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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旱情牵动人心，在关注旱情和救灾的同时，关于此次旱情的各种反思也在同步进行。长江中下游旱情敲响了什么警钟？在天灾之外，有哪些“人祸”值得追问？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民生周刊》记者分别采访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水利、生态等领域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学科背景共同追问、探讨和反思。
灾害并非偶然
《民生周刊》：湖北省今年遭遇大旱，是偶然性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因素？
陈家宽：中国最不缺水的地方就是长江流域，但现在缺水了，而且缺水时间那么长，那就说明了气候的变化。原来的“千湖之省”，现在湖泊数量却减少了80％，我认为，长江流域如果不是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将来也会遇到。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如果将来气候变暖，降雨量会往北移，降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匀，会造成暴雨、干旱轮流交替。
王利民：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我们种的所有果子都要自己来尝。湖北是“千湖之省”，这是我们的历史。建国以后，长江中下游40％的湿地从版图上消失，湖北省却没有忧患意识，这里围一块，那里填一块。实际上，湖北的水量历史上是很丰沛的，但多数是过路水，是“客水”。
这次大旱，说明湖北过去没有善待“千湖之省”。自认为发展了经济，保障了民生，实际上是害了民生，把民生的未来，子孙后代的未来给葬送了。今天有旱灾，明天还会有洪灾来。
陈进：大旱是自然现象，旱灾是人为因素。旱灾跟湖泊减少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有很多湖泊，旱灾就不会这么严重。但问题是现在无法把已经消失的湖泊恢复，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对于严重大旱，即使在千湖之省，仍然会产生旱灾。因为水面蒸发比陆地蒸发大一倍以上，像洪湖水是很浅的，每年蒸发量就很大，即使不用水都会蒸发掉。如果不降水，就可能造成旱灾。
王井泉：统计分析认为，一定规模的洪水会发生，同样一定规模的旱灾也会发生，这可以说是必然事件。它总要发生，只不过时间长短不一定。这跟人类活动肯定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关系，以及影响程度还没研究透。
水利工程不是直接“凶手”
《民生周刊》：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旱是否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有关系？
王利民：毫无疑问，肯定有影响。作为生态保护工作者，我们更希望能够科学地规划，对这些大坝整体地进行管理。一座坝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微小的，但十座坝、一百座坝的影响，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叠加。
陈进：以我的观点，水利工程的兴建对抗旱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水库的作用就是调整来水在时间上的不平衡，以丰补歉，水多的时候蓄水，水少的时候泻水。一般冬季是补水期，夏季雨水充足，在夏末蓄水。以三峡水库为例，每年在9、10月份时候蓄水，来年1月、2月、3月、4月、5月放水。
三峡水库对于局部气候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不会影响全流域。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水利工程，为了自身利益有水不放。大水库抗旱时，都是由各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直接调度的，因此不可能不放水。所以，水利工程跟旱灾没有直接关系，它可以帮助缓解旱灾。
王井泉：大型水利工程对库区灾害有影响，对诱发小型地震也是有影响的，水库越大，影响就越大。对于天气形势，只会局部增大降雨，更不会引起大范围的干旱，这是肯定的。
利益壁垒制约流域管理
《民生周刊》：长江沿岸各省都在计划修建水利工程，目的之一是保证自身的用水需要。从水资源管理和调度的角度来说，长江全流域的管理机制是否存在突出问题？
陈家宽：这与国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我国有一个长江流域的协调委员会，叫做长江水利委员会，但地方政府也非常强势。
往往是一个流域涉及的省市越多越难管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中国的流域问题都非常严重，所以要发展我们的流域生态学。流域问题最关键的是水，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还有水市场的价格买卖。流域问题就是水资源的空间配置、水生态的健康、水环境的恢复以及水管理的科学。
王利民：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是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关注的一个新领域，叫做环境流。就是说，环境的水流要满足方方面面的需求，工业的、农业的、生产的、生态的。如果人为地截断水流，也就改变了它的时空分布、水量和水质，那么该得到水的地方就得不到水。兴建水利工程，就是典型地改变了水的时空分布，使工农业生产用水想要的时候得不到，不要时来了一大堆水。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葛洲坝和三峡，已经破坏了长江干流，现在又要把支流截断，我是极力反对这些事情的。长江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有动脉、有静脉、有毛细血管，现在却拼命把它弄断，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作怪。
陈进：以前长江流域以防洪为主，近一二十年来旱灾逐渐增多。过去，抗旱由地方政府负责，防洪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但近些年来，干旱在长江流域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也会出现。因此，如今长江防汛抗旱指挥部，加了“抗旱”两个字，还不到5年时间，就是为了协调各个地区之间的矛盾。
2005年，我们也做过（长江流域）全流域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哪里可能用水，出现紧急情况，到底需要多少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规划刚刚开始实施。分水，实际上是（各省之间）利益相互协调的过程。大家实际上争的是发展权，并不一定真正的缺水。当然，遇到严重干旱的时候，各地都缺水，这个时候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效益低的用水服从效益高的用水，保证人的基本用水，这个是原则问题。
目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具有行政职权，各部门、各地区的协商机制还不完善。我们正在搞一些约束措施，在各省建水文站，监测各地用水情况。
