生的好机会。当时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即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在招外科医生,吴孟超欣然前去应聘。主考官郑宝琦教授同样对他65分的外科成绩有所疑虑。而吴孟超解释说:“当一名外科医生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外科很适合我的性格,我胆大心细动作利索,从小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郑宝琦渐渐被这名毕业生打动,告诉他面试通过了。他觉得,吴孟超身上有一股劲,一股年轻人永不服输的冲劲,一股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韧劲,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这正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应该具备的素养。
  1956年,吴孟超入党、参军。也是这一年,他向老师裘法祖请教未来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裘法祖有“中国外科之父”之称,他告诉好学的吴孟超,普通外科是门很古老的专业,胸外科已从这里分出去了,脑外科也已独立建科,当今世界肝脏外科还很薄弱,我国又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吴孟超听后下决心朝这个方向努力。裘法祖说:“如果你能朝这个困难的方向努力,说明你确实有军人风范,很有志气。一旦认准了目标,就要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与老师谈完话,吴孟超就跑到上海各大图书馆搜索带“肝”字的著作,几无所获。后来找到一本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如获至宝。裘法祖翻阅此书后建议吴孟超:尽快把它译成中文。吴孟超谨遵师诲,和同事方之扬一起翻译,就连患上痢疾住院期间也不忘译著的事。一个多月后,当吴孟超抱着译稿向裘法祖汇报时,老师再次赞赏道:“我让你们尽快,没想到这么快!到底是军人作风,雷厉风行啊。”1958年5月,译著出版。这是我国有关肝脏外科方面的第一部医学译著。
  吴孟超还有一股不肯轻易放弃的倔强脾气。1975年,医院收治了一名肝癌患者,肿瘤重达18千克。当时医院暂驻西安,患者是安徽人,已在合肥的大医院看过病,医生们无计可施,他就抱着一丝希望千里迢迢从安徽赶到西安。当时,同事和同行医生都劝吴孟超,对没有多大把握的病人还是“婉拒”为妥,这样对医院和医生的名声也无大碍。可吴孟超偏要试一试。最终经过12个小时手术台上的奋战,他将63厘米的巨型肿瘤切除,创造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名患者后来健康地生活了40多年。
  方鸿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问道:“你们看完吴老手术,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记者回答说:“爱笑,很和蔼。”方鸿辉说:“那是对外人。其实他脾气大着呢,经常训斥他的弟子。”一名科室主任曾回忆:“每次查看医疗记录,吴老都会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一旦有谁的字写得不工整或数据不对,他就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训斥‘粗枝大叶’,一点也不给你面子。他常说,写病历同给病人看病一样,要严谨细致,要有足够的耐心。”吴孟超说:“我对学生,越喜欢的越训得厉害,希望他能够做好,不要出事。”如今,中国肝胆外科界的中坚力量,最优秀的医生、教授,80%是他的学生。
  “感动中国”节目曾说,吴孟超是世界上90多岁高龄仍然工作在手术台前的唯一一位医生。而他自己觉得,“十来天不进手术室,心里空落落的”。现在他仍坚持每周起码3台手术。记者采访吴孟超手术的那天是个星期三,他离开手术区时,医护人员搀扶着他,略带抱怨说:“不是说好以后每周两台手术吗?今天已经是第三台了。”
  在我们的采访中,吴孟超告诉记者,位于上海嘉定区安亭镇的新院区已经投入使用了,那里有1500张床位,规模更大,旁边还有新设立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这都是他牵头实施的,他实现了人生事业上的又一次腾飞。
  (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2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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