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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躁不安和兴奋地等待中，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暑假终于到来了。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暑假，这个暑假意味着我从此打工的合法性，也意味着我终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费留学生涯了。可是，在我上学的这座美丽小城几乎是找不到工作的。暑假来临，学生们都纷纷到其他城市找工作去了。
说干就干！立即打电话给在鲁尔区上学的同学，请他们帮我联系工作和宿舍。我在大学的学生服务处也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几天之后，直奔鲁尔区开始了来德国后的第一次打工经历。
心情好，阴沉沉的天也好象明朗了许多；平日那单调的绿色似乎也变得五彩斑斓了。
三小时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刚安顿下来，顾不上先熟悉地形和周围环境，先去买明天要带的早餐和午饭要紧。我的同学告诉我明天一早6点正就得到工厂报道上班。“'我的妈呀!”6点！平常这点儿我还在梦乡呢！明天这个时候可就要上班了！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呢！我住的地儿离工厂很远。从我那儿出来先坐地铁，再倒火车，之后坐汽车；下了汽车还有十分钟的路。糟糕的是，那儿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因为在那儿上班儿的工人们都开车。我们就只好靠“11”路了－－腿儿着去！
第二天清晨3点，闹钟一响，一个咕噜爬了起来，强睁开朦胧的双眼下意识地瞧了瞧时间。头一沉一下子就又跌回了床上。
不能睡！立刻起床！这个时候只有意志战胜体力，才不至于再爬下！
出了门，先坐地铁，再倒火车，紧接着再坐汽车，最后是“11”路，终于到达工厂了。填表报到，打卡上班。那天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十几个学生，其中除了我和我的两个中国同学外，还有另外4个中国人。大家被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的岗位不固定，每天早上打卡后，班头儿开始派活儿。哪儿缺人，就去哪儿。计件工，除了定额，每多做一件，多加两分尼。大家都想快做，好多挣些钱。但是，我们每天都做不同的工作，刚刚熟悉了这个工种，第二天就又去做别的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多挣些钱''的计划。
休息时我们几个中国人总是坐在一起喝水，吃饭，聊天，说几句脏话出出心中的闷气。异国他乡，相识恨晚！杨燕武就学读于埃森大学化学系，两年前出国时，他的女儿才刚刚出生几天，夫人还未出院呢！顾颍在波洪大学作自费博士，正筹集资金想学成后移居澳洲；朱佳兰在多特蒙德进修德国文学，她都两年没见女儿了，每次给家里挂完电话她都蒙着被子大哭一场；还有张帆，刘卫东，苏青。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几乎成了我们最难忘最美丽的时光，快乐一起分享，忧愁一起分摊。
一天早上，我被分配去轧钢板。钢板虽不厚，但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先从大木箱里般出来，再将其放在钢板床上，两边对齐，右脚一踩脚踏板，“咯嘣”一声，钢板上出现了前后左右四个螺孔，再将其放入另一个大木箱中。当钢钻与钢板接触的一霎那，火花四溅，就象焊接时火花四溅。毫无经验的我竞穿着一件T－恤衫，那还是我出国时买的呢！飞溅的火花落在胸前，胳膊和手上。胳膊和手烫得不停地发颤，T－恤也被烧得千苍百孔。苏青把她的一件长袖衫借给我穿。此时此刻，我感动得真想哭。就盼着赶紧换岗位！晚上睡觉时才发觉内衣也净是密密麻麻的小黑洞洞。
因为没完成定额，第二天我还留守原岗位，继续轧钢板。清晨到现在，肚子一直在唱“空城计”。因为起得太早，没胃口吃东西，再加上又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儿。还是国内上学时留下的老毛病，只要肚子一饿，胃就开始痛。我哪儿受过这种“洋罪”，这哪儿是人干的活儿啊！我那娇小赢弱的身躯如何承受得起这如此的沉重！一串串的泪珠顺着脸颊滴落了下来，滴在了衣服上，滴在了宽大的钢板上。
休息时我尽量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张帆小声地对我说“我看见你哭了。可我没劝你，也不想劝。其实，我们也大都是这么过来的。咬咬牙，泪水往肚里咽。习惯了就好了。越劝你就越难过，越委屈！所以还是不劝得好。你也别怪我太狠心！”
听了他的话，我的鼻子发酸，眼睛又模糊了。但我很感激他。以后几年的经历，证实了他的话是对的！
经过了这次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坚强了许多。再遇上艰难困苦，我就暗自鼓励自己“资本家不相信眼泪”，“苦不苦，想想杨燕武；难不难，想想朱佳兰”。
作者小传：
