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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零时，北京3600余家医院灯火通明。
“倒计时，3、2、1……电子病历系统、门诊住院收费系统、各桥接系统同时切换，各医疗信息系统运转正常！”
作为全国医疗核心资源的聚集地，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落地1个月时间里，全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取消挂号费，设立医事服务费，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实施阳光采购，推促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北京卫生计生系统各级党组织正带领广大医务工作者走出依靠优质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医疗新格局。
“备战这场‘大考’，紧紧依靠的是党组织”
4月8日零时，第一张印有医事服务费的就诊凭条，清晰记录着几项收费项目的调整。对于北京市3600余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这背后是一场涉及将医事服务费、435项医疗服务项目以及上千种药价等准确导入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信息系统和准备应急预案的“大考”。
为了这一天，在得到医改通知之初，西苑医院党委就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党员攻坚小组，搭建新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
作为党员攻坚小组成员，西苑医院计算机信息中心党支部的党员张晓峰和同事们已经足足忙碌了3个多月。
调试、切换，准备应急预案，有时1个患者就有几十个信息点需要调整，累了，就在会议室里打个盹儿；工作得太晚，就找张行军床凑合一宿。
“这么多天不回家，爱人没意见？”
“咳！她也在医院加班。每天干得比我还‘苦’。”
张晓峰的爱人李丹是医院信息统计科主任，也是党员攻坚小组的成员。医院结束一天运营时，是李丹最忙碌的时候——“会不会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按新系统测算医保基金能承受吗”“医院是否保持良性运营”，经她统计分析的各类信息，每天会按时发送到党委书记刘婕和各科室党支部书记、主任的手机上，供党委班子研判。
与新系统“磨合”的3个月里，李丹几乎天天加班，没有请过一次假。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她硬是背着公婆给8个月大的儿子断了奶，托付给家里的保姆照顾。系统平稳运行后，李丹抹起了眼淚——回趟家，8个月的儿子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但看到信息系统平稳过渡、没有给一个患者带来不便，李丹却又说：“这就值得！”
党员主动承担起最繁重、最困难的工作，西苑医院并非特例。“备战这场‘大考’，紧紧依靠的是党组织。”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方来英说。医改中，3600余家医院几乎都成立了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党员攻坚小组”“党员突击队”，通过充分引导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加班加点地完成政策培训、系统调试、一线出诊等准备工作，保证了医改有序地开展。
信息系统准备就绪后，另一项考验随之而来。系统零时切换，最先面临考验的，是门诊量巨大的夜间急诊。对于一些供需矛盾突出的大型三甲医院，形势尤其严峻。为此，多家医院党委号召临床一线的党员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急诊医生“消化”非急症病人。
经过连续加班，北京儿童医院内科门诊党支部书记郭琰因为炎症导致了突发性耳聋。下班输完液后，他转身又回到了医院内科门诊部。“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咱们科所有党员都到齐了，医生已经是平时出诊的两倍了！”一名同事劝他静养，尽早恢复听力。
“正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这个支部书记怎么能缺勤。”郭琰不由分说，进了门诊室。他换了座位，用听力较好的一侧挨近患儿和家长，身体微微前倾，振作精神问诊。焦急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又走，却没有一个看出郭琰的异样。
凌晨12点半，郭琰和同事们送走了最后一个小患者，为急诊留出了缓冲时间，保证了医改平稳运行。第二天早晨8点，他又准时出现在了病房巡检，开始了工作。
“让医生手中这支笔，写下的都是患者利益”
“哟！挂号费涨了这么多？”
“咱们现在叫医事服务费了，这总花销涨没涨，您看看我算的这笔账？”62岁的王贵琴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离退休党支部“守护天使”党员志愿者团队的一员。医改以来，她每周都要抽出2天时间，在北京世纪坛医院门诊楼解释、疏导：“我有高血压，是个20多年的‘老病号’。3月和4月同样在这儿开了利血平等6种药，一共便宜了117.16元，再加上医事服务费，比之前还便宜了点儿！”
医改前，和很多党员志愿者一样，王阿姨接受了市卫生计生委党委、院党委和离退休党支部的3轮医改培训，医改政策早已烂熟于心。她攥着手中的收费单据，一遍遍地给患者讲政策，说得头头是道。
“这支党员志愿者团队，既是医护工作者又是慢病患者，由他们向患者解释政策更有说服力。”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天佑谈及成立志愿者团队的初衷，这样说道。现在，“守护天使”的党员志愿者们每天活跃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门诊楼、放射科、中医理疗室等医改政策变化较大的科室，引导患者就医、为他们解释医改政策。
