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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北京大雪漫天，绵密无声。
窗外的十二生肖广场上，一对恋人在残损的鼠雕旁堆起一个雪人——眼睛是两片枯叶，鼻子是半截胡萝卜，两根松枝当手臂。
三天后，雪人的头没了，只剩下一个雪堆，上面装点着鞋印、烟蒂和黄色的狗尿。
覆着雪的车辆整齐地停在车位上，融雪沿着风挡缓缓滑落。不知谁在一辆车上写下的“2020，武汉加油！”也随之消失不见了。
空中归于静谧，航线上听不到昔日飞机的轰鸣。
新年的红灯笼仍在行道树上悠荡，刚刚过去的庚子新年气氛肃然。街上行人寥寥，彼此不识真面目。人们的眼神充满警觉，听觉也变得敏感，一声轻咳，一个喷嚏，无意间的清下嗓子，都会招致嫌恶与猜疑的目光。疫情让人与人之间有了可见的边界。
居委会打电话询问近期有无去过武汉。原本，我确实打算去武汉看岳母。
武汉封城二十天后，我给岳母打了个电话。足不出户并未对她构成任何心理障碍，她反倒以过来人的语气，叮嘱我们多注意安全。
药店的口罩脱销了，网上需要预定。我从抽屉里翻出半包过期数年的一次性口罩，那是当年装修房子打扫卫生时买的。虽然有股让人头晕的怪味，戴上它多少有些心理安慰。
楼道内飘散着84消毒液的味道，一楼电梯口的按键旁粘着一包抽纸巾，我从未用过。很少坐电梯的我，那段时间更是天天爬楼梯。
每天手机里充斥着海量信息：感染者的各种症状;防不胜防的传播途径;不断更新的确诊数据 ……我逐渐变得烦躁——恐惧比病毒更具传染性。我索性放弃关注任何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情绪不再随之波动，心态也就平和了。
小区大门旁寒冷的人行道上，堆满快递包裹，快递员中，瘦高的董辛鹿排在第一个，然后是河南姑娘刘雪花，小个子张大春总是中午才来……
不同年龄的志愿者集结在小区门口，一度连驶入车辆的后备箱都要检查。
门口的保安渐渐变成了机器人，夜以继日无数次抬着沉重的眼皮和胳膊测量体温;电量不足的喇叭有气无力地循环播放着“请您出示出入证”。
一些服务暂时停摆，小区角落里的旧衣回收箱外堆着溢出的旧服装，等待处理。
3月，春天如期而至，树上和草坪泛起新绿，隔着口罩都能闻到春天的泥土味。形色各异的风筝开始漫天飞舞，街上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人们很少像今年这样期盼春天的到来，公园的广场上，河畔的柳树下，随处可以听到孩子的嬉闹。
4月武汉解封后，我再次打电话给岳母。接电话的是小姨子，性格温吞的她语气里有种少见的焦躁。她说自己最近像吃了枪药，在家跟母亲和老公吵;在外面跟领导和客户吵，身边的同事也变得易怒，似乎每个人都在泄压。趁她没怼我之前，我就撂了电话。
入夏时分，小区门口的检查阵仗小了，倦怠的保安出神地望着大门旁边的那株桑树。熟透的桑葚不时落在登记处的遮阳伞上，紫黑色的果浆崩溅了一地，一双双脚从上面匆匆而过。
附近的建筑工地又有了动静，塔吊旋转，噪音频仍，像是要把失去的工时抢回来。对门的邻居也开始重新装修了，小两口拿着一张物业准工单，挨家敲门请邻居签字——物业要求整个单元的住户同意才可以装修。晨练时，碰到楼下独居多年的老先生，他向我抱怨，虽然碍于情面签了字，但每天进出电梯的装修工人还是让他感到担忧。末了，我们又扯了一通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
进出小区不再出示出入证，快递也可以进入小区了。街对面的餐饮店内有了堂食的顾客。一切都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6月，北京新发地突然暴发疫情，人们刚刚松下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五公里外的一个小区发现感染者，周围社区的志愿者再次被紧急动员起来。一面墙上拉出横幅标语：“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态、松劲心态。” 新发地疫情结束后，电影院重新开放。附近一家影院，楼顶一直高悬着准备大年初一上映的《囧妈》和《中国女排》广告牌。《囧妈》早早卖给网站，提前变现;更名《夺冠》的《中国女排》9月才上映。这两部影片中的两位男主角，在疫情期间也都发了福。
秋天，我自驾去内蒙古拍片。低垂的云朵间流泻着扇形阳光，云影抚过空寂的旷野，风在耳畔低吟，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我有种久违的舒畅感。疫情对旅游城市的影响显而易见，阿尔山一些宾馆酒店都歇业了，往年不菲的住宿房价，今年不到200即可入住。满洲里的夜晚灯火斑斓，街上却游客稀疏。
我回到北京，家门口的小学已经开了学，马路开始堵车了。
国庆节期间，小区之前封闭的两个门重新打开，并加装了带有人脸识别和测温功能的门禁。
大运河畔， 一大片写字楼魔术般拔地而起，大部分已拆除了塔吊和脚手架，错落的玻璃幕墙折射着朝阳与霞光。夜晚，跨河桥上彩灯辉映，沿岸的树上和灌木丛里射灯频闪——俨然一个光影陆离的梦幻世界。
小雪的前一天，北京迎来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同一天，满洲里发现感染者，随即开始封城管控。而两个多月前，我还在那里拍片。
2020年即将过去，我仍像20年前一样游走于街巷，用胶片定格住那些被时光吞没的日常事物。
在无始无终的时间洪流中，新冠疫情终将也只是短暂一瞬，只因我们身处其中，才会如此惶恐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