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陆军司令部接受日本侵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递交《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按照《波茨坦公告》和其他国际公法,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交国际法庭审判。但是,直到1949年,还有不少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总人数曾达到1.5万人。他们武器精良,身穿国民党军装,帮助蒋介石、阎锡山打内战,但最终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
一
1945年8月中下旬,战败日军开始在中国各地向当地的国民党军政首脑投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接受日本投降为名,将3万晋军集结在平遥一带,一边接收日军的物资装备,一边准备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8月下旬,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的战犯河本大作,在阎锡山的暗示下,策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300多名日本职员投靠阎锡山。阎锡山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河本大作原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于1928年6月上旬导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碍日军在东北进行侵略行动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后被任命为满洲铁路理事。1942年9月,他从东北来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仓财阀代表),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后,积极策动其他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留在山西,为阎锡山政权管理工厂、矿山,维修军事设施。
当时,驻扎在山西的日军第一军有5.9万人,阎锡山既想把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据为己有,又想将日军残部收编,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1945年9月2日,日方派出代表、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与阎锡山谈判投降事宜。谈判还没开始,阎锡山就迫不及待地对山冈道武说:“日军虽然战败了,但素质优秀,希望能留下一部分日军负责保安工作。”此话正中山冈道武的下怀,他回答说:“我回去和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商量一下,尽量满足阁下的要求。”
原来,日军虽战败,但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不死。日本《投降书》签字不久,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一图谋,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华南等地日本人中,“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构想,也成泡影。
但是,驻山西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情报参谋岩田清一少佐、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和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这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贼心不死,共同发起“在晋日人残留运动”,串联战败的日军官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继续与阎锡山“合作”、“寄存武力”,为“复兴祖国”而残留下来。他们利用阎锡山借用日军力量对抗八路军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获得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等待国际局势变幻之时,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中国扩张的前进基地。
阎锡山则为了“共同防共”,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便与高桥坦等接触交涉,商谈“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问题。随后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部队编制下;阎锡山为“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越条件,官佐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另一说法是三级),兵士全部给予军官待遇;聘澄田睐四郎出任山西省总顾问,山冈道武出任副总顾问。
10月,阎锡山下令成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取共谋其事之意,下设军事处、经济处、总务处、文化处。除总负责人外,各处均由日本人负责,以达到让战败日军自我管理的目的。
尽管如此,当时集结在太原的部分日军低级官兵急于复员回国,不愿留下。为此,阎锡山不仅派人到各部队游说,甚至煞费苦心地亲自到日军军营中演讲,鼓动日军加入晋军,并许诺各种优厚待遇,对日军军官更是极力拉拢。“合谋社”也放出风声:“如果留守人员总数达不到阎锡山长官要求的1.5万人,就将在山西曾犯有杀人、掠夺、强奸等罪行的日军官兵作为战犯判刑,复员回国毫无希望。”
12月,山冈道武、岩田清一、城野宏等与阎锡山方面在“合谋社”拟定了残留日军组编特务团的计划。与此同时,澄田睐四郎成立了“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自任部长。
1946年1月和2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开始组建。为避日方违反《波茨坦公告》之嫌,组建工作在形式上是由阎锡山向“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澄田睐四郎发出“征用令”,而仍以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签发电文,向所隶属、指挥(驻大同侵华日军第四独立警备队,1945年8月22日,划归第一军指挥)的部队分配征用名额。