“以药补医”的旧机制下，医院的1/3收入都来自药品收入。医院只有多卖药、卖贵药、多做检查、多用耗材才能多挣钱，病人多有不满。但假如患者一天缴1000元的住院费，其实只有7元属于医护团队。提高医事服务费后，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务工作者的价值，但有人不无顾虑：部分患者医疗支出增加，是否会引发新的医患矛盾？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给出了清晰答案：“我们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医生手里这支笔，写下的都代表着患者利益。”方来英书记说，降低药品、检查费用，提高医务项目价格，“这就好比一个人健身，虽然短时间内体重没改变，但是脂肪在降低、肌肉增多了，肌体变得更健康了。”
从“以药补医”转向“依靠优质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新医改为提升医疗服务腾挪出了空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走得更远一步，各医院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全面考核医生处方的合理性，让医生填写每张处方单都慎之又慎，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
“解困局，疏解势在必行” 北京雖然医疗资源密集，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想顺利挂上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绝非易事。
然而，在北京“看病难”现象也是相对的：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环境不差、技术设备也齐全，却门可罗雀，乏人问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反差？一名患者回答得非常直接：“同样的挂号费，我肯定到三甲来看！”
“鲧治水无功而返，失于堵；禹治水遗泽千年，成于疏。”解困局，疏解势在必行。
北京医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积极引导分级诊疗机制：4类慢病，可在社区医院开具最长2个月的长处方；同三甲医院普通门诊个人支付10元医事服务费相比，社区医院个人仅需支付1元，60岁以上的北京医保患者则连这1元也免去了。
“增”与“减”之间，直接影响了患者的就诊去向。一个月以来，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均门诊量已达到了900人次。
患者虽被“疏解”来，但社区医院能否留得住，看得好？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韩琤琤对此很有信心。
她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3家“紧密型医联体”单位的支持：“我们现在与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和二龙路医院，都成为紧密型医联体，将医疗机构的发展和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韩琤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两家医院，一个班子。”
为了扶助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的成长，北京二龙路医院党委还作出规定，选拔出2名主任医师，每月对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0份电子处方进行点评，点评的质量由党委直接考核，并与医生的晋升、绩效考核密切挂钩。
软约束变成了硬要求，“紧密型医联体”开始发挥应有的效能。
“今天来找高大夫，继续开点药。”作为“紧密型医联体”的一名受益者，50岁的施阿姨来到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时，打开了“话匣子”。“年初，我就发现看东西老‘重影儿’，去三甲医院眼科排了老长的队，不到3分钟就让出来了。”医生诊断为老视，需要配老花镜；但验光师却告诉她，眼睛肯定没问题。几经周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施阿姨最后来到了家附近的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医生高凤娟仔细询问了她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当得知施阿姨的父亲是糖尿病患者时，立即对她进行空腹血糖检查。结果大吃一惊，施阿姨是一个伴有严重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
高凤娟立即联系“紧密型医联体”单位——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知名内分泌专家董爱梅，董主任给予了明确治疗方案。同时，高凤娟又通过双向转诊平台，把施阿姨转到北大医院眼科，并做出了“考虑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指向性诊断。“第二天，我就拿着转诊单找到了北大医院的眼科专家对症治疗，一个月就好了。”施阿姨说。
“紧密型医联体”的集中优势资源，让“施阿姨们”不仅得到了正确诊治，更大大提高了就医效率。高凤娟坦言，自己也是获益者：有了医院党委的制度约束，自己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可以对接知名三甲医院几个优势科室主任医师的直接“点拨”，她感觉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加速进步。通过搭建“紧密型医联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断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患者就真正“留”在了基层社区医院。
西苑医院知名心血管专家徐浩有了接诊的新体会——“含金量”提高了：“现在每天就诊量减少1/5，减少的都是拿药的病人。候诊的人少了，我能给病人讲解得再细一点，等候的病人也能表示理解。”
