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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青年，特别是学生，寄予极大的希望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返回北京。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主要做了五件事：决定撤销工作组；公开表态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矛头指向刘少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突然选举，由二线登上一线；由全会通过“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指示了斗争目标和基本政策，核心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发动群众”。
局势虽然在按照毛泽东设想的方向发展，但是还不很乐观。
一是刘少奇仍然持抵制态度。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只是勉强给自己扣上一些“政治帽子”，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仍然说“上压下挤”，没有就派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作出深刻检讨，还提出了辞职要求。
二是许多干部对“文革”还抱着冷淡甚至对立的态度。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阎红彦、廖志高等人公开表示“文革”“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贺龙在会上一言不发；陈少敏对邀请学校学生参会十分不满：“这么严肃的会议，让些学生来吵吵闹闹，真是天大的笑话！”她会后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公开表示反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接着召开的没让刘少奇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内容还是解决干部思想不通的问题。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一些干部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阻力很大。他坚信自己对干部队伍作出的判断：许多干部不听自己的话，跟着“资产阶级司令部”跑。在全会闭幕那天，他讲话强调：“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毛泽东曾经把“地方造中央修正主义反”的希望，寄托在干部身上。现在看来，这个希望似乎落空了。1967年5月1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于“文革”，“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很多人仍然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1967年3月10日，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也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
毛泽东决定越过各级领导干部，直接指挥全国群众，由下而上地造反搞“文革”，过去年代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群众包围干部，包围当权派！他1966年3月就讲过：“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他的“号召地方造反”，现在成为号召各地群众起来造反，“进攻中央”。从1965年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到1966年批判“三家村”，批判“彭、罗、陆、杨”，现在该是进入短兵相接———首先是扫清外围，然后攻坚———的阶段了。
向群众直接发出号召和指示，运用他几十年间在全国人民中形成的崇高威信，直接指挥人民群众造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群众造反运动，既能全面摧毁盘根错节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可以从运动中提高广大群众“反修防修”的能力———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在自己故乡那个山洞里与世隔绝默默思考了11天的结论吧。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当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面，向宋庆龄解释打倒刘少奇等问题时说：“毛主席为此事想了很久，动了不少脑筋，最后，才找到这条办法，这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来攻倒党内的走资派。”
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并善于运用群众的力量，并深信自己在群众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深信全国人民是坚决跟他走的。1966年7月16日他在武汉畅游长江及8月10日接见群众所形成的沸腾局面，就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对青年，特别是学生，寄予极大的希望。1966年6月16日，他在南昌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又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自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以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在这样一个时期，毛泽东必须继续提高个人的威望。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要尽量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通过在首都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直接发出号召，是最好的方式。
就像以往任何一场革命一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具有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文史学识和坚强魄力的毛泽东坚信，不论出现多大乱子，他都能治理好：“通过大乱达到大治”，“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他通过秘书，电话回复章含之6月来信反映运动情况并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的几句话，就是：“经风雨，见世面”，“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毛泽东身穿军服出现在公众面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1966年8月18日凌晨1点，大批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拥有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北大师生，被安排在广场中央最前方，两侧及离天安门较近的前排是来自天津、上海、南京、长沙、哈尔滨、广州、兰州、乌鲁木齐等地的十几万外地师生。 最后，林彪说：“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周恩来随后讲话。他说：