第一军在电文中明确通知:“(二战区)对组建部队下达的命令,经由日本军司令官转发,在部队组建完成的同时,配属于组建(日军)兵团;担任组建任务的兵团长,根据规定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后,应将详细情况报告军司令官”,以此保证第一军对日本残留军的控制。
1946年2月,山冈道武先后签发电文,分配征用名额1.1万人,组建情况随时报告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这一时期,在以军队系统动员组织的大规模日军残留中,第一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中将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少将坂井直俊等军国主义分子,也都成为“山西残留”的组织者与骨干分子,并都残留下来。
到1946年4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编制日本军人已有6600多人,加上其他部队,阎锡山终于留下了1.5万名日军。
为对外保密,阎锡山一再否认侵华日军编入了晋军,还让这些日军穿上了国民党军装,并为其配发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晋军中,有的日本军官甚至当上了旅团长。澄田睐四郎掀去战犯的“帽子”,被聘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有专门设立的“武顾问室”,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有专门设立的“蒲研究室”,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有专门设立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亲手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被阎锡山聘为经济顾问。数百名日本官佐则作为顾问、教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指挥。
完成收编工作后,自觉“兵强马壮”的阎锡山不断向八路军发动进攻。他派出7个军的兵力抢占了山西境内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派出1.7万多人向晋东南上党解放区大举进犯,很快占领了长治、屯留、长子、襄垣、潞城、壶关各县城。
对此,我军给予坚决回击。从8月26日起,中共中央军委连续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发动上党战役。
9月1日,上党战役打响,太行部队首先攻克襄垣,9月10日进攻屯留;太岳纵队于13日进攻长子,冀南纵队进攻潞城。到19日,三路纵队先后攻占了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5座县城,10月12日解放长治。
上党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敌3.5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军事实力,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斗争。
阎锡山不甘心失败,妄图借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将晋冀鲁豫解放区一口吃掉。敌人的动向早被我情报人员所掌握,上报了党中央。为了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1946年1月,国、共、美三方小组在山西调停内战时,陈赓将军作为中共代表严正指出:国民党正在利用战败日军打内战,国民党代表对此百般抵赖,美方代表则表示怀疑。
为揭露敌人的这一罪恶行径,陈赓提出三方代表一同前往晋军前线阵地一探究竟。为防意外,陈赓的随从参谋在前面带路,不慎踩中地雷,随从参谋光荣牺牲。这时,国民党代表不敢再前进。陈赓毅然走在前头,招呼美方代表跟上,美方代表叫喊国民党代表跟上来,一同走向晋军阵地。据守这个阵地的就是被阎锡山收编的日本兵,当他们看到身穿八路军军装的陈赓毫不犹豫地向山上走来时,被吓得呆若木鸡。
上山后,陈赓走到一个士兵面前,大声问道:“你是哪个部队的?”这个日本兵不懂汉语,张口结舌,不知所措。陈赓把他揪到国、美代表和随行记者面前,用铁的事实揭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八路军即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和战争结束前保持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了《波茨坦公告》。”
1946年2月,“军事调处执行部”太原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代表,专门到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残留部队驻扎的“东沁线”视察;3月,军调部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太原视察。
为避免违反《波茨坦公告》而引发国际问题,澄田睐四郎等人采取将残留日本军人“就地复员”,及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瞒天过海,继续残留。1946年4月,从形式上下令撤回编入特务团人员,旋即着手部队改编。5、6月间,残留日军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
1947年3月,保安总司令部编为山西野战军。1947年6月,即正式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设在太原市新民正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
虽然是国民党军编制,但从总队长今村方策到各团骨干力量,基本上都是日本人。1948年3月,第十总队改称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实质并无改变,习惯上仍称第十总队。
二
内战初期,阎锡山狂妄地认为,经过日本教官严格训练且装备精良的晋军,足以对付晋冀鲁豫的共产党军队。日军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的计划,让日军更多地参与后勤保障、通讯、训练等工作。没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掀起了自卫反击战,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
从1946年6月至9月,晋绥野战军和晋察野战军先后发起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两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2万多人,收复朔县、崞县、五台、原平、定襄、宁武、怀仁、山阴、繁峙、代县等县城及忻州、大同、应县所属全部村镇。