“倒计时，3、2、1……电子病历系统、门诊住院收费系统、各桥接系统同时切换，各医疗信息系统运转正常！”
作为全国医疗核心资源的聚集地，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落地1个月时间里，全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取消挂号费，设立医事服务费，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实施阳光采购，推促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北京卫生计生系统各级党组织正带领广大医务工作者走出依靠优质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医疗新格局。
“备战这场‘大考’，紧紧依靠的是党组织”
4月8日零时，第一张印有医事服务费的就诊凭条，清晰记录着几项收费项目的调整。对于北京市3600余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这背后是一场涉及将医事服务费、435项医疗服务项目以及上千种药价等准确导入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信息系统和准备应急预案的“大考”。
为了这一天，在得到医改通知之初，西苑医院党委就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党员攻坚小组，搭建新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
作为党员攻坚小组成员，西苑医院计算机信息中心党支部的党员张晓峰和同事们已经足足忙碌了3个多月。
调试、切换，准备应急预案，有时1个患者就有几十个信息点需要调整，累了，就在会议室里打个盹儿；工作得太晚，就找张行军床凑合一宿。
“这么多天不回家，爱人没意见？”
“咳！她也在医院加班。每天干得比我还‘苦’。”
张晓峰的爱人李丹是医院信息统计科主任，也是党员攻坚小组的成员。医院结束一天运营时，是李丹最忙碌的时候——“会不会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按新系统测算医保基金能承受吗”“医院是否保持良性运营”，经她统计分析的各类信息，每天会按时发送到党委书记刘婕和各科室党支部书记、主任的手机上，供党委班子研判。
与新系统“磨合”的3个月里，李丹几乎天天加班，没有请过一次假。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她硬是背着公婆给8个月大的儿子断了奶，托付给家里的保姆照顾。系统平稳运行后，李丹抹起了眼淚——回趟家，8个月的儿子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但看到信息系统平稳过渡、没有给一个患者带来不便，李丹却又说：“这就值得！”
党员主动承担起最繁重、最困难的工作，西苑医院并非特例。“备战这场‘大考’，紧紧依靠的是党组织。”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方来英说。医改中，3600余家医院几乎都成立了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党员攻坚小组”“党员突击队”，通过充分引导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加班加点地完成政策培训、系统调试、一线出诊等准备工作，保证了医改有序地开展。
信息系统准备就绪后，另一项考验随之而来。系统零时切换，最先面临考验的，是门诊量巨大的夜间急诊。对于一些供需矛盾突出的大型三甲医院，形势尤其严峻。为此，多家医院党委号召临床一线的党员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急诊医生“消化”非急症病人。
经过连续加班，北京儿童医院内科门诊党支部书记郭琰因为炎症导致了突发性耳聋。下班输完液后，他转身又回到了医院内科门诊部。“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咱们科所有党员都到齐了，医生已经是平时出诊的两倍了！”一名同事劝他静养，尽早恢复听力。
“正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这个支部书记怎么能缺勤。”郭琰不由分说，进了门诊室。他换了座位，用听力较好的一侧挨近患儿和家长，身体微微前倾，振作精神问诊。焦急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又走，却没有一个看出郭琰的异样。
凌晨12点半，郭琰和同事们送走了最后一个小患者，为急诊留出了缓冲时间，保证了医改平稳运行。第二天早晨8点，他又准时出现在了病房巡检，开始了工作。
“让医生手中这支笔，写下的都是患者利益”
“哟！挂号费涨了这么多？”
“咱们现在叫医事服务费了，这总花销涨没涨，您看看我算的这笔账？”62岁的王贵琴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离退休党支部“守护天使”党员志愿者团队的一员。医改以来，她每周都要抽出2天时间，在北京世纪坛医院门诊楼解释、疏导：“我有高血压，是个20多年的‘老病号’。3月和4月同样在这儿开了利血平等6种药，一共便宜了117.16元，再加上医事服务费，比之前还便宜了点儿！”
医改前，和很多党员志愿者一样，王阿姨接受了市卫生计生委党委、院党委和离退休党支部的3轮医改培训，医改政策早已烂熟于心。她攥着手中的收费单据，一遍遍地给患者讲政策，说得头头是道。
“这支党员志愿者团队，既是医护工作者又是慢病患者，由他们向患者解释政策更有说服力。”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天佑谈及成立志愿者团队的初衷，这样说道。现在，“守护天使”的党员志愿者们每天活跃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门诊楼、放射科、中医理疗室等医改政策变化较大的科室，引导患者就医、为他们解释医改政策。