王井泉：长江流域的抢水问题还不突出。现在有显现的，是汛后上游水库的蓄水问题。原来规划时，长江的主汛期是6月到9月，水库的蓄水一般定在9月底10月初，这时上游的来水量已经就比较小了，各省纷纷蓄水，越到下游，越蓄（水）不好。究竟哪些水库在什么时候蓄水比较合适，还在研究中。
《民生周刊》记者分别采访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水利、生态等领域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学科背景共同追问、探讨和反思。
灾害并非偶然
《民生周刊》：湖北省今年遭遇大旱，是偶然性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因素？
陈家宽：中国最不缺水的地方就是长江流域，但现在缺水了，而且缺水时间那么长，那就说明了气候的变化。原来的“千湖之省”，现在湖泊数量却减少了80％，我认为，长江流域如果不是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将来也会遇到。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如果将来气候变暖，降雨量会往北移，降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匀，会造成暴雨、干旱轮流交替。
王利民：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我们种的所有果子都要自己来尝。湖北是“千湖之省”，这是我们的历史。建国以后，长江中下游40％的湿地从版图上消失，湖北省却没有忧患意识，这里围一块，那里填一块。实际上，湖北的水量历史上是很丰沛的，但多数是过路水，是“客水”。
这次大旱，说明湖北过去没有善待“千湖之省”。自认为发展了经济，保障了民生，实际上是害了民生，把民生的未来，子孙后代的未来给葬送了。今天有旱灾，明天还会有洪灾来。
陈进：大旱是自然现象，旱灾是人为因素。旱灾跟湖泊减少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有很多湖泊，旱灾就不会这么严重。但问题是现在无法把已经消失的湖泊恢复，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对于严重大旱，即使在千湖之省，仍然会产生旱灾。因为水面蒸发比陆地蒸发大一倍以上，像洪湖水是很浅的，每年蒸发量就很大，即使不用水都会蒸发掉。如果不降水，就可能造成旱灾。
王井泉：统计分析认为，一定规模的洪水会发生，同样一定规模的旱灾也会发生，这可以说是必然事件。它总要发生，只不过时间长短不一定。这跟人类活动肯定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关系，以及影响程度还没研究透。
水利工程不是直接“凶手”
《民生周刊》：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旱是否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有关系？
王利民：毫无疑问，肯定有影响。作为生态保护工作者，我们更希望能够科学地规划，对这些大坝整体地进行管理。一座坝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微小的，但十座坝、一百座坝的影响，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叠加。
陈进：以我的观点，水利工程的兴建对抗旱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水库的作用就是调整来水在时间上的不平衡，以丰补歉，水多的时候蓄水，水少的时候泻水。一般冬季是补水期，夏季雨水充足，在夏末蓄水。以三峡水库为例，每年在9、10月份时候蓄水，来年1月、2月、3月、4月、5月放水。
三峡水库对于局部气候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不会影响全流域。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水利工程，为了自身利益有水不放。大水库抗旱时，都是由各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直接调度的，因此不可能不放水。所以，水利工程跟旱灾没有直接关系，它可以帮助缓解旱灾。
王井泉：大型水利工程对库区灾害有影响，对诱发小型地震也是有影响的，水库越大，影响就越大。对于天气形势，只会局部增大降雨，更不会引起大范围的干旱，这是肯定的。
利益壁垒制约流域管理
《民生周刊》：长江沿岸各省都在计划修建水利工程，目的之一是保证自身的用水需要。从水资源管理和调度的角度来说，长江全流域的管理机制是否存在突出问题？
陈家宽：这与国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我国有一个长江流域的协调委员会，叫做长江水利委员会，但地方政府也非常强势。
往往是一个流域涉及的省市越多越难管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中国的流域问题都非常严重，所以要发展我们的流域生态学。流域问题最关键的是水，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还有水市场的价格买卖。流域问题就是水资源的空间配置、水生态的健康、水环境的恢复以及水管理的科学。
王利民：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是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关注的一个新领域，叫做环境流。就是说，环境的水流要满足方方面面的需求，工业的、农业的、生产的、生态的。如果人为地截断水流，也就改变了它的时空分布、水量和水质，那么该得到水的地方就得不到水。兴建水利工程，就是典型地改变了水的时空分布，使工农业生产用水想要的时候得不到，不要时来了一大堆水。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葛洲坝和三峡，已经破坏了长江干流，现在又要把支流截断，我是极力反对这些事情的。长江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有动脉、有静脉、有毛细血管，现在却拼命把它弄断，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作怪。
陈进：以前长江流域以防洪为主，近一二十年来旱灾逐渐增多。过去，抗旱由地方政府负责，防洪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但近些年来，干旱在长江流域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也会出现。因此，如今长江防汛抗旱指挥部，加了“抗旱”两个字，还不到5年时间，就是为了协调各个地区之间的矛盾。
2005年，我们也做过（长江流域）全流域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哪里可能用水，出现紧急情况，到底需要多少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规划刚刚开始实施。分水，实际上是（各省之间）利益相互协调的过程。大家实际上争的是发展权，并不一定真正的缺水。当然，遇到严重干旱的时候，各地都缺水，这个时候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效益低的用水服从效益高的用水，保证人的基本用水，这个是原则问题。
目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具有行政职权，各部门、各地区的协商机制还不完善。我们正在搞一些约束措施，在各省建水文站，监测各地用水情况。
王井泉：长江流域的抢水问题还不突出。现在有显现的，是汛后上游水库的蓄水问题。原来规划时，长江的主汛期是6月到9月，水库的蓄水一般定在9月底10月初，这时上游的来水量已经就比较小了，各省纷纷蓄水，越到下游，越蓄（水）不好。究竟哪些水库在什么时候蓄水比较合适，还在研究中。