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进行闻(喜)夏(县)战役、同蒲铁路中段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5万多人,解放了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5座县城,控制铁路线100多公里,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部会师晋南,打通同蒲路的企图,并使太岳解放区和晋绥之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
运城是晋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南通陇海铁路、西连陕西、北控同蒲铁路的军事要地。阎锡山对此十分重视,修筑了坚固的城防设施。解放军两次攻打运城均告失利。阎锡山沾沾自喜,鼓吹“运城固若金汤,解放军莫可奈何”。1947年12月17日晚,解放军冒雪发起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经过11天激战,28日晨,守敌晋军被全部歼灭,运城获得解放。
运城解放后,临汾成为阎锡山在晋南盘踞的最后一座孤城。1948年初,解放军开始向临汾附近集结。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来到临汾前线,亲自指挥这场攻坚战。阎锡山担心晋军主力有被解放军一举歼灭的危险,要求第十总队的日军直接参战,并任命元泉馨(已改名原泉福)直接担任其晋中野战军副总司令。
守临汾的晋军有2.5万多人,是阎锡山的精锐部队,由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中将司令梁培璜统一指挥。
徐向前集中6万多人的优势兵力,于1948年3月发起了临汾战役。经过持久残酷、规模宏大的战斗,终于在5月17日晚将守敌全歼。总指挥梁培璜、第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和胡宗南的第十三旅旅长谢锡昌被俘。面对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第十总队不敢驰援。
日军也挽救不了阎锡山失败的命运。一些思乡的日军开始开小差,千方百计想返回日本,剩下的日军也士气低落。1948年5月,原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和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以组织“义勇军”为由,离开山西回到日本。
临汾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率人民解放军挥师北上,在广袤的晋中平原与晋军展开了一场决战。晋中地区是晋军主要的粮食供应地,阎锡山深知固守晋中对保卫太原的重要性,他的军事部署是固守点线,以攻为守,以一部兵力据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和公路沿线。晋中各县城、重要村镇和山区沿边要地均构筑坚固设防,使晋中成为由千万个高碉低堡、千百个大小据点构成的要塞地区。
人民解放军参加晋中战役的总兵力不足6万多人,而晋军却有10万之众,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难怪阎锡山自恃拥有精锐的日军第十总队,还有飞机,洋洋得意。
徐向前胸有成竹,决定出奇不意,以奇制胜,先派出一部地方武装佯作解放军主力进军风陵渡,在该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征集船只,摆出一付强渡黄河、支援西北战场的架势,同时释放了一批经教育后倾向我军的俘虏,让他们放出徐向前将要支援西北战场的消息。之后,解放军一部从西南面突然出动,将晋军吸引过去,而主力部队则隐蔽地开进太谷、祈县、平遥南侧山区。
6月18日,晋中战役打响。解放军主力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于晋中腹地,完全打乱了阎锡山的部署,他急忙命令其闪击兵团回援平遥、介休等地。解放军乘晋军转移途中设伏,歼灭晋军亲训师、亲训炮兵团7000多人。之后,又在祈县伏击第十九军,歼敌3000多人。
阎锡山“王牌军”亲训师的覆灭使阎锡山乱了阵脚。他立即命令其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副总司令元泉馨率部驰援,与“共军决一死战”。但是,原任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的元泉馨看不起赵承绶,不听从赵的调动,各自为战。
徐向前看准时机,决定在太原附近开辟新的战场,驱使赵承绶集团自投罗网。6月29日,解放军挥师北上。赵承绶发现解放军北移,急令所部向太原附近靠拢。解放军为阻敌北逃,在榆次与太谷之间的董村一带,与晋军展开了一场阻击战。晋军连续几天攻不破董村防线,只好由榆次与徐沟间的公路往北撤,这一下掉进了徐向前早已布置好的战场里。
虽然将赵承绶集团包围在预设的战场里,但徐向前深感兵力不足,他急令晋中各地我军迅速驰援。7月的晋中,烈日似火。解放军战士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晋军紧紧包围在榆次、太谷、徐沟3县交界处的南庄、三李青、大常、小常一带。随后,解放军展开了村落阵地攻坚战。天空,有国民党军的飞机助战,日夜轰炸;地面,与晋军的阵地争夺战也打得十分艰难,每攻克一个据点都要进行数次进攻,巩固一个阵地又要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解放军战士前赴后继,勇猛向前,晋军节节败退。
元泉馨指挥的第十总队的日本兵,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7月15日,解放军攻克大常村,几名战士冲进了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并未指示手下开枪,而是走上来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自豪地大声说:“对!”日军军官转头大声一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在另一场战斗中,元泉馨被解放军的迫击炮击中,他临死前对参谋长哀叹:“没想到徐向前的厉害,十总全完了!”说完自杀身亡,7名日军高级军官也纷纷剖腹自杀,第十总队主力被解放军全歼。
7月16日,解放军攻入小常村,蜷缩在避弹坑里的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等晋军高级将领被俘。此后,解放军各部横扫千军如卷席,至7月21日,晋中14个县全部解放。
胜败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尔。徐向前在晋中战役中,以不足6万兵力消灭了晋军10多万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
晋中失守,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开始,战斗至10月16日,攻城部队在城南、城北两线共歼敌1.2万多人,并从南北两面部队突破晋军第一道防线。
10月25日,东山战斗打响,双方主力部队先后投入战斗,参战的各种火炮达800门。晋军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负隅反抗,寸土必争。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及第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坐镇“复兴楼”,指挥大约1100多名日本兵参战。战斗异常激烈,各主要阵地焦土三尺,尸横遍野。至11月2日,解放军完全占领了东山,取得了攻城的有利阵地。