“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
“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周恩来还说：“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我们要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给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现场播音员那激动人心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和电台广播，响彻天安门广场并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做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并领呼口号：“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大的聂元梓、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长沙一中的谢若冰，以及哈尔滨、南京来的大学生代表，分别在大会上讲话，表达他们“粉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毛泽东满意地看着如痴如狂挥舞语录、欢呼“毛主席万万岁”的百万群众，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大会进行当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一些北京的学生说，外地大中学校的同学纷纷来到首都，是不是会影响首都各学校的教育改革？人来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难，九月份以前学校复课恐怕不易实现。”
毛泽东回答：“不要紧，群众目前只是刚刚发动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联，大革命就要大串联。恩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就是靠串联才搞到一起吗？北洋军阀虽然有枪有炮，可是全国的学生团结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
毛泽东提出，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要同几千万人直接见面。他说，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后来把列宁主义丢了，与这点也有点关系。
欢腾的游行人群
百万群众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从金水桥前走过。每个人都想清楚地看到伟大领袖的面容。现场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永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中。
时为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学生、红卫兵的徐雅雅回忆：“我们唱着歌，打着竹板，通过天安门广场。我们的队伍很艺术，唱歌的节奏感强还加着快板。口号喊得又洪亮，特别神气，太有劲了！那时，我们感觉到无拘无束，天天都像过节日。”
团中央宣传科原科长何金铭回忆：“我也经历过不少的大场面，群众性的大场面，但是无论哪一个、哪一次，都不能与这个‘八一八’相比较。”
群众对毛泽东如此热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以来，许多人开始享受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民主自由”，得以同过去看来高不可攀的各级领导干部平等对话，甚至可以对干部们予以训斥乃至批斗、惩戒、凌辱、罢官，享受着扬眉吐气的“主人翁”的感受！
而那些在“50多天”经历了工作组“白色恐怖”的人，更深有感触。
时为南开大学学生的黎钢回忆：“如果不是毛主席撤走工作组，那我们真是危险了。扣你一顶右派学生的帽子，发到边远山区，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工作组恨到家了，如果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中国又将多出多少右派分子啊！”
时为某军事院校学生的鲍冬妮回忆：“我觉得那时的狂热没什么神秘的。我们一批学生面临着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的下场，面临着受批斗受凌辱，面临着永生永世不能摘帽并株连九族。而毛主席的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把很多人救了，而他老人家这句话是很得人心的！”
游行队伍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女学生王蓉芬则心怀忧郁，她是怀着一种“这个国家完了”的沉重心情走回的：她感到林彪的讲话和她听过的希特勒讲话录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天安门城楼上的刘少奇备受冷落
8月18日这一天，刘少奇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此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刘少奇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备受冷落。
刘少奇还不知道，一场计谋正在实施中。曹轶欧一封“揭发”王光美，并指责刘少奇包庇王光美的信，已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传阅。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揭发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宣传毛主席指示”，“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的材料，已被林彪批转给了江青：“此件请阅并请酌转主席阅。”这名揭发者，当天也被邀请登上城楼参加接见。
18日，城楼上作为休息室的大殿，在过去按惯例坐着政治局7名常委的大沙发上，只有毛泽东独自坐着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
东西两侧分别为中央委员、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而设的长条桌，空空荡荡。
刘少奇独自坐在右侧长条桌旁。张佐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回忆：“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 只有极个别勇敢的人才去接近刘少奇，伍修权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主动坐到刘少奇旁边，同他闲谈。伍回忆：“开始是寒暄地问问他的健康状况，后来就谈起当前的运动来了。交谈中发现他对运动也是‘很不理解’的，他说自己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便明确地表示支持他，当然也不愿说不同意他的意见，只说自己还没有认真看那张大字报，打算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