“以药补医”的旧机制下，医院的1/3收入都来自药品收入。医院只有多卖药、卖贵药、多做检查、多用耗材才能多挣钱，病人多有不满。但假如患者一天缴1000元的住院费，其实只有7元属于医护团队。提高医事服务费后，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务工作者的价值，但有人不无顾虑：部分患者医疗支出增加，是否会引发新的医患矛盾？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给出了清晰答案：“我们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医生手里这支笔，写下的都代表着患者利益。”方来英书记说，降低药品、检查费用，提高医务项目价格，“这就好比一个人健身，虽然短时间内体重没改变，但是脂肪在降低、肌肉增多了，肌体变得更健康了。”
从“以药补医”转向“依靠优质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新医改为提升医疗服务腾挪出了空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走得更远一步，各医院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全面考核医生处方的合理性，让医生填写每张处方单都慎之又慎，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
“解困局，疏解势在必行” 北京雖然医疗资源密集，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想顺利挂上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绝非易事。
然而，在北京“看病难”现象也是相对的：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环境不差、技术设备也齐全，却门可罗雀，乏人问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反差？一名患者回答得非常直接：“同样的挂号费，我肯定到三甲来看！”
“鲧治水无功而返，失于堵；禹治水遗泽千年，成于疏。”解困局，疏解势在必行。
北京医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积极引导分级诊疗机制：4类慢病，可在社区医院开具最长2个月的长处方；同三甲医院普通门诊个人支付10元医事服务费相比，社区医院个人仅需支付1元，60岁以上的北京医保患者则连这1元也免去了。
“增”与“减”之间，直接影响了患者的就诊去向。一个月以来，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均门诊量已达到了900人次。
患者虽被“疏解”来，但社区医院能否留得住，看得好？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韩琤琤对此很有信心。
她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3家“紧密型医联体”单位的支持：“我们现在与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和二龙路医院，都成为紧密型医联体，将医疗机构的发展和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韩琤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两家医院，一个班子。”
为了扶助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的成长，北京二龙路医院党委还作出规定，选拔出2名主任医师，每月对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0份电子处方进行点评，点评的质量由党委直接考核，并与医生的晋升、绩效考核密切挂钩。
软约束变成了硬要求，“紧密型医联体”开始发挥应有的效能。
“今天来找高大夫，继续开点药。”作为“紧密型医联体”的一名受益者，50岁的施阿姨来到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时，打开了“话匣子”。“年初，我就发现看东西老‘重影儿’，去三甲医院眼科排了老长的队，不到3分钟就让出来了。”医生诊断为老视，需要配老花镜；但验光师却告诉她，眼睛肯定没问题。几经周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施阿姨最后来到了家附近的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医生高凤娟仔细询问了她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当得知施阿姨的父亲是糖尿病患者时，立即对她进行空腹血糖检查。结果大吃一惊，施阿姨是一个伴有严重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
高凤娟立即联系“紧密型医联体”单位——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知名内分泌专家董爱梅，董主任给予了明确治疗方案。同时，高凤娟又通过双向转诊平台，把施阿姨转到北大医院眼科，并做出了“考虑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指向性诊断。“第二天，我就拿着转诊单找到了北大医院的眼科专家对症治疗，一个月就好了。”施阿姨说。
“紧密型医联体”的集中优势资源，让“施阿姨们”不仅得到了正确诊治，更大大提高了就医效率。高凤娟坦言，自己也是获益者：有了医院党委的制度约束，自己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可以对接知名三甲医院几个优势科室主任医师的直接“点拨”，她感觉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加速进步。通过搭建“紧密型医联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断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患者就真正“留”在了基层社区医院。
西苑医院知名心血管专家徐浩有了接诊的新体会——“含金量”提高了：“现在每天就诊量减少1/5，减少的都是拿药的病人。候诊的人少了，我能给病人讲解得再细一点，等候的病人也能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