此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为配合即将发起的平津战役,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指示徐向前暂缓攻击太原,固守已得阵地,进行政治攻势。
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澄田睐四郎感到继续待在中国无望,便在太原解放前夕带领几名随从逃回日本。岩田清一、河本大作等人则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阎锡山的指挥下,与解放军作战。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决胜阶段。3月28日,彭德怀由西柏坡返西北战场途经太原时,徐向前因病无法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留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
3月29日,阎锡山见情况不妙,逃往南京,太原守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攻城时机已成熟,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激战至24日凌晨,守敌全部被歼,太原宣告解放。
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敌13.5万多人,其中700多名日本兵被打死,生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及第十总队日军残寇400多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第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老牌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也与侵华战争中其他罪犯一起,被押进太原战犯管理所。至此,阎锡山部队中的日军已基本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日本军国主义残留山西死灰复燃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但它留给世人的警示却是深刻的、长期的。
对于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被俘日军官兵,人民解放军却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把他们送往大同云冈一带的煤矿场进行劳动改造,特意安排他们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背矿”,并且保证他们吃饱穿暖,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些日军战俘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怀和温暖。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遣返回国后为中日友好积极奔走呼号,还有一些人愿意留在新中国,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希望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弥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按照《波茨坦公告》和其他国际公法,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交国际法庭审判。但是,直到1949年,还有不少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总人数曾达到1.5万人。他们武器精良,身穿国民党军装,帮助蒋介石、阎锡山打内战,但最终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
一
1945年8月中下旬,战败日军开始在中国各地向当地的国民党军政首脑投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接受日本投降为名,将3万晋军集结在平遥一带,一边接收日军的物资装备,一边准备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8月下旬,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的战犯河本大作,在阎锡山的暗示下,策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300多名日本职员投靠阎锡山。阎锡山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河本大作原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于1928年6月上旬导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碍日军在东北进行侵略行动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后被任命为满洲铁路理事。1942年9月,他从东北来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仓财阀代表),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后,积极策动其他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留在山西,为阎锡山政权管理工厂、矿山,维修军事设施。
当时,驻扎在山西的日军第一军有5.9万人,阎锡山既想把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据为己有,又想将日军残部收编,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1945年9月2日,日方派出代表、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与阎锡山谈判投降事宜。谈判还没开始,阎锡山就迫不及待地对山冈道武说:“日军虽然战败了,但素质优秀,希望能留下一部分日军负责保安工作。”此话正中山冈道武的下怀,他回答说:“我回去和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商量一下,尽量满足阁下的要求。”
原来,日军虽战败,但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不死。日本《投降书》签字不久,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一图谋,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华南等地日本人中,“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构想,也成泡影。