年轻的红卫兵此时还不知内情，仍然像对待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尊敬刘少奇。
17岁的女红卫兵彭小蒙大会讲话以后，见到刘少奇，并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后来，她有一段文字记述了那一幕：“我兴冲冲走过去，颇不懂事地给刘主席戴上一个红袖章，并且汇报说：刘主席，您知道吗？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戴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纠察队。刘少奇点了点头，嘴角微动，权作回答。我似乎感到有点什么———他心情不好。于是我跑回毛主席所在的城楼会客室，问：‘毛主席呀，刘主席怎么好像不开心呢？’‘嗯，’主席沉吟了片刻，‘他嘛，他不支持你们。’”
彭小蒙离开毛泽东以后，中宣部副部长熊复马上告诫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要遵守党的纪律，今天毛主席对你讲的话，都应该保密，不要到处乱说。”
据新华社报道的名单，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云在内，登上城楼参加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共200名。其中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
胡乔木神情沮丧，在远离毛泽东的规定位置，木然地站着。3天前，中央文革小组找胡谈话，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胡随后写了一份检查。17日，胡乔木向中央提出：收缩工作，精减人员，搬家，缩小居住面积，并要求到公社参加劳动。
茅盾也被邀请登上城楼，但新华社报道的名单里没有列出他的名字。前几天他从家中向外看到了造反的恐怖情形：中科院情报所的7个人被戴着高帽游斗。
康生踌躇满志。南开大学一个红卫兵请教他：“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深入？他的回答是：“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他还给红卫兵写了一张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档案历史资料“望予支持”的署名字条。
周扬没有出现在城楼上———他因患肺癌动了大手术，当时正在天津养病。他在北京的家，已被抄得一干二净，《人民日报》当天用一个整版刊登了批判他的文章。
李宗仁也没有出现在城楼上———他正在北戴河避暑，当天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程思远曾说：“今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悉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接见之后，欢乐与苦难并存
被接见的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外地来京的许多人立即赶往电报局，向其所在的学校、机关、工厂发电报报喜。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写日记，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
许多红卫兵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就是想怎么去跟着毛泽东再造红色江山，怎么纯洁这个社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感，激励他们向一切“腐朽的”社会现象冲杀。“八一八”成为红卫兵伟大光荣的日子，许多红卫兵组织以“八一八”命名。
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团中央机关成员，马上投入新的革命斗争中：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以及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
聂元梓、卜大华等有幸与毛泽东握手的红卫兵，成为同学们崇拜的对象。他们与毛泽东握过的手，被人们热情奔放地争握。是夜，清华附中全校师生跳起了欢乐的集体舞。
该校红卫兵召集“黑五类”出身的师生训话，讲述他们被接见的伟大时刻和激动心情。甘铁生回忆：“那些用高八度的声调喊出的演讲，使我彻底激动。我不能忍受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被冷落在外围。我发誓要脱胎换骨，以便被‘革命者’接受。”郑义回忆，那时“我很恐怖，自知在劫难逃。我也很痛苦，不明白怎么就成了‘反动派’，我是真心拥护党的呀！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于或愿意正眼瞧我，投向我的都是仇恨的目光！”
从天安门归来的一○一中学的红卫兵，立即向校内“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该校保外就医、出身军阀家庭的美术教师陈宝坤，在学生怒吼声中和石块的打击下，死于校内的喷水池中；十来个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爬，他们的膝盖流着血。
矿业学院附中红卫兵给团中央贴了一批揭发“胡家店”的大字报，声称要“把团中央的黑线挖出来！”
从天安门城楼上刚刚回来的中央委员、农垦部部长王震，受到了本单位造反派的批斗。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了“黑帮头子王震”的牌子。中央候补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则全家被扫地出门，随后被抄家。
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成立，其成立宣言称：“决心揪出、斗倒、斗臭以林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18日也上城楼参加了检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次日被戴高帽、挂牌、游斗。
中国作协刘白羽、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李季、冯牧、侯金镜、张天翼、张僖等作协党组和书记处成员，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接受造反群众的诘问。冰心也被中国作协造反派揪斗。
被关在中央戏剧学院牛棚已经5天的副院长、党组书记李伯钊，在“改造日记”中，记下了“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的《牛鬼蛇神嚎丧歌》的歌词及曲谱，以便天天唱。
18日晚，一批红卫兵要冲入故宫“破四旧”。周恩来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兵力前去守护。
满怀激情的红卫兵已经开始串联。北京二十六中等校的红卫兵起程赴外地，北师大13名红卫兵于当日抵达广州。
热血沸腾的北京红卫兵一夜难眠。深夜，二中红卫兵还在起草《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
“文革”历史从这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的一天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一场“阶级斗争”风暴，很快更加猛烈地肆虐于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