1966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北京化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轻工部食品研究所工作，1994年5月自费去德国留学，在马堡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业学习，1997年-1999年在英国南岸大学读MBA，2000年回德国实习，现在工作于德累斯顿银行。
说干就干！立即打电话给在鲁尔区上学的同学，请他们帮我联系工作和宿舍。我在大学的学生服务处也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几天之后，直奔鲁尔区开始了来德国后的第一次打工经历。
心情好，阴沉沉的天也好象明朗了许多；平日那单调的绿色似乎也变得五彩斑斓了。
三小时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刚安顿下来，顾不上先熟悉地形和周围环境，先去买明天要带的早餐和午饭要紧。我的同学告诉我明天一早6点正就得到工厂报道上班。“'我的妈呀!”6点！平常这点儿我还在梦乡呢！明天这个时候可就要上班了！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呢！我住的地儿离工厂很远。从我那儿出来先坐地铁，再倒火车，之后坐汽车；下了汽车还有十分钟的路。糟糕的是，那儿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因为在那儿上班儿的工人们都开车。我们就只好靠“11”路了－－腿儿着去！
第二天清晨3点，闹钟一响，一个咕噜爬了起来，强睁开朦胧的双眼下意识地瞧了瞧时间。头一沉一下子就又跌回了床上。
不能睡！立刻起床！这个时候只有意志战胜体力，才不至于再爬下！
出了门，先坐地铁，再倒火车，紧接着再坐汽车，最后是“11”路，终于到达工厂了。填表报到，打卡上班。那天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十几个学生，其中除了我和我的两个中国同学外，还有另外4个中国人。大家被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的岗位不固定，每天早上打卡后，班头儿开始派活儿。哪儿缺人，就去哪儿。计件工，除了定额，每多做一件，多加两分尼。大家都想快做，好多挣些钱。但是，我们每天都做不同的工作，刚刚熟悉了这个工种，第二天就又去做别的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多挣些钱''的计划。
休息时我们几个中国人总是坐在一起喝水，吃饭，聊天，说几句脏话出出心中的闷气。异国他乡，相识恨晚！杨燕武就学读于埃森大学化学系，两年前出国时，他的女儿才刚刚出生几天，夫人还未出院呢！顾颍在波洪大学作自费博士，正筹集资金想学成后移居澳洲；朱佳兰在多特蒙德进修德国文学，她都两年没见女儿了，每次给家里挂完电话她都蒙着被子大哭一场；还有张帆，刘卫东，苏青。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几乎成了我们最难忘最美丽的时光，快乐一起分享，忧愁一起分摊。
一天早上，我被分配去轧钢板。钢板虽不厚，但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先从大木箱里般出来，再将其放在钢板床上，两边对齐，右脚一踩脚踏板，“咯嘣”一声，钢板上出现了前后左右四个螺孔，再将其放入另一个大木箱中。当钢钻与钢板接触的一霎那，火花四溅，就象焊接时火花四溅。毫无经验的我竞穿着一件T－恤衫，那还是我出国时买的呢！飞溅的火花落在胸前，胳膊和手上。胳膊和手烫得不停地发颤，T－恤也被烧得千苍百孔。苏青把她的一件长袖衫借给我穿。此时此刻，我感动得真想哭。就盼着赶紧换岗位！晚上睡觉时才发觉内衣也净是密密麻麻的小黑洞洞。
因为没完成定额，第二天我还留守原岗位，继续轧钢板。清晨到现在，肚子一直在唱“空城计”。因为起得太早，没胃口吃东西，再加上又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儿。还是国内上学时留下的老毛病，只要肚子一饿，胃就开始痛。我哪儿受过这种“洋罪”，这哪儿是人干的活儿啊！我那娇小赢弱的身躯如何承受得起这如此的沉重！一串串的泪珠顺着脸颊滴落了下来，滴在了衣服上，滴在了宽大的钢板上。
休息时我尽量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张帆小声地对我说“我看见你哭了。可我没劝你，也不想劝。其实，我们也大都是这么过来的。咬咬牙，泪水往肚里咽。习惯了就好了。越劝你就越难过，越委屈！所以还是不劝得好。你也别怪我太狠心！”
听了他的话，我的鼻子发酸，眼睛又模糊了。但我很感激他。以后几年的经历，证实了他的话是对的！
经过了这次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坚强了许多。再遇上艰难困苦，我就暗自鼓励自己“资本家不相信眼泪”，“苦不苦，想想杨燕武；难不难，想想朱佳兰”。
作者小传：
1966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北京化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轻工部食品研究所工作，1994年5月自费去德国留学，在马堡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业学习，1997年-1999年在英国南岸大学读MBA，2000年回德国实习，现在工作于德累斯顿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