但是,驻山西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情报参谋岩田清一少佐、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和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这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贼心不死,共同发起“在晋日人残留运动”,串联战败的日军官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继续与阎锡山“合作”、“寄存武力”,为“复兴祖国”而残留下来。他们利用阎锡山借用日军力量对抗八路军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获得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等待国际局势变幻之时,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中国扩张的前进基地。
阎锡山则为了“共同防共”,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便与高桥坦等接触交涉,商谈“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问题。随后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部队编制下;阎锡山为“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越条件,官佐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另一说法是三级),兵士全部给予军官待遇;聘澄田睐四郎出任山西省总顾问,山冈道武出任副总顾问。
10月,阎锡山下令成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取共谋其事之意,下设军事处、经济处、总务处、文化处。除总负责人外,各处均由日本人负责,以达到让战败日军自我管理的目的。
尽管如此,当时集结在太原的部分日军低级官兵急于复员回国,不愿留下。为此,阎锡山不仅派人到各部队游说,甚至煞费苦心地亲自到日军军营中演讲,鼓动日军加入晋军,并许诺各种优厚待遇,对日军军官更是极力拉拢。“合谋社”也放出风声:“如果留守人员总数达不到阎锡山长官要求的1.5万人,就将在山西曾犯有杀人、掠夺、强奸等罪行的日军官兵作为战犯判刑,复员回国毫无希望。”
12月,山冈道武、岩田清一、城野宏等与阎锡山方面在“合谋社”拟定了残留日军组编特务团的计划。与此同时,澄田睐四郎成立了“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自任部长。
1946年1月和2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开始组建。为避日方违反《波茨坦公告》之嫌,组建工作在形式上是由阎锡山向“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澄田睐四郎发出“征用令”,而仍以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签发电文,向所隶属、指挥(驻大同侵华日军第四独立警备队,1945年8月22日,划归第一军指挥)的部队分配征用名额。
第一军在电文中明确通知:“(二战区)对组建部队下达的命令,经由日本军司令官转发,在部队组建完成的同时,配属于组建(日军)兵团;担任组建任务的兵团长,根据规定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后,应将详细情况报告军司令官”,以此保证第一军对日本残留军的控制。
1946年2月,山冈道武先后签发电文,分配征用名额1.1万人,组建情况随时报告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这一时期,在以军队系统动员组织的大规模日军残留中,第一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中将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少将坂井直俊等军国主义分子,也都成为“山西残留”的组织者与骨干分子,并都残留下来。
到1946年4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编制日本军人已有6600多人,加上其他部队,阎锡山终于留下了1.5万名日军。
为对外保密,阎锡山一再否认侵华日军编入了晋军,还让这些日军穿上了国民党军装,并为其配发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晋军中,有的日本军官甚至当上了旅团长。澄田睐四郎掀去战犯的“帽子”,被聘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有专门设立的“武顾问室”,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有专门设立的“蒲研究室”,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有专门设立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亲手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被阎锡山聘为经济顾问。数百名日本官佐则作为顾问、教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指挥。
完成收编工作后,自觉“兵强马壮”的阎锡山不断向八路军发动进攻。他派出7个军的兵力抢占了山西境内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派出1.7万多人向晋东南上党解放区大举进犯,很快占领了长治、屯留、长子、襄垣、潞城、壶关各县城。
对此,我军给予坚决回击。从8月26日起,中共中央军委连续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发动上党战役。
9月1日,上党战役打响,太行部队首先攻克襄垣,9月10日进攻屯留;太岳纵队于13日进攻长子,冀南纵队进攻潞城。到19日,三路纵队先后攻占了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5座县城,10月12日解放长治。
上党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敌3.5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军事实力,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斗争。
阎锡山不甘心失败,妄图借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将晋冀鲁豫解放区一口吃掉。敌人的动向早被我情报人员所掌握,上报了党中央。为了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1946年1月,国、共、美三方小组在山西调停内战时,陈赓将军作为中共代表严正指出:国民党正在利用战败日军打内战,国民党代表对此百般抵赖,美方代表则表示怀疑。
为揭露敌人的这一罪恶行径,陈赓提出三方代表一同前往晋军前线阵地一探究竟。为防意外,陈赓的随从参谋在前面带路,不慎踩中地雷,随从参谋光荣牺牲。这时,国民党代表不敢再前进。陈赓毅然走在前头,招呼美方代表跟上,美方代表叫喊国民党代表跟上来,一同走向晋军阵地。据守这个阵地的就是被阎锡山收编的日本兵,当他们看到身穿八路军军装的陈赓毫不犹豫地向山上走来时,被吓得呆若木鸡。
上山后,陈赓走到一个士兵面前,大声问道:“你是哪个部队的?”这个日本兵不懂汉语,张口结舌,不知所措。陈赓把他揪到国、美代表和随行记者面前,用铁的事实揭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八路军即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和战争结束前保持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了《波茨坦公告》。”
1946年2月,“军事调处执行部”太原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代表,专门到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残留部队驻扎的“东沁线”视察;3月,军调部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太原视察。
为避免违反《波茨坦公告》而引发国际问题,澄田睐四郎等人采取将残留日本军人“就地复员”,及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瞒天过海,继续残留。1946年4月,从形式上下令撤回编入特务团人员,旋即着手部队改编。5、6月间,残留日军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
1947年3月,保安总司令部编为山西野战军。1947年6月,即正式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设在太原市新民正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
虽然是国民党军编制,但从总队长今村方策到各团骨干力量,基本上都是日本人。1948年3月,第十总队改称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实质并无改变,习惯上仍称第十总队。
二
内战初期,阎锡山狂妄地认为,经过日本教官严格训练且装备精良的晋军,足以对付晋冀鲁豫的共产党军队。日军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的计划,让日军更多地参与后勤保障、通讯、训练等工作。没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掀起了自卫反击战,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
从1946年6月至9月,晋绥野战军和晋察野战军先后发起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两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2万多人,收复朔县、崞县、五台、原平、定襄、宁武、怀仁、山阴、繁峙、代县等县城及忻州、大同、应县所属全部村镇。
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进行闻(喜)夏(县)战役、同蒲铁路中段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5万多人,解放了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5座县城,控制铁路线100多公里,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部会师晋南,打通同蒲路的企图,并使太岳解放区和晋绥之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
运城是晋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南通陇海铁路、西连陕西、北控同蒲铁路的军事要地。阎锡山对此十分重视,修筑了坚固的城防设施。解放军两次攻打运城均告失利。阎锡山沾沾自喜,鼓吹“运城固若金汤,解放军莫可奈何”。1947年12月17日晚,解放军冒雪发起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经过11天激战,28日晨,守敌晋军被全部歼灭,运城获得解放。
运城解放后,临汾成为阎锡山在晋南盘踞的最后一座孤城。1948年初,解放军开始向临汾附近集结。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来到临汾前线,亲自指挥这场攻坚战。阎锡山担心晋军主力有被解放军一举歼灭的危险,要求第十总队的日军直接参战,并任命元泉馨(已改名原泉福)直接担任其晋中野战军副总司令。
守临汾的晋军有2.5万多人,是阎锡山的精锐部队,由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中将司令梁培璜统一指挥。
徐向前集中6万多人的优势兵力,于1948年3月发起了临汾战役。经过持久残酷、规模宏大的战斗,终于在5月17日晚将守敌全歼。总指挥梁培璜、第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和胡宗南的第十三旅旅长谢锡昌被俘。面对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第十总队不敢驰援。
日军也挽救不了阎锡山失败的命运。一些思乡的日军开始开小差,千方百计想返回日本,剩下的日军也士气低落。1948年5月,原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和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以组织“义勇军”为由,离开山西回到日本。
临汾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率人民解放军挥师北上,在广袤的晋中平原与晋军展开了一场决战。晋中地区是晋军主要的粮食供应地,阎锡山深知固守晋中对保卫太原的重要性,他的军事部署是固守点线,以攻为守,以一部兵力据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和公路沿线。晋中各县城、重要村镇和山区沿边要地均构筑坚固设防,使晋中成为由千万个高碉低堡、千百个大小据点构成的要塞地区。
人民解放军参加晋中战役的总兵力不足6万多人,而晋军却有10万之众,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难怪阎锡山自恃拥有精锐的日军第十总队,还有飞机,洋洋得意。
徐向前胸有成竹,决定出奇不意,以奇制胜,先派出一部地方武装佯作解放军主力进军风陵渡,在该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征集船只,摆出一付强渡黄河、支援西北战场的架势,同时释放了一批经教育后倾向我军的俘虏,让他们放出徐向前将要支援西北战场的消息。之后,解放军一部从西南面突然出动,将晋军吸引过去,而主力部队则隐蔽地开进太谷、祈县、平遥南侧山区。
6月18日,晋中战役打响。解放军主力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于晋中腹地,完全打乱了阎锡山的部署,他急忙命令其闪击兵团回援平遥、介休等地。解放军乘晋军转移途中设伏,歼灭晋军亲训师、亲训炮兵团7000多人。之后,又在祈县伏击第十九军,歼敌3000多人。
阎锡山“王牌军”亲训师的覆灭使阎锡山乱了阵脚。他立即命令其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副总司令元泉馨率部驰援,与“共军决一死战”。但是,原任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的元泉馨看不起赵承绶,不听从赵的调动,各自为战。
徐向前看准时机,决定在太原附近开辟新的战场,驱使赵承绶集团自投罗网。6月29日,解放军挥师北上。赵承绶发现解放军北移,急令所部向太原附近靠拢。解放军为阻敌北逃,在榆次与太谷之间的董村一带,与晋军展开了一场阻击战。晋军连续几天攻不破董村防线,只好由榆次与徐沟间的公路往北撤,这一下掉进了徐向前早已布置好的战场里。
虽然将赵承绶集团包围在预设的战场里,但徐向前深感兵力不足,他急令晋中各地我军迅速驰援。7月的晋中,烈日似火。解放军战士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晋军紧紧包围在榆次、太谷、徐沟3县交界处的南庄、三李青、大常、小常一带。随后,解放军展开了村落阵地攻坚战。天空,有国民党军的飞机助战,日夜轰炸;地面,与晋军的阵地争夺战也打得十分艰难,每攻克一个据点都要进行数次进攻,巩固一个阵地又要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解放军战士前赴后继,勇猛向前,晋军节节败退。
元泉馨指挥的第十总队的日本兵,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7月15日,解放军攻克大常村,几名战士冲进了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并未指示手下开枪,而是走上来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自豪地大声说:“对!”日军军官转头大声一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在另一场战斗中,元泉馨被解放军的迫击炮击中,他临死前对参谋长哀叹:“没想到徐向前的厉害,十总全完了!”说完自杀身亡,7名日军高级军官也纷纷剖腹自杀,第十总队主力被解放军全歼。
7月16日,解放军攻入小常村,蜷缩在避弹坑里的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等晋军高级将领被俘。此后,解放军各部横扫千军如卷席,至7月21日,晋中14个县全部解放。
胜败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尔。徐向前在晋中战役中,以不足6万兵力消灭了晋军10多万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
晋中失守,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开始,战斗至10月16日,攻城部队在城南、城北两线共歼敌1.2万多人,并从南北两面部队突破晋军第一道防线。
10月25日,东山战斗打响,双方主力部队先后投入战斗,参战的各种火炮达800门。晋军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负隅反抗,寸土必争。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及第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坐镇“复兴楼”,指挥大约1100多名日本兵参战。战斗异常激烈,各主要阵地焦土三尺,尸横遍野。至11月2日,解放军完全占领了东山,取得了攻城的有利阵地。
此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为配合即将发起的平津战役,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指示徐向前暂缓攻击太原,固守已得阵地,进行政治攻势。
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澄田睐四郎感到继续待在中国无望,便在太原解放前夕带领几名随从逃回日本。岩田清一、河本大作等人则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阎锡山的指挥下,与解放军作战。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决胜阶段。3月28日,彭德怀由西柏坡返西北战场途经太原时,徐向前因病无法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留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
3月29日,阎锡山见情况不妙,逃往南京,太原守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攻城时机已成熟,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激战至24日凌晨,守敌全部被歼,太原宣告解放。
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敌13.5万多人,其中700多名日本兵被打死,生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及第十总队日军残寇400多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第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老牌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也与侵华战争中其他罪犯一起,被押进太原战犯管理所。至此,阎锡山部队中的日军已基本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日本军国主义残留山西死灰复燃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但它留给世人的警示却是深刻的、长期的。
对于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被俘日军官兵,人民解放军却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把他们送往大同云冈一带的煤矿场进行劳动改造,特意安排他们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背矿”,并且保证他们吃饱穿暖,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些日军战俘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怀和温暖。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遣返回国后为中日友好积极奔走呼号,还有一些人愿意留在新中国,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希望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弥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